曹操经营邺城十几年,为何曹丕一登基就迁都洛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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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问古今兴废事,请君只看洛阳城。

今河南洛阳市境内,有两处古洛阳城遗址静静矗立,悄然记录着繁华过往。相较于隋唐洛阳城遗址的雍容华贵,汉魏洛阳城遗址却显得更加沧桑,充满历史的厚重感。白云苍狗,繁华易逝。这座始建于西周时的古城,曾在540余年的都城岁月中几经沉浮、屡遭损毁;所幸其生机不绝,并先后成为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和北魏等多个政权的首都。

其中一道“生机”,来自于三国时代的曹魏政权。昔董卓入京,废帝鸩后,又避关东联军之伐,于退守长安前纵火洛阳,“悉烧宫庙官府居家,二百里内无复孑遗”。千年古都,付之一炬;以致汉献帝东归后,也只能暂住在城西故中常侍赵忠宅。而洛阳宫之重建,便始于武帝曹操、成于文帝曹丕、兴于明帝曹叡。

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天子至许,“奉天子以令不臣”,借颍川之利经略河南。九年(204),曹操破冀州、拔魏郡,下邺城,逐渐将政治、军事重心转移至邺;至十八年(213),曹操“进公爵为魏王”,建魏王国,“始建魏社稷宗庙”。尽管如此,曹丕在取代汉祚后,仍将首都定在了洛阳。

兜兜转转十几年,洛阳再次胜出。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能让曹丕放弃经营十几年的邺城而再次选择它呢?

如何选择都城

说是“放弃”,倒也不妥。因为曹魏名义上的都城,共有五个。
案《三国志·文帝纪》:“(曹丕)改许县为许昌县。”裴松之注引《魏略》曰:“改长安、谯、许昌、邺、洛阳为五都……”可知曹魏五都分别为谯、许、邺、长安、洛阳。除首都洛阳外,其余四都可理解为“陪都”。
为什么要选择这五个地方?郦道元《水经注·浊漳水注》载:“魏因汉祚,复都洛阳,以谯为先人本国,许昌为汉之所居,长安为五京之遗迹,邺为王业之本基,故号五都。”长安不仅是西汉首都,还是挟制关中、陇右地区的军事重镇,战略意义可见一斑;只是谯县虽为曹氏祖地,却并无太大作用,当为曹魏迎合汉代颇为流行的五行学说而设。
与之相比,许、邺、洛阳三都曾做过曹魏政权的军事、政治中心,地位也相对更高。自汉献帝迁都至许,此地便是朝廷所在,曹操为汉司空,开府治事,谋取河南,仍需汉政府发出命令。对于这种情形,曹操并不满意:在割据势力林立的情况下,想要北定中原,当以邺城为根基。然而,北方大定后,邺城的条件又比不上洛阳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曾说:“每一个王朝的宅都,只能是根据当时的主要矛盾,选择比较有利的地点。首都的选定一般都反映了该时期总的形势,反过来,首都的位置也对此后历史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
曹魏政权从许到邺,再从邺迁往洛阳,正是为了应对不同形势;以此为前提,再综合经济、战略、地理、政治等多个因素,即可得出“最优解”。

从许都到邺城

曹魏政权的发展,离不开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建安元年(196),曹操迎奉天子都许。此前,许县为颍川治下,政治资源优越。故曹操令荀彧负责典举,招揽大批“汝颍奇士”为己所用。汉时,河南地区的发达地段当属洛阳一带;但也正因如此,它才会受到董卓荼毒,并成为乱世各路军阀争夺的焦点。许昌远离这种纷争,受破坏程度较轻,更有利于日后发展。
在“奉天子”当年,曹操还采纳枣祗、韩浩的建议,一边投入军队,一边又招募流民在许下屯田;同时又兴修水利,挖掘运河粮道。此举颇有成效,“其时岁则大收”,“得谷百万斛”。在击败袁绍后,曹操花费数年时间攻破冀州,拿下邺城,曹魏政权的第二个阶段,由此之始。
曹操将自己的霸府(从司空府到丞相府)转移到邺城,无疑是明智之举。一方面,随着曹操权势越来越大,其与汉献帝以及一干旧臣的矛盾逐渐不可调和,国舅董承曾以献帝“衣带诏”为由,联合刘备、种辑、王服等朝臣密谋诛曹,即为明证。另一方面,袁绍虽亡,袁氏余党尚在,仍掌控着不小力量,随时有可能反扑。再加上虎视眈眈的乌桓、鲜卑各部,曹操势必要花费更多时间,方能将其一一清扫。这正是曹操建安五年(200)击败袁绍,却在建安十三年(208)才荡平北方的主要原因之一。
当然,若无邺城为基,曹操花费的时间或许会更长。如前所述,邺城之所以会成为曹魏政权的奠基之地,根本原因在于:邺城在交通、地理、经济等方面都有突出优势,这就让曹操在征讨北方其他割据政权时占尽了先机。
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云:“夫邺倚太行,阻漳、滏,夏、商时固有都其地者。战国之世,赵用此以拒秦,秦亦由此以并赵。汉之末,袁绍不能有其险也,入于曹操,遂能雄长中原。”
太行山脉西麓地势险峻,为并州屏障,其东麓却地势平坦。邺城居于此,北经邯郸直达幽州首府,南渡黄河行至河内、东郡,毗邻青、兖、徐三州。陆路之外,邺城还与漳、洹、黄河等水系相连。曹操移居此地后,继续兴修水利、挖沟造渠,充分发掘了邺城的水陆交通网络,从而提高了钱粮、物资的运输效率。
邺城不仅是北方的交通枢纽,还被誉为“天下之重资”,经济条件不言而喻。有河北平原与诸水系加持,邺城自先秦时便以物产丰盈、人口稠密、储备雄厚著称。曹魏经学家卢毓(卢植之子)评曰:“东河以上,西河以来,南河以北,易水以南,膏壤千里,天地之所会,阴阳之所交,所谓神州也。”
冀州优渥的水土资源,让邺城得以快速发展;而邺城的发达,也进一步带动了冀州。及至汉末乱世,“冀州民人殷盛,兵粮优足”“带甲百万,谷支十年”。邺城的战略意义,可见一斑。尤其是在军阀混战、群雄割据时期,邺城凭借其四通八达的交通枢纽地位,更让其成为乱世中的必争之地。汉末袁绍据冀州时,其谋士沮授曾描绘出一副战略蓝图:
“虽黄巾猾乱,黑山跋扈,举军东向,则青州可定;还讨黑山,则张燕可灭;回众北首,则公孙必丧;震胁戎狄,则匈奴必从。横大河之北,合四州之地,收英雄之才,拥百万之众,迎大驾于西京,复宗庙于洛邑,号令天下,以讨未复,以此争锋,谁能敌之?”
可惜袁绍终究未能把握住优势,终为曹操所败。而后者在击败自己的头号大敌后,也曾举棋不定:接下来,是继续北上,一鼓作气解决掉袁氏余党?还是乘胜南下,讨伐荆州刘表与渐成气候的江东孙氏?
对于曹操的犹豫,荀彧力主前者:“愿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后修复旧京,南临荆州,责贡之不入,则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在其劝说之下,曹操“远交近攻”,对于北方的袁氏余党与刘表,予以数次打击;同时又册封孙策并与之联姻,试图暂时稳住江东孙氏。
曹操将日后的作战方略确定为“先北后南”后,便开始利用邺城的交通优势进行作战。历史上,曹操数次北征,皆是以邺城为中心。在进行战斗后,他又会立即返回邺城进行修养与补给,并为下一场战斗做好准备。
需要补充的是,曹操若继续坚持都许,将会面临着“汉臣反扑”与“运输不便”两大棘手难题。更为关键的是,许都还将受到来自荆州、江东的威胁。如官渡之战前夕,孙策“阴欲袭许”;刘备寄居荆州时,也曾劝说刘表偷袭许都。这些枭雄对许都虎视眈眈,不仅是因为其为天子所居之地,是名义上的“汉都”,也是因为其为曹操老巢,拥有出色的经济条件与交通优势。是以,曹操将大本营安置在邺城,便能有效提防南方势力的偷袭。而曹操身在邺城,也能兼顾到许;纵使其临时有变,他也能率军迅速赶赴战场。

尽管定都邺城好处良多,但曹丕登基后,仍将洛阳定为实际意义上的首都,此为曹魏政权发展的第三个阶段。乍一看,这似乎是曹丕的决定;实际上,曹操尚在人世时,就已经打算将军政中心逐渐转移回洛阳了。日本学者安田二郎也认为,定都洛阳是曹操的既定方针。
建安二十四年(219),曹操兵败汉中,“引军还长安”,十月“军还洛阳”,次年正月再次“至洛阳”,旋即“崩于洛阳”。裴松之注引《曹瞒传》曰:“王更修治北部尉廨,令过于旧。”又曰:“太祖自汉中至洛阳,起建始殿。”曹操年轻时曾任洛阳北部尉,他命人修缮自己昔日的办公地点,无可厚非;但其所修建始殿,却在日后成为曹丕、曹叡“朝群臣”之地,这就不是临时起意了。
据历史学者陈苏镇推测:“重要性仅次于建始殿的两座建筑(指崇华、嘉福二殿),应当也是曹操时着手或计划修建的。”崇华殿为文帝理政之地,犹如“办公室”,曹丕临终前在此任命司马懿、曹真、陈群为辅政大臣;至于嘉福殿,则为其寝宫。这几座重要宫殿皆出自曹操之手,足见他对洛阳宫重建计划的重视。
此外,汉中太守张鲁投降后,曹操曾将汉中数万户百姓迁至邺城、洛阳,亦能说明曹操晚年对洛阳的刻意经营。甚至可以说,曹操这些举措,正是“向世人透露要恢复洛阳作为全国政治中心的意向”。如此一来,曹丕践祚之后才会秉承其父遗志,定都洛阳,并继续向河南地区迁徙大量士家。
曹操、曹丕父子对都城的选择,彰显出曹魏政权战略重心的南移:北方大定后,邺城的作用相对降低;面对东吴与西蜀的联盟,曹丕定都洛阳,方能更快、更及时地应对吴蜀两国。这与曹操以邺城为王基之地的逻辑,是一致的。
洛阳既然能成为东汉首都,其在经济、地理、政治上的优越性,便毋庸赘言。我们更应当重视:曹丕迁都洛阳,于曹魏政权的发展有何益处?
一是更好地配合南下战略。诚然,邺城的交通优势突出,但曹丕要征讨东吴,它难免鞭长莫及,远不如洛阳乃至许昌方便。上文已述,位于江东的孙策曾“阴图袭许”,说明江东对许昌能形成一定威胁;反过来看,曹魏若从许昌或是洛阳出兵,也能快速集结军队,并利用周围漕运优势,对东吴形成有效打击。
换言之,许、洛同样能承担交通枢纽的地位,从而减轻物钱粮、物资在运输上的压力。历史上,曹丕数次征讨东吴,皆是以洛阳、许都为根据地。正因如此,曹丕代汉以后,被冷遇多年的许都反而有兴起趋势,它承担了一部分都城的军政职能。
二是曹魏出于正统观的宣扬。洛阳自古以来被视为“天下之中”,占据地理上的正统。见上文所引,沮授建议袁绍“复宗庙于洛邑”,荀彧主张“修复旧京”;以及诸葛亮北伐前所作《出师表》,亦是以“兴复汉室,还于旧都”为口号。可见在天下士人心中,洛阳的正统地位深入人心。
曹丕代汉,仍面临一些压力,所以他迁都至洛,并提升许昌(汉帝所居之地)的政治地位,都能有效宣扬其法统与地理上的双重正统。反观偏安一隅的吴蜀两国,因缺少地理上的正统,不得不大量遥领与虚封本国官员,以彰显其“不弃是土”的决心。
值得一提的是,洛阳在汉时本被称作“雒阳”或“雒邑”。汉以火德自居,故“洛”去“水”而加“隹”。至曹丕代汉,以土德自居,谓“土,水之牡也,水得土乃流,土得水而柔。故除‘隹’而加‘水’,变‘雒’为‘洛’”。以火生土,是为五德相生,意喻汉魏更替乃是和平禅让,二者为相生关系,方可证魏之正朔;然洛阳为“水”,水克火,有“灭火”之意,这竟又成为五德相胜了……
参考文献:

1、陈寿撰,裴松之注《三国志》,北京:中华书局,1982.7
2、顾祖禹:《读史方舆纪要》,北京:中华书局,2019.9
3、陶贤都:《魏晋南北朝霸府与霸府政治研究》,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7.3
4、田余庆:《秦汉魏晋史探微》,北京:中华书局,2011.6
5、谭其骧:《长水集续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9
6、朱子彦:《汉魏禅代与三国政治》,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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