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权已经拿下荆州,为何还要拼了血本进攻合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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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代,孙权数次率领“十万之众”作战,却往往“不克而还”与“夺命狂奔”,尤其是发生在建安二十年(215)的合肥之战,更成就了“张八百大破孙十万”这一经典名场面。
巧合的是,在孙权主导的六次合肥之战中,投入兵力有确切记载的另外两次合肥之战,同样都号称“十万”。这让我们对孙权军事感到怀疑,更不免生出几分好奇:合肥到底有啥“魅力”,会让屡战屡败的孙权一直对着它死磕?

欲求“全据长江”

江东国祚始于孙坚、兴于孙策、成于孙权,可谓“奋三世之余烈”。从孙策到孙权,正是孙氏家族的重要转型期——是仅限于割据一方,以“叛逆军阀”自居;还是先立足江东,“制荆、扬而奄交、广”,以图北上王兴之业?
毫无疑问,孙权选择了后者,但这并非是孙权重视合肥的理由。从江东政权不断调整的战略出发,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孙权主导的一系列“合肥之战”,目的和动机不是始终如一的;因此,这六次合肥之战也就不能一概而论。由此,不妨先下一个大胆结论:建安年间的孙权,或者说割据期的江东政权,对合肥没有“志在必得”之心。
再出色的船长,也需要一名能为他规划正确路径的“引航员”。亦如荀彧之于曹操、诸葛亮之于刘备。
那江东方面,有没有这样的人呢?不仅有,而且孙策、孙权兄弟俩人手一个。最早为孙氏提出切实可行战略的,正是与张昭并列为“江东二张”的张纮。当时,张纮以精通儒家经典闻名,又曾拒绝过大将军何进、太尉朱儁、司空荀爽的征召,可谓一时高士。孙策渡江之前,毕恭毕敬向其请教,终于得到了他的青睐。
据《三国志·孙策传》注引《吴历》记载:“今君绍先侯之轨,有骁武之名,若投丹杨,收兵吴会,则荆、扬可一,雠敌可报。”彼时,扬州丹阳(杨)郡是著名的“精兵之地”,曹操、刘备皆曾来此募兵。方诗铭先生则认为:丹阳人陶谦一个外来户,在得罪本地大族的情况下,仍能保持其统治地位,其从家乡招募的丹阳精兵发挥了重要作用。张纮建议孙策以丹阳为军事重地,而后转战人才辈出的吴郡、会稽二郡,便能以此为基,解决宿敌(指盘踞在江夏郡的黄祖),进图荆、扬。
事实证明,自孙氏割据江东之始,到孙权称帝建国,确如张纮所言,长期以丹阳、吴会为基。君不见,东吴执政军方的巨头,前期如徐琨、吴景,后期如吕范、诸葛恪等人,皆曾出任过丹阳郡太守。而吴郡四姓(顾、陆、朱、张)与会稽四姓(虞、魏、孔、谢)等江东大族,则又支撑起了东吴政权的文官体系,是其完成“江东化”的必要保障。由此可见,孙权延续了兄长孙策的未竟之业,以张纮提出的“东据吴会”之策,作为其割据早期的主要发展战略。
只可惜,张纮并未明确指出如何才能“荆、扬州可一”。所以,孙权在建安十三年(208)时击败黄祖后,张氏构想便暂时告一段落了。而鲁肃此前提出的“榻上策”,却完美续接上了“东据吴会”。参见《三国志·鲁肃传》:
为将军计,惟有鼎足江东,以观天下之衅。规模如此,亦自无嫌。何者?北方诚多务也。因其多务,剿除黄祖,进伐刘表,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然后建号帝王以图天下,此高帝之业也。
这便是鲁肃提出的“全据长江”战略,也是孙权在建安年间的主要行动方向。其核心之处在两点:首先,趁着北方战乱不休,灭黄祖、伐刘表、夺荆州,完成“鼎足江东”的第一步;其次要逐渐西进,拿下荆州、扬州、益州,“竟长江所极”,与北方“二分天下”。待时机有变,方可挥师北上,以图帝业。鲁肃提出的构想,退可偏安自守,进可一窥帝业,堪称真知灼见;百十年后,南北朝划江而治的政治格局,亦可证其先见之明。
正因如此,周瑜、吕蒙、甘宁等骨干将领,皆曾提出过“西进计划”。而在此之前,打下荆州,控制江陵、襄阳等重镇,即是孙权等人的首要目标。
建安十三年(208)末,孙权、刘备达成联盟,与曹操大战于赤壁、乌林一带。在周瑜、黄盖的“苦肉计”下,曹操大败而回,只好留下曹仁、乐进分别镇守江陵、襄阳两大军事重镇。紧接着,周瑜直攻江陵,又令甘宁进取夷陵;与此同时,刘备也开始略定江南四郡。在此情形之下,孙权第一次向合肥发起的进攻,显然是为了分担周瑜等人的压力。
换言之,孙权对合肥没有志在必得之意;他此次出兵,主要是策应周瑜的军事行动,若能顺道“打打秋风”,甚至拿下合肥,自然再好不过。但在蒋济的蒙骗下,孙权却误以为曹操将派四万大军到来。彼时,孙权虽号称“十万”,但他不可能直接“梭哈”出动全军;加之周瑜也分走了一到三万人,可知孙权在面对曹魏“四万援军”时,自忖其麾下实际兵马在数量上不占绝对优势、甚至尤有劣势,这才会匆匆离去。但他却没想到,这次的机会,才是最难得的。

转而“进图淮南”

赤壁之战期间,虽然刘备集团曾加入其中,但江东仍一直以“西进”为目标。“鹰派”周瑜对刘备的“枭雄之姿”颇为忌惮,也未把“取蜀,并张鲁,联马超”的机会让给他。怎奈天意弄人,周瑜经过赤壁、江陵两场大战,又身受箭伤,未能痊愈,致使其最终倒在了“西进”途中。
周公瑾去世后,主持孙刘联盟的“鸽派”鲁肃上位,并同意孙权出借南郡给刘备。凭借这个机会,刘备得以立足荆州。期间,孙权仍有意继续“西进”,但刘备却采取荆州主薄殷观之计,云“新据诸郡,未可兴动”,导致孙权“不敢越(刘备)而独取蜀”。至刘备入蜀,孙权这才回过神来,不由怒骂道:“猾虏,乃敢挟诈如此!”可骂归骂,孙权也知道,“西进计划”因刘备的“横插一杠”,变得不再现实。
随着刘备在荆南、西蜀的坐大,孙权也只能被迫调整“先西后北”的战略,并尝试攻略淮南地区。如建安十九年(214)时,孙权便带着吕蒙、甘宁二小弟进攻皖城,打了一波秋风,还借此控制了江淮南部。次年,刘备成功打下益州,孙权见状,便要求刘备归还荆州;后者本不欲归还,但碍于曹操已定汉中,担心腹背受敌,故不得不与孙权瓜分荆州:“江夏、长沙、桂阳东属,南郡、零陵、武陵西属。”
在荆州之争暂时落下帷幕后,孙权立即拥兵十万,包围合肥。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建安十七年(212)时,曹操便迁徙了淮南的大批民众。在皖城也被孙权拿下后,江淮地区便成了“无人地带”,可见孙权攻合肥,无法获取到大量的人口、经济资源。
是以,孙权在建安二十年(215)二征合肥,必然是奔着其发达的交通枢纽地位而来的。《水经注》云:“盖夏水暴长,施合于肥,故曰合肥。”淮水以南有施、肥(淝)二水,孙权若沿江北上,需经由濡须水先抵达巢湖,而后通过施水、淝水进入淮水,方才能经略淮南地区。在此过程中,合肥是当之无愧的水陆要冲之地。诚如顾祖禹所言:“自大江而北出,得合肥,则可以西问申、蔡,北向徐、寿,而争胜于中原;中原得合肥,则扼江南之吭而拊其背矣。”
早在西汉时,这里便是南来北往的商业聚集之地。及至汉末,南北争雄,位于施、肥交会处的合肥与濡须水入江的濡须口,自然成了南下北上的最优选择。因此,孙权欲夺合肥,而曹操、曹丕父子则多次对濡须口用兵。
这次出征,本是孙权暂时放弃西进计划,对进图淮南的一次尝试。但他没想到,因自身指挥失误加之疫病等客观因素,反倒让张辽“威震逍遥津”。在“张八百大破孙十万”后,他便有了“能止小儿夜啼”的威名。此役过后,孙权大为惊骇,对合肥的攻略计划暂时搁浅,转而将目标重新放到了荆州上。
至建安二十四年(219),关羽围困襄、樊,斩庞德、擒于禁。如此锋芒,让孙权大为忌惮,所谓“欲固东南者,必争江汉;欲窥中原者,必得淮泗。有江汉而无淮泗,国必弱;有淮泗而无江汉之上游,国必危”。荆州上游被蜀汉握在手中,于江东“百害而无一利”,加上关羽这么一位强权人物的存在,让孙权不得不背弃联盟,选择与曹操合作。
是年,孙权佯攻合肥(见《三国志·温恢传》),迷惑关羽;而吕蒙、虞翻却趁机袭取了南郡、公安、零陵三郡。力争上游之后,江东想要北上,便拥有了襄阳与合肥两个选择。奇怪的是,孙权付出了这么大代价,但他此后的北上方向,也多以合肥(期间孙权又曾三次进攻合肥,皆“不克”而还)为主,偶尔攻略六安,而非从襄阳北上,“直取宛、洛”,这又是为什么呢?
汉晋时,南北间的大规模战争多用水路,所谓“一船之载当中国数十两车”,其对兵员、粮草的运输效率得到水、风等自然力加持,运输效率自然会大大提高,故而当时单纯使用陆路交通的情况较少。以此而论,可通航的南北水路大致有三:一是淮东中渎水道,自荆湖、射阳湖入广陵;二是从夏口溯汉水而上,直达襄、樊;三即兵出濡须口,而后逆江北上,从巢湖、施水、肥水网络进入淮南。
这其中,淮东中渎水道深受降雨量影响,无法保证随时得通;且以关键地段位于江北,东吴无法派人疏通,故淮东一线当首先排除。其次,以襄阳为目标,虽然有利于江东水师能更好发挥出其优势,却不是最优选择。一方面,襄樊之后多为山川平原,如此地势,有利于曹魏铁骑驰骋,而不利于江东水师横行;另一方面,关羽的“前车之鉴”,让孙权意识到:就算江东能拿下襄樊,也要面临曹魏集中河南一带的兵力进行反扑。如此一来,孙权便需要固守襄阳、江陵、西陵三地,方能同时兼顾到江北、江西两侧防御。
相较而言,进图淮南不仅有利于东吴水师能快速抵达前线,减少运输压力,还能让孙权尽可能减少分散兵力的威胁。倘若夺取淮南,以守淮代替守江,便能保障长江下游安稳无虞,进而避免首都建业被曹魏“偷家”。其次,孙权后来发起的三次合肥之战,皆在其正式建国称帝以后。彼时,吴蜀已重修于好,共誓击曹。孙权进攻合肥,也能呼应诸葛亮面向祁山的北伐;曹魏两线作战,便不能集中力量收拾东吴。而且,碍于诸葛亮的威胁更大,蜀汉遭遇的阻力将会更大,这无形中减少了孙权的“对线”压力。

被迫“限江自保”

话虽如此,孙权仍未能在合肥之战中取得胜利。彼时,三足鼎立的格局已经非常稳固,故孙权将“进图淮南”当作下一步战略,对合肥是在必得。可他称帝以来,虽然曾先后在黄龙二年(230)、嘉禾二年(233)与嘉禾二年(234)三次出征合肥,但最终还是无功而返。看来,孙权的军事指挥能力的确有些“蹩脚”,属于典型的“人菜瘾还大”。
正如孙策所说:“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陈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诚然,孙权善于用人,长于防守,即便他面对的是当世英雄曹操、刘备,也能安保江东无虞,以至于曹操、辛弃疾赞叹道:“生子当如孙仲谋。”
只可惜,孙权从防御方转为进攻者的过程中,仍采取了相对保守的战术思想。君不见,孙权数次进攻合肥,大多围而不攻,缺少“赌一把”的勇气。他虽号称“十万”,但也经常是“虚张声势”。所以,心里门清的孙权便没有多少底气强攻合肥。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江东虽少受战火侵袭,但人口基数毕竟远不如中原,能拿出“十万”已殊为不易。在军队数量处于劣势的情况下,孙权每次进攻,势必要抽取江防部队,这就让他更加谨慎,不愿在战斗中付出较大代价。在他看来,曹魏耗得起,江东却耗不起。进攻合肥若能胜出,自是极好;可万一强攻合肥仍无法取胜,导致江防部队损失惨重,这就会危及江东存亡了。
正因如此,后世史家如司马光、胡三省等人皆以为孙权无进取之心。如《资治通鉴·汉纪五十五》中记载:“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此王业也。”对比上文张纮所言,此处将“建号帝王以图天下”一句删除,改“高帝之业”为“王业”,可见在司马光眼中,孙权是没有争霸之心的。胡三省亦云:“(孙权)非如孔明真有用蜀以争天下之心也。”然而,从江东“全据长江”到“进图淮南”的战略看,孙权早年确有进取北方之志;但碍于形势与诸多因素制约,加之进攻合肥接连受挫,他这才放弃自己的雄心,转而“限江自保”。那么,除了孙权自身的能力外,阻碍其“上进”的因素还有哪些呢? 
01

难克“合肥防务”

作为江淮地区的战略枢纽,合肥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曹魏也不可能不重视它。如魏明帝曹叡所言:“先帝(曹丕)东置合肥,南守襄阳,西固祁山,贼来辄破於三城之下者,地有所必争也。”
早在建安初年,扬州刺史刘馥便注意到了合肥的战略意义。其在任期间,“恩化大行,百姓乐其政,流民越江山而归者以万数。於是聚诸生,立学校,广屯田,兴治芍陂及茄陂、七门、吴塘诸堨以溉稻田,官民有畜。又高为城垒,多积木石,编作草苫数千万枚,益贮鱼膏数千斛,为战守备”。宋杰先生便认为:刘馥积聚的经济、军事力量为后来合肥以及淮南的固守奠定了基础。
刘馥去世后,孙权于建安十三年、建安二十年两次进攻合肥,暴露了这个扬州新治所守备不足的问题。于是,在张辽“威震逍遥津”后,曹操大壮之,“乃增辽兵”,令其继续镇守合肥。至建安二十二年(217年),曹操攻孙权,不克而还”,在意识到江东在濡须口的战略部署后,曹操察觉到孙权对淮南的进图之心,遂再次增兵合肥,令夏侯惇、张辽率二十六军屯于居巢,严防江东进攻。此后,历经曹氏三祖(曹操、曹丕、曹叡)时代,淮南地区始终是魏吴两国的主要战场,以至于曹魏对合肥屡次增兵。其严密的防务措施,使孙权“进图淮南”的计划屡屡受挫。
当然,以江东政权自身角度出发,它想要攻取合肥,也面临很多难题。这其中,兵种克制与派系斗争两大难题,是孙权没法妥善解决的。
02

丧失“兵种优势”

江东拥有发达的造船业,掌握了不少“黑科技”,加之东吴健儿多善水性,从而造就了强大一时的东吴水师。可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江东水师固然强大,但也深受地形影响。合肥虽为水陆交通之干道,城池却在陆地上。这便意味着,孙权想要进攻合肥,便必须要上岸。而上了岸,又免不了被曹魏骑兵“吊打”。尤其是在满宠营建合肥新城后,孙权想要再攻城略地,便需要被动拉长战线,深入陆地与曹魏军队作战。在丧失了“兵种优势”后,江东军队显然非常非常吃亏。孙权在第二次合肥之战的失利,便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张辽首次以八百死士进攻孙权时,确为步兵;但随着张辽“冲营”成功,剩余的数千合肥守军也曾掩杀而出。按《三国志·甘宁传》:“张辽觇望知之,即将步骑奄至。”可见,张辽在逍遥津之战中大破孙权,在一定程度上仰仗了骑兵之势。须知,张辽是并州军阀出身,与吕布同为出色的骑兵统帅。曹操北征乌桓期间,张辽便曾带领曹纯及虎豹骑,成功袭杀了乌桓首领蹋顿。
李硕先生认为:卫青、霍去病在率领骑兵出征匈奴时,沿袭了中原步兵、车兵交锋之时横冲直撞的思路,常带领骑兵直冲敌军大营。这种骑兵战术的变革,对汉末骑兵的运用的产生了 深远影响。如公孙瓒、孙策在征讨羌人、黄巾军时,亦曾身先士卒,纵马驰奔。因此,跟随孙策、孙坚父子俩的淮泗武将,也大多擅长指挥骑兵。如程普“驱马疾呼,以矛突贼”,韩当“便弓马,有膂力”,包括后起之秀丁奉,也曾“跨马持矛,斩首数百”。既然如此,孙权为何就不能组建起一支骑兵呢?
从客观角度看,江南地区不仅不产马,还多丘陵水泽,不利于训练骑兵。尽管孙权曾努力与曹魏、蜀汉、辽东进行贸易,以期获得战马,但无论是维持稳定的战马输入渠道,还是供养骑兵训练所需花费,都不如多造几条大船来得实在。当然,若从主观原因考虑,孙权就算能训练出一支骑兵,其最大受益人也会是淮泗武将,而非是掌控了江东当地多数资源的世家大族。事实证明,对于孙权进取北方之志,以陆逊为首的江东大族,常常表现出消极甚至是反对。
03

进击的“江东化”

孙氏一族割据江东相对较早,称帝却是最晚,其遭遇的阻力可想而知。孙权少年登位,即面临三大难题,一是“深险之地犹未尽从”,二是“而天下英豪布在州郡”,三是“宾旅寄寓之士以安危去就为意,未有君臣之固”。不堪徭役的山越渠帅、世代经营的大族豪右、避难扬土的寄寓士人,都对孙氏立足江东产生了深远影响。
山越虽活跃在险地,却与江东大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甚至可以说,大部分山民是受地方大族掌控的。至于外来的寄寓之士,虽拥有一定名气,但根基不在江东,无法对左右江东时局时。因此,孙权想要立足江东,便需要放下成见,与地方大族打好关系。而随着孙氏与江东大族合作的加深,其称帝建国的道路才会愈发舒畅,故田余庆先生将其形容为“孙吴政权的江东化”。唐长孺先生则认为:孙吴的建国乃是以孙氏为首的若干宗族对于另外各个宗族集团即宗部的胜利。
问题的关键是,富春孙氏同谯县曹氏一般,为“寒门地主”出身,很难真正融入到世家大族当中。这也是为什么孙坚出身吴郡,麾下却多江西人氏的主要原因。在转战中原途中,孙坚以“淮、泗精兵”为发家资本,后历经孙策、孙权兄弟俩,淮泗旧将虽损失大半,但新加入的寄寓之士因为政治立场偏向于淮泗武将,故而也被归属到淮泗集团之中。孙权掌权后,以宗室、淮泗集团为臂助,并在朱治、张昭等人的斡旋下,与江东大族展开合作。
尽管如此,淮泗集团仍想要“进图淮南”。他们是外来户,与其与江东大族争权夺利,平白增添内耗;不如着眼于全局,打下一块属于他们自己的根据地。孙权早年颇有进取之志,所以就政治目标而言,他更倾向于淮泗集团。然而,对于风险较高的北伐,江东大族却充满消极态度,他们力图自保,不愿平白消耗实力。故而孙权主导的六次合肥之战中,辅助其参战的主要人员,要么是宗室,要么就是淮泗集团。但江东意志无法凝聚,执行力自然会受到严重影响,这同样是孙权屡征合肥而不克的一个重要原因。
彼时,孙吴实力虽然在逐步增长,但政治权利却逐渐下移到江东大族手中,这进一步导致对外扩势头减弱。朱桓曾提出“进取寿春,隔有淮南,以规许、洛”的战略构想,但陆逊却表示反对。作为江东之主,孙权虽暂时呈现出妥协态度,但他仍不满足于现状,并尝试继续对淮南用兵。怎奈淮泗武将早已凋零大半,随着吕蒙、甘宁等人的去世,无人能当大任。
在多次尝试未果后,孙权只好将目标转移到国内。不曾想到,颇受江东大族尊崇的太子孙登竟然在而立之年暴毙。苦心培养的继承人去世,孙权大受打击;念及其余诸子远不及孙登之名望,孙权只好采取“非常规”手段扼制江东大族的发展。在“暨艳案”“吕壹案”后,孙权又一手掀起了“南鲁党争”。围绕着鲁王孙霸与新太子孙和的夺嫡之争,淮泗集团与江东大族之间的“荆扬之争”也愈演愈烈。在孙权的刻意而为下,这一出闹剧最终以陆逊忧愤而死、江东大族遭受重创为宣告结束。
04

最后的“孙十万”

及至赤乌十三年(250),伴随着太子孙和被废、鲁王孙霸见诛,南鲁党争终于落下了帷幕。经过数年内耗的东吴,国力大损;是年十一月,“孙十万”再次面世,但这一次,他没有再“进图淮南”。据《三国志·吴主传》记载:“(孙权) 遣军十万,作堂邑涂塘以淹北道。”
彼时,年事已高的孙权面北而立,良久之后,不由长叹一声,命十万大军淹没了魏军南下的交通要道。诚如胡三省所言:“淹北道以绝魏兵之窥建业,吴主老矣,良将多死,为自保之规摹而已!”英雄迟暮,竟以“限江自保”为良策,何其无奈?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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