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在何方:自强的出路是武装(2)

 

  而灵帝一朝发生的三件事,则代表了臣权自强的新动向:
  第一件事发生在灵帝建宁元年(168)。这一年灵帝刚刚登上皇位,外戚大将军窦武、太傅陈蕃谋议清除宦官。在此次事件中有两点需有所明了:
  第一点是窦、陈合作的基础。扶风窦氏是东汉着名的权贵之家,与皇室亲密无间,不是皇家的公主下嫁到窦府为媳,就是窦家的女儿入宫做了皇后。东汉外戚专权的“祸首”就是窦武的长辈窦宪。而窦武的女儿又是桓帝的皇后,灵帝自外藩继统,窦皇后成了窦太后,窦武做了大将军,俨然又会走上太后临朝、外戚专政的老路子。陈蕃这样的一代名公怎么会与外戚合作?
  但窦、陈二人确有合作的基础。拿窦武来说,他是一个有着双重身份的人。一重身份是外戚,这毋庸置疑。另一重身份是士人,他在经学上有造诣,有过传道解惑的经历,并且还是着名的党人领袖,与陈蕃齐名,位列“三君”之首。在第一次党锢之祸发生后,窦武以其特殊的身份,挺身而出,官可以不当,侯爷也可以不做,为的就是保全党人的性命。这样的外戚,能不被士大夫接受,视为知己吗?恐怕接受还是比较中性的字眼,窦武理应受到士大夫的爱戴才是。
  再就陈蕃而言,陈蕃有恩于窦家。桓帝立后的时候,中意者是田贵人,而陈蕃表示反对,在他的一再坚持下,才最终选定了窦武的女儿。
  第二点,控制机要中枢与军队。窦、陈决议清除宦官,随即进行了一次人事安排,史书中记载:“(窦)武于是引同志尹勋为尚书令,刘瑜为侍中,冯述为屯骑校尉。”(《后汉书》卷六九《窦宪传》)
  尹勋,党人名士,名列“八顾”,因在扶立桓帝亲政中建功封侯,不罹第一次党锢之难;刘瑜,汉室宗亲,经学之士,娴于图谶之术,晓天文历算,对于宦官专权明确表示过不满;冯述,事迹不详。尚书令,是尚书台的长官,尚书台在东汉政治中的地位与作用,前已言明,尹勋为尚书令,无非就是要通过控制尚书台,在政令的制定上为窦武、陈蕃打击宦官提供方便;侍中,比起尚书,与天子更近一层,从制度规定上讲,他大概可以和天子朝夕相处,后来因为发生过侍中的袭君事件,侍中似乎是被剥夺了侍从天子左右的特权,要在省外听命了。但是,这还要因人而异,像外戚、皇室成员,挂侍中衔,还是可以随时出入禁中,窦武子窦机、窦武侄窦靖早于刘瑜做了侍中,三位窦武、陈蕃的贴心人,以职务之便,时时向天子和太后陈说清除宦官的必要性,应该是情理中的事情;屯骑校尉,是北军将领之一。北军是东汉的中央军,由五营组成,分属屯骑校尉、越骑校尉、步兵校尉、长水校尉、射声校尉,承担京师卫戍。窦武曾经担任过越骑校尉,对京师武备应有相当的了解。在冯述出任屯骑校尉之前,窦武的侄子窦绍就任步兵校尉,则北军五营中至少有两营要听命于窦武,由此看来,窦、陈谋议中可能已经有了必要时动用武装来解决问题的方案。
  窦、陈合作基础牢固,安排不能说不缜密,最终却没有战胜宦官,究其原因:
  一是在行动中过于拘泥,事事要向太后请示汇报,拘捕宦官后还要经过一套司法程序,让他们认罪伏法,还是想走理性行政的老路。此点连陈蕃也有所认识,他就曾经向窦武说,要诛灭宦官,不必遵循常规。况且,太后并不赞成把斗争的矛头指向整个宦官群体,做到“诛其有罪”,适可而止。从而使得宦官在处境危急之际,得以率先发难。
  二是北军失控。窦武在得知宦官发难之后,马上来到窦绍的步兵营,进而寻求整个北军的支持,转而对宦官展开反攻。当时,宦官纠集起来的武装主要来自宫内的卫士。而窦武对宫内卫士的掌控,虽然此前也有所顾及,譬如窦靖监羽林左骑,但恐怕还是准备不足。宫内虎贲、羽林仍旧掌握在宦官曹节手中。并且,宦官在突发事件中所表现出的操控能力,却为窦武所不及。宦官谙熟皇权的使用,既已起事,首先便是拉天子入伙,进而质押尚书,发布诏书,令周靖、张奂接管北军。北军作为窦武扭转局势的最后希望,却因为素来就对宦官有畏惧之心而最终倒戈,窦武被杀。陈蕃虽然也把自己的属吏和学生武装起来,但区区八十余人,怎能成事?陈蕃受辱而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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