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控:董卓的自我解放(3)

 

  但种劭并没有阻止住董卓的进军步伐,董卓进入了河南境内,何进已经失去了对董卓的控制。其间有一个董卓上书的问题值得深思,而史书记载则较为混乱:
  1《三国志》卷六《董卓传》说:“进乃召卓使将兵诣京师,并密令上书。”
  2《后汉纪》卷二五“中平六年秋七月条”:“董卓到渑池上书。”
  3《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卓得召,即时就道,并上书。”
  以上三种史书所记载的上书内容又与《三国志》卷六《董卓传》注引《典略》中的内容大有出入,《资治通鉴》和清人严可均所辑《全后汉文》则把它们混为一谈,实不知董卓在进京途中有两次上书,一次是在渑池(今河南省渑池县西),一次是在新安(今河南省渑池县东)。而“上书”则是解决董卓失控问题的关键。
  首先,“密令”上书系渑池上书,即《三国志》卷六《董卓传》和《后汉书》卷七二《董卓传》所录内容,与何进无关。这是因为:渑池上书的内容,突出了以张让为代表的宦官扰乱政治是董卓进京的条件,张让等宦官与何进之间没有利害冲突,反而对何家有恩。处于犹疑之际的何进,不会指使董卓在上书中把张让定为十恶不赦的罪人,将张让树为自己的仇敌。另外,种劭持诏却兵,与董卓会晤的地点就是渑池,如果何进“密令”董卓上书的话,则与却兵相抵触了。而张让等却是党锢之祸的制造者,与士人势同水火,不能两立,“密令”想必与袁绍有关。为防何进变计,在种劭出京的同时,袁绍也派人密令董卓上书,将国家大义搬出来,化解却兵诏书,这可是一招妙棋。
  其次,董卓在置种劭宣诏止兵于不顾后,在进军途中,再次上书,这是新安上书,即《典略》所记载的内容。董卓在新安上书中是这样写的:
  臣认为天下之所以会出现大逆不道的人,原因就在于黄门常侍张让等人侮慢天常,篡夺王命,他们父子兄弟霸据州郡,凭借一纸文字就可以获得千金的利益,京师附近数百万的肥沃良田都被他们霸占去了。这一切使得怨气充塞,动乱不绝。我前一次奉诏讨伐於扶罗(按:董卓就任并州牧的使命之一就是讨伐於扶罗。於扶罗,南匈奴单于,活动在河内、河东一带)的时候,将士们又饥又乏,不愿意渡河作战,都要求先进京杀阉宦,为民除害,向朝廷讨要军饷。臣加以安抚,军队已经行进到新安。常言道:扬汤止沸,不如灭火去薪;溃痈虽痛,胜于养肉;及溺呼船,悔之无及。
  董卓虽然仍旧把阉宦作为讨伐的对象,但他却只字未提士大夫或何进的意愿,而是把手下将士摆在最为显要的位置,是有了他们的请求,才会有董卓的进京。在这种因果条件下,使得董卓在对待这场以清除宦官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中,既不依附于士大夫,也不听命于何进,而是重新创造了一个新群体——凶猛的武人,并使其负有了政治使命。董卓撰写的不同于“密令”的上书,无疑就是他政治独立的宣言书。有了它,董卓就可以摆脱一切束缚,为那崇高的“道义”而战。董卓就此解放了他自己。他不必再去理会什么却兵的诏书,催动着三千亲兵继续东进,急切地赶往洛阳。
  此前董卓两次上书拒命,对却兵诏书置若罔闻,渑池上书,直至新安上书,皇权在董卓那里没有了威严,他可以随意加以否定或更改,之所以如此,余英时先生提出的“边境中国人蛮夷化”、“凉州和汉代中国的主要的知识和文化传统可能已没有联系”([英]崔瑞德、鲁惟一编,杨品泉等译《剑桥中国秦汉史》第六章《汉朝的对外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第467、468页),似可对这位“少好侠,尝游羌中,尽与诸豪帅相结”(《三国志》卷六《董卓传》)的边地武人行为加以诠释:“蛮夷化”的董卓、缺乏对中国文化传统认同的董卓、出身行伍的董卓,不会像那些从小就读书诵经的士人那样,服膺纲常名教,其与皇权的对抗,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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