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权继业与孙氏政权的巩固

 

  建安五年(200年),孙策临死时,令长弟孙权作自己的继承人,嘱托张昭等曰:“中国方乱,夫以吴、越之众,三江之固,足以观成败,公等善相吾弟。”呼权,佩以印绶,谓曰:“举江东之众,决机于两阵之间,与天下争衡,卿不如我;举贤任能,各尽其心,以保江东,我不如卿。”
  这时,东吴的情况是怎样的呢?当时虽已有会稽、吴、丹杨、豫章、庐陵五郡及江北庐江郡一部分,可是山区居民还多受强宗豪帅的控制,不接受孙氏政权的征调,而土着豪杰及因逃避兵祸而渡江南下的士大夫也都在观望形势,以自己的安危利害决定动向。他们和孙氏政权并没有建立牢固的君臣关系。正因为这样,孙策刚死,原为孙策所表用的庐江太守李术就“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既多有“亡叛”,说明当时逃离孙氏政权的民丁并不在少数。本来已经和周瑜过江准备投靠孙策的鲁肃,这时也有北还的意图。甚至连孙权的从兄孙辅也“恐权不能保守江东”,背地里“遣人■书呼曹公”。孙权另一从兄孙暠更野心勃勃,想趁机夺取会稽,幸赖会稽郡吏民保城固守,使孙暠未能得逞。凡此,都说明怎样安定人心和巩固政权是孙权的首要任务。好在这时孙权年已十九岁,他虽不及孙策那样英武善战,但也已有一定的军事和行政经验。当建安元年孙策刚平定江东各郡时,权年十五,已经做过羡阳县县长,继为行奉义校尉,跟随孙策征战,表现了一定的才能和识见。张昭、周瑜等认为孙权“可与共成大业,故委心而服事焉”。孙权统事以后,首先要做的就是以下各事:
  (1)招延人才,团结部属
  除了重用原来孙策时的文武要员张昭、张纮、周瑜、吕范、董袭、程普、朱治、太史慈等外,还“招延俊秀,聘求名士”。渡江南下的士人如鲁肃、诸葛瑾、步骘、严畯等都受到亲待,给以重任。武将如从荆州投奔过来的甘宁,经过周瑜、吕蒙推荐,权甚为器重,待之如同旧臣。对年轻能干的吴人陆逊,也招致到幕府任职,“以兄策女配逊,数访世务”。经过亲自考察和谈话,孙权还赏识了吴县县丞广陵人吕岱,逐步予以重用。这样,六、七年间,做到了“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从而使孙氏在江东的统治稳定下来。
  (2)镇抚山越,讨不从命
  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很早就有百越与汉族人民共同居住。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修筑了从咸阳直接通往会稽的驰道,并谪发内地罪人至江南,加强了南北联系和民族融合。汉武帝几次将东瓯、东越的人民迁徙到江淮之间。随着秦汉四百年中央集权的加强和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汉越人民之间的民族界限也越来越淡薄。许多沿江和平原地区的人民已基本消除了民族隔阂。孙氏在江东建立政权后,为了与强大的曹操等势力抗争,更加紧对广大山区汉越人民的镇抚。当孙策进入曲阿,驱逐刘繇时,已有军队数万人。他对周瑜说:“吾以此众取吴会,平山越已足,卿还镇丹杨”。说明孙策要彻底平定吴、会二郡,就必须令二郡山区越民纳入其统治之下。孙策死时,因“恐邻县山民或有奸变”,吴郡各县县长甚至不敢离开县城给孙策送葬。因此,孙权统事之初,就“分部诸将,镇抚山越”。建安八年(203年),孙权“使吕范平鄱阳,程普讨乐安,太史慈领海昏,韩当、周泰、吕蒙等为剧县(山越反抗剧烈之县)令长”,分别镇压山越。另外,会稽南部都尉贺齐也平定了建安(今福建建瓯)、汉兴(今福建浦城)、南平(今福建南平市)的反抗,禽获山中名帅洪明等五人,料出兵万人。以后仍不断对山越用兵,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但毕竟从山民中榨取了一定数量的兵员和物资,从而增强了孙氏政权的力量。
  除了山越以外,孙权也镇压了其他的反抗势力。如上述庐江太守李术,原为孙策所表用,孙策死后,术“不肯事权,而多纳其亡叛”,权命术送回叛者,术回答说:“有德见归,无德见叛,不应复还。”权进军攻术于皖城,枭术首,徙其部属三万余人。又建安九年(204年),权弟丹杨太守孙翊为郡都督妫览、郡丞戴员杀死,妫览欲逼取翊妻徐氏。徐氏与翊亲信旧将孙高、傅婴共设谋杀览、员。权闻讯,从椒丘(今江西南昌市)赶到丹杨,族诛览、员余党。
  (3)三征江夏,斩杀黄祖
  荆州居吴上游,孙吴早就图谋攻取荆州。江夏守将黄祖曾射杀孙坚,更成为被孙氏讨伐的借口。建安八年(203年),孙权又攻黄祖,正胜利进军之际,“而山寇复动”,因之孙权不得不回军镇压山越。建安十二年(207年),权再次“西征黄祖,虏其人民而还”。次年春,权第三次出击黄祖。祖水军横置两蒙冲,挟守沔口(即夏口),蒙冲上有千人,以弩交射,飞矢雨下。权前锋董袭、凌统各率敢死士百人,人被两铠,乘大船,突入蒙冲内。董袭用刀切断两绁,蒙冲乃漂流。权军遂得前进,吕蒙在前亲枭黄祖手下水军都督陈就之首。于是将士乘胜,水陆并进,遂屠其城,祖逃走,被追及斩首,虏获男女数万口。
  经过以上各种措施,孙权在江东的统治得到了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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