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士家制的建立

 

  士家,指世代当兵之家,士家一般集中居住,另立户籍,不与民户混杂。曹魏所以推行士家制,首先是为了保持兵源;同时也有向割据势力争夺劳动力的性质。至少从春秋时起,国君已向出征将帅征取质任。汉魏之际,群雄棊跱,不仅将校轻于去就,士兵亦多窃逃,为了保持固定的兵源和榨取更多的劳动力,曹魏推行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士家制。唯曹魏士家制,既无明白的成文条款规定,史书亦乏正面阐述,故后人研究,多有疑难,今只根据有限资料,缕述其梗概。
  曹操初起兵时,力单势薄,所招合的兵士,常因饥饿而叛逃。及操领兖州牧,势力始为之一振,又因陈宫叛迎吕布,一度濒临危殆。只有到消灭吕布,并打败汝、颍黄巾军以后,曹操才组成一支兵势相当强固的军事集团,但仍处于强邻环伺之中。对新附将领如臧霸等也只有采取羁縻策略,以收一时之用,自然谈不上向将士索取质任。建安二年(197年),操在宛遭到张绣降而复叛的突然袭击,事后操对诸将言:“吾降张绣等,失不便取其质,以至于此”。实际情况是,操原先并非不知取质,但羽毛未丰,不敢冒然行之而已。至官渡之战,操打败袁绍后,兵力才强盛到足以成慑天下的程度。嗣后操不断打击袁氏势力,至建安八年(203年),操下令说:“自命将征行,但赏功而不罚罪,非国典也。其令诸将出征,败军者抵罪,失利者免官爵”。表明只有到此时,操才结束了已往对部下宽容迁就的态度,而挺起腰杆来执行军法了。至于操向将士索取质任之事,则系在建安九年(204年)攻下邺城之后才施行的。《三国志》卷18《臧霸传》载:
  太祖破袁谭于南皮,霸等会贺,霸因求遣子弟及诸将父兄家属诣邺。太祖曰:“诸君忠孝,岂复在是!昔萧何遣子弟入侍,而高祖不拒;耿纯焚室舆榇以从,而光武不逆。吾将何以易之哉!”……霸为都亭侯,加威虏将军。
  《臧霸传》注引《魏书》亦载:
  孙观……与太祖会南皮,遣子弟入居邺,拜观偏将军,迁青州刺史。
  同卷《李典传》亦载:
  典宗族部曲三千余家,居乘氏,自请愿徙诣魏郡。太祖笑曰:“卿欲慕耿纯邪?”典谢曰:“典驽怯功微,而爵宠过厚,诚宜举宗陈力;加以征伐未息,宜实郊遂之内,以制四方,非慕纯也”。遂徙部曲宗族万三千余口居邺。太祖嘉之,迁破虏将军。
  以上三人迁家居邺之事颇相类似,时间亦相近,显然,臧霸等人是揣度操的意向行事的。送质,既向操表达了忠诚,又得加官进爵,可谓一举两得。在操方面,不仅得到了臧霸等的质任,还可引起其他将领的连锁仿效。可是,跟随主将迁到邺城的宗族部曲,却得不到什么政治、经济上的好处,他们得到的只能是名列士家户籍,长期过着“父南子北,室家分离”的忧思生涯。
  其他有些被迁到邺城的士家并非出于自愿。例如《三国志》卷15《梁习传》载:
  习以别部司马领并州刺史,时承高干荒乱之余,胡狄在界,张雄跋扈,吏民亡叛,入其部落(《通鉴》胡注:“南匈奴部落皆在并州界”。),兵家拥众,作为寇害(胡注:“谓诸豪右拥众自保者”),更相扇动,往往棊跱。习到官,诱谕招纳,皆礼召其豪右,稍稍荐举,使诣幕府(当指曹操幕府)。豪右已尽,乃次发诸丁强,以为义从;又因大军出征,分请以为勇力。吏兵已去之后,稍移其家,前后送邺,凡数万口。
  《通鉴》卷65将此事系于建安十一年(206年)。梁习对并州的豪右和强壮男丁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豪右是以礼相待,以官相诱;对强丁,则编为精勇部队,以令其为曹魏政权效力。等他们走后,剩下的家属便只有听任官府调动了。于是梁习把他们分批迁往邺城,前后达“数万口”,绝大部分都成为士家。这样,曹魏统治者就有兵有粮又有质任,可谓一举而三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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