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水利和农业

 

  诸葛亮在荆州隐居时,即“躬耕陇亩”,说明他看重农事,并不视之为贱业。刘备得益州后,自己常征伐在外,而委亮以足食足兵的重任。诸葛亮自建安十九年(214年)进入成都,至建兴五年(227年)上表北伐,移驻汉中,在蜀中施政治国达十三年之久,他着重处理的“务农殖谷”、“育养民物”诸事中,首先是维修与保护着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在古代,流经今四川灌县的岷江由山地进入平原,常有水灾发生。战国时,秦蜀郡守李冰在人民的协作下,以竹笼装石堆砌成都江鱼嘴,把岷江分成内外二江,既调济了水量,又便利了浇灌,筑成着名的都江堰。都江堰古称“都安大堰”,亦称“湔堰”。左思《蜀都赋》名之为“金堤”。至西汉文、景二帝时,蜀郡守文翁,又加以整修,于是工程更臻完善。《水经注》卷33《江水》说:“蜀人旱则借以为溉,雨则不遏其流,故记曰: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沃野千里,世号陆海,谓之天府”。《水经注》接着又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可知诸葛亮对此伟大工程是十分珍视与维护的。
  诸葛亮之兴修水利,主要着力在汉中方面。汉中盆地西起今陕西勉县,东至洋县,东西长百公里,南北宽十至三十公里。《华阳国志》卷2《汉中志》称:“厥壤沃美,赋贡所出,略侔三蜀”。刘邦为汉王时,都于南郑,刘邦东伐,萧何居守汉中,足食足兵。汉末,张鲁据有汉中,史称他“雄据巴、汉垂三十年”,“民夷便乐之”。史又言:汉中“户出十万,财富土沃……韩遂、马超之乱,关西民从子午谷奔之者数万家”。足证汉中是三国时比较安定富乐之区。及建安二十年(215年)曹操攻降张鲁,多次北徙汉川之民。刘备于建安二十四年(219年)虽夺得汉中,但史言其“得地而不得民”。今人撰文亦有言汉中人口几被操迁徙一空者。实际上,操之移民北迁决不会如是之多。但汉中盆地靠近南北交通要道地方的居民较前减少,则是促使诸葛亮必须在汉中兴办军士屯田的原因之一。汉水自西而东横贯于汉中盆地,其众多的支流也给兴办屯田和修建水利工程提供了方便条件。据《清一统志》言:萧何曾在今汉中市北修筑了山河堰,以截流褒水,灌溉农田。诸葛亮劝农于黄沙时,又对山河堰进行“踵迹增筑”。其他市县地方志亦有诸葛亮修建和整治水利工程的传说,我们虽不敢指出何者为真,但诸葛亮为了供应急需的军粮,在汉水及其支流附近兴修水利自属意料中事。据近年考古发掘出的古堰渠、陂池遗址和陶制陂池、陶稻田等文物证实:蜀汉时期汉中水利事业还是相当发达的。特别是在临近北伐要道上的堰渠遗址,更可断定与诸葛亮的修建整治有关。
  由于蜀汉统治者注意兴修水利,加上前面所说的诸葛亮积极推行屯田,自耕农因所受官吏豪强的额外役使和榨取有所减轻,从而使他们得以维持简单的生产和再生产,所以蜀国的农业生产获得了一定的发展。袁准称赞蜀汉“田畴辟,仓廪实,器械利,蓄积饶”(已见前引),即可说明蜀汉社会经济当然主要是农业经济呈现出的一派繁荣景象。左思在《蜀都赋》中盛赞成都平原“沟洫脉散,疆里绮错,黍稷油油,粳稻莫莫……夹江傍山,栋宇相望,桑梓连接,家有盐泉之井,户有桔柚之园。”反映了成都平原沟渠交错,稼穑兴旺,稻浪滚滚的如画景象。当时的广汉、绵竹一带,是农业高产区,稻稼能够亩收30至50斛。据《晋书》卷47《傅玄传》载傅玄言曰:“近魏初课田,不务多其顷亩,但务修其功力,故白田收至十余斛,水田收数十斛。”北方水田犹能亩收数十斛,则作“为蜀渊府”的绵竹等地亩收30至50斛,当非夸大之辞。不过那时斛小,所谓亩产30至50斛,也不过当今之亩产780—1160斤左右而已。
  诸葛亮所以能把蜀国治理得很好,除了他本人的主观努力以外,也赖有益州殷富作为物质基础。两者相互推动和影响,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广大劳动人民的汗水滴灌着益州的大地,从而在三国纷扰的战争年代,蜀汉的农业仍有一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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