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孙吴屯田的衰落

 

  探索孙吴屯田的衰落,首先要从屯田生产者的境遇状况谈起。孙权时政治还比较好些,但吴国军民(当然包括屯田兵民)并未免除贫困状态。例如《三国志》卷57《骆统传》载:
  是时,征役繁数,重以疫病,民户损耗,统上疏曰:“……今强敌未殄,海内未殄,三军有无已之役,江境有不释之备,征赋调数,由来积纪,加以殃疫死丧之灾,郡县荒虚,田畴芜旷,听闻属城,民户浸寡,又多残老,少有丁夫……且又前后出为兵者,生则困苦,无有温暖,死则委弃,骸骨不返,是以尤用恋本畏远,同之于死。每有征发,羸谨居家重累者先见输送。小有财货,倾居行赂,不顾穷尽,轻剽者则进入险阻,党就群恶。百姓虚竭,嗷然愁扰,愁扰则不营业,不营业则致穷困,致穷困则不乐生,故口腹急,则奸心动而携叛多也。又闻民间非居处小能自供,生产儿子,多不起养;屯田贫兵,亦多弃子。……而兵民减耗,后生不育,非所以历远年,致成功也……方今长吏亲民之职,惟以办具为能,取过目前之急,少复以恩惠为治,副称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凋敝,渐以陵迟,势不可久”。……权感统言,深加意焉。
  根据《骆统传》及其他记述,骆统上此疏的时间当在建安二十二年(217年)至孙权始为吴王的黄武元年(222年)吴蜀夷陵之战以前。从疏中可知孙权统治前半期军民生活的困苦情况:竭尽民力的征役,繁重的赋税剥削,加上战争疾疫,使得田荒户损,军民并困,民间百姓和屯田贫兵,多数生子无法养活。社会政俗,日趋败坏,人民逃亡。骆统出于忧国恤民的满腔热忱,奏请孙权及时寻求补复之计,使残余之民得有活路。由于骆统所言,切中时弊,故孙权深受感动,乐于接受,表明孙权时问题虽多,但统治者尚有一定程度的朝气和作为,故不畏指摘其短。再看孙权的实际言行,比如《三国志》卷47《吴主传》载:
  赤乌三年(240年)春正月,诏曰:“盖君非民不立,民非谷不生。顷者以来,民多征役,岁又水旱。年谷有损,而吏或不良,侵夺民时,以致饥困。自今以来,督军、郡守,其谨察非法,当农桑时,以役事扰民者,举正以闻”。……冬十一月,民饥,诏开仓禀,以赈贫穷。
  《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赤乌十年(247年)孙权诏曰:
  建业宫乃朕从京来所作将军府寺耳,材柱率细,皆以腐朽,常恐损坏。今未复西,可徙武昌宫材瓦、更缮治之。
  由上二诏,可知孙权尚有一定程度的恤民节用措施。但从孙亮(252至257年在位)、孙休(258至263年)以降,特别是至孙晧统治时(264至280年),每况愈下,积弊重重,屯田军民与广大农民倍受盘剥,苦不胜言。例如孙休在永安元年(258年)下诏说:
  诸吏家有五人,三人兼重为役,父兄在都,子弟给郡县吏,既出限米,军出又从,至于家事,无经护者,朕甚愍之。其有五人,三人为役,听其父兄所欲留,除其米限,军出不从。
  以上所说的吏家,即下吏之家。有五口男丁的吏家竟常有三人在外服役,而且还照旧缴纳限米,所以连孙休也感到太苛重,因而下诏削减一人服役。诏书是这样说的,是否能执行还很成问题。不过,吏家尚且负担如此苛重的兵役徭役,自耕农户和屯田兵民之家自然不会比此更好,只有更坏。继孙休之后的孙晧,是着名的暴君,史书所记其虐民事迹,至今读之,犹令人发指。对此,本书第十一章已有所介绍,这里就涉及屯田问题,再作些说明。如《三国志》卷65《贺邵传》载贺邵给孙晧上疏言当时的军民疾苦状况说:
  自登位以来,法禁转苛,赋调益繁;中宫内竖,分布州郡,横兴事役,竞造奸利。百姓罹杼轴之困,黎民罢无已之求,老幼饥寒,家户菜色。而所在长吏,迫畏罪负,严法峻刑,苦民求办。是以人力不堪,家户离散、呼嗟之声,感伤和气。又江边戍兵,远当以拓土广境,近当以守界备难,宜特优育,以待有事,而征发赋调,烟至云集,衣不全裋褐,食不赡朝夕,出当锋镝之难,入抱无聊之感。是以父子相弃,叛者成行。……
  另外,《陆凯传》还载有陆凯谏孙晧二十事,如言“征调州郡,竭民财力”;“农桑并废”;“江边战士,死不见哀,劳不见赏”;“州县职司,或莅政无几,便征召迁转、迎新送旧,纷纭道路,伤财害民,于是为甚”;等等。
  前已叙及,早在孙权统治前期,吴军民生活就已处于贫困的境地,到孙晧统治时,如同以上贺邵、陆凯所揭示,广大吴国军民更坠入了绝望的苦海深渊,孙吴政权加到军民身上的苛重的徭役和赋税负担,更使广大军民喘不过气来,于是父子相弃,叛者成行。在这样的情况下,屯田事业怎能维持下去呢?东吴政权的残酷剥削特别是苛重的徭役,迫使屯田军民大批逃亡,这是孙吴屯田衰落的最主要原因。
  其次,吴国将官令其部曲或屯田吏民经商逐利之事,也加速了屯田的破坏。早在建安二十年(215年)稍后,桂阳太守全柔即命其子全琮乘船赍米数千斛到吴市易0916_0299_0。孙休时,屯田官吏经商颇为普遍,孙休在永安二年(259年)下诏曰:“自顷年以来,州郡吏民及诸营兵,多违此业,皆浮船长江,贾作上下,良田渐废,见谷日少”。说明州郡长官及屯田官令吏民经商之事已积重难返,影响了粮谷生产,破坏了屯田制度。
  此外,孙吴将领通过世袭领兵制,控制士兵和屯田民,使许多屯田土地转入私家手中。孙吴甚至将屯田吏民赏赐给功臣。前已叙及,建安十九年(214年),因吕蒙在攻克皖城战役中立有功劳,孙权拜蒙为庐江太守,“所得人马皆分与之,别赐寻阳屯田六百人,官属三十人”。这是把众多屯田吏民作为赏赐之例。其他以少量田地、客户赏赐功臣之事,更属多见,其中田地可能包括屯田土地,客户可能即屯田民。这些也造成了屯田的衰落。关于世袭领兵制和赐田复客制,后文还要谈到。
  不过孙吴的屯田,不似曹魏那样兴办时敞开言路,取消时有诏令,而是来无踪去无影,所以很难断定其废止的具体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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