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将须行激将法”——《三国演义》中的激励谋略

 

  激励是管理心理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按照心理学的原理,人们行为的动力来源于人们的各种需要。当人们产生某种需要之后,就会转化为具体的动机,引发出某种特定的行为。而激励是对实现需要动机的强化。管理者通过激发鼓励,可以最大限度地调动被激励者的主观能动性,发挥一个人才能的最大效能,从而更迅速、更完满地实现管理目标。
  激励是超越时空的管理功能。我国古代兵家早就反复揭示了战靠民、民靠气、气靠激的道理,并导演了许多通过激励,化险为夷,以少胜多,大获胜利的辉煌战例。项羽破釜沉舟,韩信背水列阵,吴起与士卒同甘苦,戚继光执法斩子,都可以为管理心理学增辉添色。同样,在《三国演义》这部巨着中,时时可见关于激励的生动描写,表达了极其丰富的激励思想。发掘和研究这些思想,对于建立具有我国民族特色的激励理论,运用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激励手段,推动四化建设,大有裨益。
  (一)“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赏”的激励诸葛亮第一次北伐时,由于街亭失守,仓促退兵,各路兵将都有败损,惟独赵云所部不折一人一骑,辎重等物,也无遗弃。因为赵云“独自断后,斩将立功,敌人惊怕”。诸葛亮不由赞叹道:“真将军也”!于是“取金五十斤以赠赵云,又取绢一万匹赏云部卒”。
  象这样赏赐部将的例子,在《三国演义》里经常看到。曹操得了典韦,就“解身上锦袄,及骏马雕鞍赐之;收了许褚,当即“赏劳甚厚”;关羽替曹操斩了颜良、文丑,又要求到汝南作战,曹操说道:“云长建立大功,未曾酬谢,岂可复劳征进?”可见,论功行赏是曹操一贯的作法。孙权也不例外,鲁肃夜半给孙权献上了王霸之策,孙权“次日厚赠鲁肃,并将衣服纬帐等物赠肃之母”;甘宁百骑劫曹营,孙权“赐绢千匹,利刀百口”。可以说,我国古代兵家“赏禄不厚则民不劝(尽力)”(《尉缭子·战威》),“礼赏不倦,则士争死”(《黄石公三略》)等观点,包括曹操本人所总结的“军无财,士不来;军无赏,士不往”(《十一家注孙子》),在《三国演义》中得到了充分的艺术体现。
  物质的需要是任何一个人所必需的。因此奖赏是激励的基本而重要的一个手段。现代管理者借鉴传统文化中的激励思想,就必须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把职工和企业给为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使企业在职工心目中成为自己切身利益的代表,从而关心企业的生产经营,安心本职工作,献身于企业的繁荣昌盛。
  人才要给厚禄,大功要给厚赏。诸葛亮一次赠给赵云“五十斤金”,充分表现了诸葛亮的重待人才。人才的物质需要是和再生产人才的需要是一致的。这类需要的水平和满足程度应该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同时必须以人才向企业、向社会提供的劳动数量和质量为依据。
  (二)“丈夫处世兮立功名”——“功名”的激励“群英会”是赤壁之战中的精采片断。每当读到这里,周郎的歌声仿佛响在读者耳边:
  “丈夫处世兮立功名;立功名兮慰平生。
  慰平生兮吾将醉;吾将醉兮发狂吟!”
  与这首歌相得益彰的是周瑜对蒋干说的一段表明自己心迹的话。他说:“大丈夫处世,遇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义,内结骨肉之思,言必行,计必从,祸福共之。假使苏秦、张仪、陆贾、郦生复出,口似悬河,舌如利刃,安能动我心哉!”在这里,一个志满意得、心忠志坚的周瑜活鲜鲜地立在我们面前。
  是的,《三国演义》中的周郎,虽然对外遇到个高出自己的诸葛亮,在争夺荆州中处处受挫,最后饮恨而亡,但在东吴集团内部却是春风得意,深得倚重。孙策得到周瑜时高兴地说:“吾得公瑾,大事谐矣!”临死又给孙权遗言:“外事不决,可问周瑜”。更有一层是周瑜和孙策还有连襟之亲。周瑜年纪轻轻,就被拜为大都督,总领江东水陆军马。无怪乎,周瑜对孙吴政权感激涕零,竭忠尽力。他向孙策表示“某愿效犬马之力,共图大事”;向孙权表示:“愿以肝脑涂地,报知己之恩”;向吴国太表示:“敢不效犬马之力,继之以死!”赤壁之战前夕向孙权请战:“臣为将军决一血战,万死不辞。”
  刘备攻下汉中之后,手下众将都要推他称帝,无奈刘备故作推辞。这时诸葛亮劝进说:“方今天下分崩,英雄并起,各霸一方,四海才德之士,舍生忘死而事其上者,皆欲攀龙附凤,建立功名也。今主公避嫌守义,恐失众人之望。”众将也齐声说道:“主公若只推却,众心解矣。”张飞更是急得大叫起来。真是一语破的,古人可谓坦诚!于是刘备答应先进汉中王,对文臣武将“各拟功勋定爵”,众人皆大欢喜,继续思恩效命。曹丕称帝后,诸葛亮又一次请刘备即皇帝位,刘备还是“坚执不从”。诸葛亮尖锐指出:“文武官僚,咸欲奉大王为帝,灭魏兴刘,共图功名;不想大王坚执不肯,众官皆有怨心,不久必尽散矣。若文武皆散,吴魏来攻,两川难保。”刘备毕竟没有迂腐,到底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当了皇帝,对“大小官僚,一一升赏”。于是“两川军民,无不欣跃”。在这里,诸葛亮正是通过不断满足“功名欲”,增强刘备集团的凝聚力和吸引力。正如他高卧隆中时常吟的:“凤翱翔于千仍兮,非梧不栖;士伏处于一方兮,非主不依。”如果刘备一直是个“织席小儿”,哪能有那么多豪杰投靠于他?如果刘备一直当他的新野县令,许多人也早就丧失希望,离他而去。可见,“功名”对于一个人才来说,是重要的精神追求,满足人才的正当“功名欲”,是激励人才奋发努力的重要手段。刘备为请诸葛亮出山,说道:“大丈夫抱经世奇才,岂可空老于林泉之下?”徐庶临去曹营,鼓励刘备手下诸人:“愿诸公善事使君,以图名垂竹帛,功标青史。”当黄盖请阚泽代他向曹营献诈降书时,阚泽欣然应允,慷慨表示:“大丈夫处世,不能立功建业,不几与草木同腐乎?公既捐躯报主,泽又何惜微生!”都雄辩地证明,“功名”对于人才来说,是个重要的激励手段。
  满足“功名欲”的手段,除了倚重、提拔之外,还有赏识、表扬。《三国演义》中一些出色的管理者常常是同时使用数种手段。荀彧离开袁绍投奔曹操,曹操和他谈话后称赞他:“此吾之子房也”,马上任命他为行军司马。曹操称赞典韦:“此古之恶来也”,当下任命他为帐前都尉。赵云以“空营计”大胜魏军,刘备赞扬他:“子龙一身都是胆也”,并且赐给他一个称号——“虎威将军”。周泰在濡须一战,三番冲杀救了孙权性命,战斗结束后,孙权专门设宴款待他,并亲自把盏,抚着周泰的脊背,泪流满目地说了一些赞扬和抚慰的话,然后又叫周泰解开衣服,让众将看“遍身伤痕”。宴会结束后,孙权“以青罗伞赐之,令出入张盖,以为显耀”,可以说给了周泰极大的表彰和极高的荣誉。这种赏识、赞扬、赐与称号等,都是对一个人功劳、成就的肯定和认同,可以使一个人继续保持已有的积极行为。
  和赏识、称赞相辅相成的激励手段是运用“羞辱”激励部下。人都有自尊心,自尊心的损伤是一种耻辱,而“知耻近乎勇”,可以激励人们奋进。诸葛亮最善于抓住部将的性格特征,运用“羞辱”这种激励手段。马超攻打葭萌关,张飞大叫出战,而诸葛亮却“佯作不闻”,对刘备说:“今马超侵犯关隘,无人可敌;除非往荆州取关云长来,方可与敌。”张飞哪能受得了这等小看!着急说道:“何故小觑吾!吾曾独拒曹操百万之兵,岂愁马超一匹夫乎?”诸葛亮进一步火上加油:“翼德拒水断桥,此因曹操不知虚实耳;若知虚实,将军岂得无事?今马超之勇,天下皆知,渭桥大战,杀得曹操割须弃袍,几乎丧命,非等闲之比。云长且未必可胜。”急得张飞说:“我只今便去;如胜不得马超,甘当军令!”在这里,张飞越急,诸葛亮越缓;张飞越自恃武勇,诸葛亮越表示他不堪此任。就这样,他把张飞的求战心情激到最大限度,把张飞的战斗勇气充分激励起来,强烈的荣誉感和英雄主义精神,驱使着张飞去舍命拼杀。这才引来葭萌关前张飞和马超那场无日无夜的恶战。老将黄忠最怕别人嫌他老而无用。当初入西川攻打雒城时,只因魏延说他“年纪高大,如何去得”,他便怒气冲冲,要取刀和魏延比武。诸葛亮深知黄忠这一性格特点,因此夺取汉中时,连续两次以此激他,调动了黄忠的大智大勇,使这位年近七十的老将,在夺取汉中时立下了赫赫战功。当然,诸葛亮并不仅仅把“宝”押在激起的士气上,他告诉刘备:“此老将不着言语激他,虽去不能成功。他今既去,须人马前去接应。”可见,诸葛亮一方面要激起部将杀敌的勇气,另一方面还要稳扎稳打,保证万无一失。
  (三)“刘备的天下是哭出来的”——“情”的激励历数三国人物,刘备大概是多情善哭的第一人了。他不仅在百姓面前哭得出来,更多的是在自己的文臣武将面前掉泪。他与赵云初次见面分手时,便“执手垂泪,不忍相离”,相爱之情,何其真挚?为请诸葛亮出山,他竟哭得“泪沾袍袖,衣襟尽湿”,敬慕之心,何其诚恳?徐庶要走,他送了又送,哭了又哭,令人读之心酸。关羽被害,他竟“一日哭绝三五次,三日水浆不进,只是痛哭”,以致“泪湿衣襟,斑斑成血”。今人实难想象,刘备何以如此能哭?这真要感谢罗贯中那支浪漫之笔了。正是这支出神入化之笔,塑造了刘备这个与曹操同有大志,但手段针锋相对的典型形象。刘备自己表白:“曹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曹相反,事乃可成。”为了树立自己这个感人的形象,刘备是丝毫不吝惜自己的眼泪的。用现在的话说,这就是一种感情投资。诸葛亮在隆中决策中提出:“北让曹操占天时,南让孙权占地利,将军可占人和。”刘备正是凭着“感情投资”等手段,赢得了“人和”这个战略优势,靠“人和”这个战略优势。与曹操、孙权争分天下。
  自然,以情动人并不一定要象刘备那样动辄涕泪交流。捧读《三国演义》,动人情态多采多姿,可以使现代管理者学到更多摄取人心的艺术力量。以情动人大致有如下一些方式:
  尊重
  人都有受人尊重的需要,特别是知识分子尤甚。古代士大夫的最高理想,常常不是为王为帝,而是为“王者之师”,受人尊重是他们的优势精神需要之一。马逢伯乐而嘶,人遇知己而死,正是要报知遇之恩。因此,对待贤能只有做到心诚、礼敬、意专、言听计从,才能用得住,使得起,使之心情舒畅,充分发挥其作用。如果以权势压人,颐指气使,必然失掉人才。三国时代的杰出统治者,都很注意礼贤下士,做到了待之如上宾,“任贤如事师”(《樊川文集·雪中书怀》)。
  刘备要第三次去请孔明,关羽、张飞好大不高兴。关羽认为“其礼太过”,张飞干脆说用一条麻绳把诸葛亮捆来。刘备呵斥他们说:“汝岂不闻周文王谒姜子牙之事乎?文王且如此敬贤,汝何太无礼!”三人离茅庐还有半里之遥,刘备便下马步行。来到诸葛亮家里,恰逢诸葛亮正高卧草堂,刘备不让通报,恭恭敬敬在阶前站立了半响又一个时辰,直到诸葛亮醒来。正是:“不是虚心岂得贤?”(王安石《诸葛武侯》)得到诸葛亮之后;他“以师礼事之”,认为“我得孔明,犹鱼之得水也”,说道:“孔明是吾之师,顷刻不可相离。”临死托孤,甚至叫三个儿子“以父事丞相”。这些所作所为,使诸葛亮感铭肺腑,觉得“虽肝脑涂地,安能报知遇之恩也。诸葛亮对蜀刘政权的忠心耿耿和“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传诵千古,感人泪下,其实,首先是由于刘备的爱才、尊才和善于用才。只因刘备“三顾频烦天下计”和“托孤既尽殷勤礼”,才有诸葛亮的“两朝开济老臣心”和“报国还倾忠义心”。他们两人可谓君臣相得,珠联壁合。东吴的孙氏家族也很注意尊重贤能。吴国太临死嘱咐孙权:“汝事于布、公理当以师傅之礼,不可怠慢。”孙权在合肥,听说鲁肃来到,“下马立侍之”’“请肃上马,并辔而行”。曹操听说许攸来投,竟顾不得穿鞋,跑出来迎接,到了寨中,自己先拜于地。司徒王允为用歌妓貂蝉,也对之“叩头便拜”,貂蝉为之感动,表示“万死不辞”甘愿牺牲自己,去离间董卓和吕布。
  尊重人才,不仅表现在充分肯定其才能和待之以礼,关键在于尊重其意见,采纳其建议。吕布被围下邳,陈宫建议他带一部分军队驻扎城外,以成“犄角之势”,他回答:“公言极是。陈官又建议他引精兵断曹军粮道,他也“然其言”,但就是不干。因为对他来说,妻妾的几滴眼泪比陈宫的建议还要重要,结果束手就擒。霸王项羽,虽然口中称呼范增为“亚父”,可就是不听其计,气得范增弃他而去。因此,尊重人才的实质是尊重他们的意见。
  信任
  信任,是人的一种精神需求,是对人才的极大褒奖和安慰。它可以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使人无所顾忌地发挥自己的才能。
  信人,—要信其德。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由于有时情况一时不明,由于可能产生的流言蜚语,特别是由于妒能者的诬陷进谗,以致怀疑人才、毁灭人才的悲剧古今擢发难数。所以,作为一个管理者,知人一定要深,信人一定要笃,要善于在复杂纷坛的现象中明察是非。太史慈被孙策擒住,孙策待之甚厚,太史慈投降,并提出去收拾“余众”,以助孙策,两人约好第二天中午回来。太史慈去后,孙策手下之人都说太史慈不会再来,孙策却深信不疑。第二天,太史慈果然带领一千多人如约归来。长阪坡前,赵云因在混战中丢了刘备家小,便返身杀回敌阵找寻。靡芳不知其情,告诉刘备说赵云投了曹操,张飞也帮腔道:“他今见我等势穷力尽,或者反投曹操,以图富贵耳!”深深了解赵云的刘备坚信:“子龙此去;必有事故。吾料子龙必不弃我也”,子龙从我于患难,心如铁石,非富贵所能动摇也”。刘备征吴时,有人向他报告:“老将黄忠,引五六人投东吴去了。”刘备听后笑着说:“黄汉升(黄忠字)非反叛之人也。吴彝陵大战前夕,诸葛瑾请求去蜀求和,张昭向孙权吹风说,诸葛瑾是借故入蜀,必不回还。孙权追述了诸葛瑾过去的言行,驳斥说:“今日岂肯降蜀乎?孤与于瑜(诸葛瑾字)可谓神交,非外言所得间也。”上述这些是多么可贵的信任!
  在那个时代,一人犯法,罪及妻孥,甚至祸连九族,但诸葛亮用人却是非分明。五出祁山时,都护李严因没有备好军粮,怕诸葛亮见罪,就谎报军情,又在后主前诬陷诸葛亮。诸葛亮虽将他削为庶民,但仍任命李严的儿子李丰为长史。这样对李丰信任,确实难能可贵。
  《三围演义》还以一些昏庸之主的失败告诫后人,切莫偏听偏信,妄生疑心。官渡大战时,袁绍听信审配所言,任意联想,怀疑许攸是曹操奸细,逼得许攸终于投曹。后又听信郭图谗言,要对张合、高览问罪,逼得张、高两人也降了曹操。刘禅听信宦官谗言,竟怀疑诸葛亮有“异志”,把他从北伐前线召回,以致贻误一次战机。吴主孙皓,怀疑陆抗通敌,罢其兵权,结果加速了东吴的灭亡。
  信人,二要赖其才。刘备仰慕诸葛亮经天纬地之才,授任于败军之际,托命于危难之秋,让诸葛亮总揽军政大权,因此得展骥足,建立了不世功名。孙权因素知陆逊有奇才,几次在关键时刻委以重任,使这位年轻的将领名彪史册,大展宏图。而无能的蜀后主,根本不了解敌我力量和前线战况,却听信谗言,嫌姜维屡战无功,竟要找人替代他,逼得姜维避祸沓中,造成西蜀布防上的漏洞,导致日后的兵败。可见,选人要明,既用则信,敢于授权,放手使用,是调动部下积极性,充分发挥其才能的重要因素。
  既信其才,就要用之以专,决不能一职几任,职责不明,互相推诿,互相掣肘,制造内耗。孙权准备袭击荆州,一开始却要他的堂弟孙皎和吕蒙同去。吕蒙明确表示:“主公若以蒙可用则独用蒙;若以叔明(孙皎字)可用则独用叔明。岂不闻昔日周瑜、程普为左右都督,事虽决于瑜,然普自以旧臣而居瑜下,颇不相睦;后因见瑜之才,方始敬服?今蒙之才不及瑜,而叔明之亲胜于普,恐未必能相济也。孙权堪称明主,听后恍然大悟,遂拜吕蒙为大都督,统一掌管江东各路军马。
  信人,要能听得进不同意见,特别是尖锐鲜明的反对意见。不同意见或反面意见,并非异端。它常常是独立思考的产物,是知识、才能的显露,是正直、忠诚、负责、勇气的表现。而目光敏锐,独立思考,见解独特,多提意见,正是人才的特征之一。但古往今采,许多人听不得不同意见,对提意见者反感、讨厌,甚至怀疑在拆台、捣蛋。这是信人的心理障碍。田丰不同意袁绍出兵,便被袁绍抓了起来。沮授建议袁绍“缓守”,也被袁绍关了禁闭。象袁绍这样的昏货,在他手下,不作拍马逢迎之流,也得缄口不语,哪能发挥人才的作用?
  信人要有广阔的胸怀。还有一种领导,只允许手下的人才能低于自己,功劳小于自己。在这种情况下,他倒可以信你、用你。否则就要疑神疑鬼。俗话说:“威高震主,才高招忌。”这正是对许多辛酸历史教训的概括。袁绍之杀田丰,曹操之杀杨修,后主之疑孔明,无不与此有关。这告诫人们,管理者必须气度恢弘,才能做到信人不贰,始终不渝,才能用好那些超过自己的人才。否则,手下人会聪明不可用尽,才能不可使尽,见好即收,略显而止,甚至激流勇退。那只能浪费人才的效能,影响事业之发展。
  关怀
  关心、爱护,是人的精神需要。它可以沟通人们的心灵,增进人们的感情,激励人们奋进,挖掘人们的潜力。人才是血肉之躯,人才是人不是神,人才也需要物质的保障,需要切实的安全,需要可靠的归属,需要情的温暖,需要爱的抚慰。曹操兵败淯水,失了典韦,回到许昌后,立祀祭典,并封其子典满为中郎;平了辽东回到许昌,大封功臣,没有忘记死去的郭嘉,表赠郭嘉为贞侯,把其子收养在自己府中。曹操的这些行为,既是出自对已故人才的真诚惜怜,又是感动和激励活着的人的一种艺术。赵云为救阿斗,在长阪坡前几进几出,杀得血满征袍,当他把怀中沉睡的阿斗递给刘备时,刘备接过扔在地上,愤怒地说道:“为汝这孺子,几损我一员大将。”他这种爱部将胜过爱亲子的表演,使赵云感激涕零。“无由抚慰忠臣心,故把亲儿掷马前”。刘备这一招收到了抚慰人心、凝情聚力的良好效果。诸葛亮挥泪斩马谡,并表示把马谡家小当作自己家小看待,感动得“大小将士,无不流涕”。诸葛亮的真切情意,既使马谡死而无怨,又编织了和部下之间千丝万缕的感情联系,激发他们尽心尽力。
  现代管理者借鉴《三周演义》中的用人谋略。就要注意以情感人,以情催人。当然我们今天提倡的感情,远非曹操,刘备所栽培的感情。它是建立在共同理想基础上的同志间的相互尊重、相互理解、相互关心。它要更纯真,更美好,更高尚,更具有持久而强大的威力。
  无数事实已经证明,感情投资有时比奖金更能唤起人们的工作热情,它所带来的效益往往不亚于通过基本建设投资,扩大生产能力所创造的价值。重视“感情投资”,已经成为许多成功企业家的经验之谈。
  (四)“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则”的激励在《三国演义》中,对孙策其人着墨不多,但形象十分鲜明。他臂力过人,武艺高强,勇猛无比,作战身先士卒,人称“小霸王”。在平定江东时,他每每冲锋陷阵,手下人很为他担忧。一次张紘劝他:“夫主将乃三军之所系命,不宜轻敌小寇。愿将军自重。”他回答道:“先生之言如金石;但恐不亲冒矢石,则将士不用命耳。”很显然,孙策既知将军自重的道理,更知道以身作则的强大威力。他能够迅速扫平江东,奠定巩固的后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在“甘宁百骑劫魏营”一回里作者描写了一个激荡人心的场景。当曹操率40万大军扑向濡须口时,血气方刚的甘宁因和凌统一争高低,要求只带百骑,夜袭曹营,挫其锐气。而且保证:“若折一人一骑,也不算功。”孙权为壮行色,把自己帐下一百精锐马兵拨给甘宁,又赏酒赐肉。回到营中,百名士兵面面相觑,脸有难色。甘宁见状,拔剑在手,怒叱道:“我为上将,且不惜命;汝等何得迟疑!”众军土听了甘宁这番激昂豪壮的话语,既感动,又振奋,一齐表示:“愿效死力。”于是甘宁和大家把酒肉饮尽吃光,到了深夜,甘宁带领百人飞马冲出,大喊一声,率先杀入敌营,直捣曹操所居的中军。在甘宁带动下,百骑人马纵横驰骋,然后透营而出,杀得曹兵惊慌失措,“自相扰乱”,“无人敢挡”。结果甘宁不折一人一骑,凯旋而还。
  诸葛亮在失掉街亭后的自责,也被千古所称颂。守卫街亭,诸葛亮反复叮咛于前,化验为夷平安撤退于后。如果推诿,那是完全可以开脱自己的。但他严于律己,深责自己用人不明,自行请罪,降职降薪,这种可贵的品质,是净化部下心灵的清洁剂,是激发部下英勇杀敌的发动机。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特别是领导者的模范品质和带头作用,对部下的行动有极大的激励作用。它具有强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是无声的命令,最好的示范,这是贯通古今的不惑之言。战争是如此,治国治厂也是如此。许多出色的企业家都深刻认识到了这一点。
  管理者的良好行为,还包括严守信义。诸葛亮五出祁山时,接受长史杨仪的建议,把军队分为两部分,决定“限一百日为期,循环相转”,打算以此减少粮草需求,保持军队锐气,坚持北伐中原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当第一批军队已经到期时,突然出现了严重敌情:魏将孙礼“引雍、凉人马二十万来助战”,司马懿亲自点兵来攻,这时新军未到,老兵中的一半正准备收拾起程,杨仪建议暂时留下老兵。待新兵到后,再行替换。诸葛亮态度坚决地说:“不可。吾用兵命将,以信为本,既有言在先,岂可失信?且蜀兵应去者,皆准备归计,其父母妻子倚扉而望;吾今便有大难,决不留他。”并立即—下令:“当日便行。”军士听到这种情况后,群情激奋,都大呼:“丞相如此施恩于众,我等愿且不回,各舍一命,大杀魏兵,以报丞相。”于是,诸葛亮命部队出城安营,以逸待劳。当倍道而来、走得人困马乏的西凉兵刚想安营歇息,士气高昂的蜀兵一拥而进,人人奋勇,把西凉人马杀得“尸横遍野、血流成渠”。
  古语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信者,至诚、至实、至一、至公也”。通俗地讲,信就是说话算话,诚实可靠,始终如一,不因人而异。曹操讲:“大丈夫以信义为重”。《黄石公三略》中指出:“将无还令,赏罚必信,如天如地,乃可御人。”带兵用将,只有严守信用,才能树立良好的信誉,才能赢得下属的信任。而信任可以提高一个集体的心理相容水平,激发起高昂的士气。如果下属一旦感到受骗,那会产生十倍的怨恨。这种怨恨是对组织最可怕的瓦解力和破坏力。这启发现代化的管理者,在自己的管理活动中,实现不了的事干脆不说为好,说出的话就一定要做到。这就叫政策兑现,取信于民。切不可鼓舌如簧,口惠而实不至。
  (五)“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容”的激励宽容,是激励的重要手段。领导者的宽容品质能给予部下以良好的心理影响,使部下感到亲切、温暖、友好,获得心理上的安全感,从而放开手脚进行工作。古语曰:“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一个领导者只有具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恢弘气度,才能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的效能,为实现组织的目标而共同奋斗。
  为了烘托诸葛亮从容不迫、深谋远虑的性格特征,《三国演义》的作者刻划了一个心胸狭窄、不能容人的周瑜形象。其实,这是大大冤枉历史人物周瑜了。据《三国志·周瑜传》及其注引,历史上的周瑜“性度恢廓,大率为得人”,即心胸广阔,很能容人。那位自恃资深功大的程普,起初瞧不起周瑜,甚至“数凌侮瑜、瑜折节容下,终不与校”,终于感动了程普。程普以后非常敬重和钦服周瑜,告诉别人说:“与周公瑾交,若饮醇醪,不觉自醉。”年纪轻轻的周瑜能如架海擎天的玉柱,功垂史册,与他政治家的胸襟有很大关系。一个企业的领导,如能有周瑜一样的宽容精神,那会如美酒醉人心田,必将极大提高企业的心理相容水平,使部下获得发挥才能的最佳心理状态。
  培养自己的宽容品质,可以从以下一些方面努力。
  出以公心,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
  曹操与张绣曾数次交战,曹操的长子曹昂,侄子曹安民,特别是大将典韦,都死于曹、张两人的一次战斗中。应该说两人结怨甚深。后来,经贾诩劝导,张绣去投曹操,曹操不但没记前嫌,反而热诚欢迎,握手言欢,还拜张绣为扬武将军,充分表现了他宽广的政治家胸怀。张绣后来果然为曹操立下大功。
  《三国演义》还记叙了颇有见地的李儒劝说董卓的故事。当董卓见到吕布调戏貂蝉,勃然大怒,要杀吕布。李儒举了楚庄王“绝缨会”的故事,劝说董卓。据史书记载,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了一场内乱,于是大宴群臣。忽然一阵轻风吹灭了灯烛,一人乘黑拉着庄王爱姬的衣袖调情。爱姬嗔怪,顺手扯下那人的帽缨,告诉庄王,要求追查。庄王不但没有追究,反而哈哈大笑,令众人都把帽缨扯下,然后重新点灯,大家尽情畅饮。后来,在一次战斗中有个人英勇杀敌,立下大功,此人正是当初被庄王原谅的那位武将。正如有首古诗赞叹的:“暗中牵袂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清。”董卓经李儒提醒,虽然觉得有理,但到底醋劲不减,容不得吕布,舍不得貂蝉,把关系搞得很紧张,结果终于被吕布杀死。
  由此可以说明,不计较个人的得失荣辱,一个人的胸怀就会豁然开朗,象江河冲出狭谷进入大地,激荡咆哮一变而为坦然平静,以它那甘柔的汁液,滋润一草一木。
  善于进行心理位置交换
  即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努力站在对方的立场上,设身处地,将心比心。俗话说,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进行心理位置对换,就能理解和体谅别人。
  官渡之战结束后,曹操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检出一束书信,都是许都和曹军中暗通袁绍的书信,有人建议:“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如果曹操照此办理,则人人自危,曹操的阵营顷刻便可能瓦解。聪明的曹操非但没有严肃追查,反而解释道:“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令把密信付之一炬。这一英明处理,必然使许多人吊着的心顿时踏实,从此心怀惭疚,感恩戴德,更加忠诚地追随曹操。
  严于自责
  宽于待人,严于自责,则别人的缺点在自己的心中就会缩小,对别人的缺点错误就不会耿耿于怀。蒋琬是诸葛亮选中的接班人。史书记载,他不计个人荣辱得失,待人、办事公道,很能容人。有一次督农官杨敏在背后说他“办事糊涂,不及前人(指诸葛亮)”,便有“传声筒”转告了蒋琬,还乘机煽风,怂恿惩罚杨敏。蒋琬却说:我确实不如前人,不要计较这件事情。在这里,如果蒋琬用放大镜看待自己的能耐,用显微镜看待杨敏的议论,那事情就会没完没了,必然涌起一场迫害别人的轩然大波。
  不听流言蜚语
  人才常常在形势的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在时代的风口浪尖崭露头角,在社会变革的洪流中显示才华,因此他们最容易首当其冲,招致各种各样的非议。还有的人很注意利用人才不可避免的短处和错误,借机发难,大做文章。古往今来不知有多少人才跌落和葬身在流言蜚语的罪恶深渊之中。“翻车倒盖犹堪出,未似是非唇舌危”,流言比置人死地的横祸还要可怕。因此,作为一个领导,不轻信流言常常是容才、护才的前提。当曹操南征张绣兵败奔跑时,夏侯惇所领的曹操谪系部队青州兵“乘势下乡,劫掠民家”。于禁在这慌乱时刻果断命令本部军队沿途剿杀青州兵,以安抚乡民。青州兵倒打一耙,迎上曹操哭着拜在地上,声言于禁造反,曹操听后,整理部队,迎了上去。于禁见曹操带诸将到来,不是先去分辨,而是射住阵脚,安营立寨。因为他认为“分辨事小,退敌事大”,张绣兵马追到,若没准备,无法拒敌。果然,刚刚安营完毕,张绣两路大军杀到,于禁一马当先出寨迎敌,杀退追兵,并且追杀一百多里,反败为胜。事后,于禁向曹操禀明情况,曹操很是感动,又是称赞,又是奖赏,又是封侯。曹操在此听到流言蜚语,虽心有惊虑,但并未贸然确信,事后又能问明情况,赏罚分明,值得人们引以为训。
  合理要求部属
  孔子曾主张“尊五美,屏四恶”。所谓“四恶”,他老先生解释道:“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入(即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大意是说:不进行事先教育而只知道处死,叫做残虐;平素不加督促而临时要看成绩,叫做粗暴;开始不抓紧而突然提出限期,叫做奸讹;给人财物不要象小气的管事出手吝啬。这里强调的是平时加强教育,要求严格合理。如果反其道而行之,人们自然会差错迭出,防不胜防。这无异于置人于被动境地。至于《三国演义》中的周瑜,限定诸葛亮三日里造出十万支箭来,主观动机就是为了借机除掉别人,那更是管理工作中所绝对不能允许的。
  宽容不仅是指缺点,更包括失败。胜利常常和创新并存,成功多半和冒险同在。创新便要研究新事物,解决新向题;冒险就需要在荒野上踏出一条路来。但普天之下,从古到今,没有这样的圣人:对于新事物、新问题一目了然,驾驭自如;而在荒原上探险,失足跌交在所难免。正是从这个角度讲,“容忍失败”是管理者必须具备的品质。
  (六)“置之死地而后生”——“危”的激励
  《三国演义》曾记叙和描写两个机械照搬兵书而失败的战例:一是徐晃的“背水列阵”,二是马谡的“扎寨山顶”。他们所套用的用兵原则都是孙武所提出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是这条着名的军事原则站不住脚吗?非也!在这条着名的原则中,“投”、“陷”是指挥员自己的主动行动“亡”、“死”并非绝对的“亡”、“死”,它要求指挥员根据主、客观的种种情况,造成—定的危急环境,从而激发部卒万众一心、拼死奋战、促成矛盾的转化,最后化险为夷,转败为胜。而徐晃、马谡不问主客观条件,不用奇正相辅,不看地形地利,不设法造成矛盾转化的条件,却把部队投放在真正的“死”地,当然难免一败。
  《三国演义》里同时写有运用这个原则赢得胜利的动人篇章,那便是姜维第三次北伐中原之际。却说姜维率军渡过洮水,然后背水列阵,迎战魏军,并且奇正互用,暗中派两支部队绕到敌人身后,相机策应和包围敌人,队伍列好之后,魏军四名将领出战姜维。姜维略战数合,便拨马望本阵败退,魏军大队人马一齐赶来,眼看蜀军迟到洮水边上,再也无路可退了,姜维便大声呼叫:“事急矣!诸将何不努力!”蜀军闻言一齐奋力杀回,魏军败退,绕到魏军身后的两路人马也乘机包抄,大获全胜,斩首万余。
  现代心理学研究证明:人们在险恶之际,既会不遗余力地奋斗求生,发挥潜在的能量,爆发出异乎寻常的勇气;又会自动放弃平素的偏见和隔阂,团结一致。所以尉缭子主张,要想方设法把军队变成必死之“贼”一般,如此就能背水一战,无所畏惧,一以当十,所向披靡。
  这条原则对于解决某些企业管理的重大难题,对于促进企业的再生和发展,同样是一条有效对策。危机,有时可以为企业提供发展的机会,可以转化为企业的优势。
  (七)“吾任天下之智力,以道御之”——“道”的激励曹操起兵之初,曾提出以“道”驾驭和驱使文武群臣。通观《三国演义》中的“道”,大致有’以下几种含义:
  一是志向、理想
  曹操陈留起兵,向各郡散发讨伐董卓的檄文,表示要“扶持王室,拯救黎民”;刘、关、张桃园结义,焚香发誓“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这些正是古书中所讲的“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中的“道”,它表示一个人的志向、理想。
  二是规律、法则
  《三国演义》开卷第一句就讲“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徐庶所唱的“天地反覆兮,火欲殂(汉朝将要灭亡)”,诸葛亮所说的“天时”等,指的都是中国古代哲学上所提出的“道”,它表示抽象的规律和法则,反映一个人的世界观。
  三是政治主张、路线
  曹操在讨伐董卓的檄文中声言:“誓欲扫清华夏,剿戮群凶”,提出了统一天下的政治路线。刘备处处注意“躬行仁义”,动辄打出“汉室宗亲”、“大汉皇叔”的金字招牌,表示要“以宁社稷”,“重兴汉室”,目的在于把自己打扮成“王道”、“仁政”、“正统”、“统一”的代表。这是《三国演义》中所指的另一种含义的“道”。
  四是道德、义理
  曹操招兵,在大旗上写上“忠义”两字。刘、关、张桃园结义中信誓旦且说:“背义忘恩,天人共戮。”刘备三顾茅庐时向诸葛亮表示“欲伸大义于天下”。诸葛亮舌战群儒时痛斥薛综:“夫人生天地间,以忠孝为立身之本。公既为汉臣,则见有不臣之人,当誓共戮之,臣之道也。”这里的忠、义等,表达的正是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道德规范。
  “道”在《三国演义》中,是卓有成效的激励手段。曹操的一道檄文,博得了天下十七路诸侯响应;一面“忠义”大旗,引来了“如雨骈集”的应募之士。桃园的旦旦信词,使关羽对刘备“义不负心,忠不顾死”,终于为刘备“断首捐躯”。
  《三国演义》中的“道”,其内涵尽管和我们今天所提的世界观、理想、路线、道德、规律有根本的不同,但它作为一种激励部下的手段,却是一条古今不易的真理。这是因为,“道”是人类最高层次的精神追求,对于文化思想修养较高的人来说,更是最优势的需求。一个人能否有动力,从根本上来说,取决于一个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以及由此决定的价值观、理想、信仰和道德。树立了积极的世界观和人生观,就能产生概括性最强、作用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前进动力,从而在任何环境和条件下,具有饱满的劳动热情,自觉的工作态度,不屈不挠的毅力,慎独自约的品格。近些年来,西方企业极力倡导和培植“企业文化”或“企业精神”,就是企图通过共同的价值准则、精神追求和团体意识等尽可能地统一和调动职工的意志和热情。
  一个当代中国的企业家,应该坚持不懈地抓好思想政治工作,提高职工的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和道德素质,使之认清自己的历史地位和历史责任,逐步树立起正确的世界观、价值观,在两个文明的建设中发扬无私的奉献精神。如果忘记这些,便是丢掉了激励人心的威力最强大的法宝。
  缺乏动力或不恰当运用激励手段的结果,会造成行为挫折,使人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产生消沉和消极情绪。
  所谓消沉,是丧失希望和信心后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信仰、目标、荣誉、归属、利益等,可望而不可即,就会使人希望破灭,由此而出现的,必然是安于命运,浑浑噩噩,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所谓消极,是不满和烦闷的精神状态和行为表现,其结果是起反面作用和不求进取。目标、荣誉等该得的得不到,不该得者唾手而得,就必然使人产生消极抵触情绪。信仰、道德是产生于客观现实的。如果一些企业领导,口头上高喊为“主义”而献身,为四化建设做贡献,为企业兴旺而奋斗,实际上却以权谋私,大搞官僚主义,就必然使广大职工产生“信仰危机”和“道德危机”,看破红尘,精神不振,丧失工作和前进的动力,甚至扼腕叹息,产生消极抵触情绪。
  消极和消沉,是搞好企业管理的反动力和破坏力。有效地防止消极、消沉,正面运用各种激励手段,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它要求现代管理者在履行管理职能时起码做到两点:一要以身作则,号召下属做到的自己首先要身体力行;二要一视同仁,公正地给每个职工提供报偿和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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