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绝”与“奸绝”(陈酿三国之五)

 

  电视剧里的诸葛亮我看到了两个,觉得湖北台的《诸葛亮》主角缺乏飘逸之气,“空城计”用险时,导演特地给了个后背,我猜是想说明孔明也是凡人,当时也吓出了一背冷汗,着实败兴。《三国演义》里的演员表演又显得张扬,恐怕是近几年的背景材料看多了,不知该听哪家的,照“复杂”的路子走吧!表演上要命的二字真诀“分寸”就把握不好,“火”了。闭眼一想,还是马连良地道。
  说“近几年背景材料看得多了”,是指《三国》研究界,包括古典小说评论界里批评诸葛亮形象的声音突然高亢了起来,似乎非要弄出“两个诸葛亮”来。比如批评诸葛亮对魏延的态度,不采用他兵出子午谷的奇计,反而提防并且在死后设计暗算他。至于“愚忠”啊,“失误”啊,也挑出不少。有的则检直用陈寿站在西晋史官立场的批评,而没有把陈寿有私怨的因素考虑进去。史学上的“翻案风”是自五四以来文化选择倡导起来的风气,又听研究“后现代主义”的人说,“消解神圣”是“后现代”的特征之一,那么对“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消解”,也正逢其时。
  就冲还怀念着马连良,就知道我肯定连“现代”状态都没有进入过,遑论“后现代”呢?但最近又听一位朋友附耳密告,说今年某权威刊物将以文化上的“新保守论”为纲,倡导新“新潮”,便又暗自庆幸“十年河东,十年河西”这句老俗话的明达,它似乎已然“解构”了所有时髦发展趋向,都不过是沿着一个环形体运动的秘诀。比方对襟褂子、旗袍和喇叭裤的重新风行,影视界演绎三十年代上海滩的风潮。又好比自行车的追逐赛,你只消原地不动,从旁看上去,已经就是站在后“后现代”的“前沿”了。最后这话读上去略嫌别扭,但这符合某种学术意味的“话语系统”,此中深奥,自不足与外人道。
  学术文化也有思潮或时髦,但是更重要的是立场。这可能是安身立命之本,也不妨为追名逐利之道,但它毕竟不是时装,不是玩意儿,更不是胡适当年轻佻比喻的那样,是可以对“历史”这个小姑娘任意打扮的技巧。对诸葛亮的评价,就有一个学术文化的立场问题。
  清初人毛宗岗整理校订《三国演义》,有“三绝”之说,即诸葛亮为“智绝”,关羽为“义绝”,曹操为“奸绝”。这一“智”一“奸”,差之毫厘,却去之千里。说起来中国古代有一个智慧人物的系列,比方杜甫说诸葛亮“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提出来和诸葛比较的伊尹、吕尚(俗称姜太公)、萧何、曹参就属于这一系列。陈寿说他年轻时“每自比于管仲、乐毅”,管、乐也属于这一系列。此外还有孙子、孙膑,往下数,还有辅李世民的徐茂公,佐朱元璋的刘伯温,最为人们乐道。《水浒传》里的“智多星”吴学究,显然也是仿照这个系列塑造出来的。其中姜尚在唐、宋时代还享受与文宣孔子相当的“武圣”待遇,他的“武成王庙”里供奉的就有这些同伴。不想关羽异军突起,后来居上,但已是后话,不表。中国对智慧人物的崇尚,多在兵家中,尤以春秋战国和历史大变动时期出现的代表人物为甚。陈寿曾批评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于治戎为长,奇谋为短,理民之干,优于将略”,从纯功利角度看,也有一定道理。
  说又说回来,诸葛亮在汉末躬耕南阳,本来不一定非要出山的,尽可以象他的朋友司马徽、崔州平等那样,“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于诸侯”,三国争雄,干他鸟事?但他出山辅佐的恰恰是三方中最弱的,而且正在哭(不仅是苦)无立锥之地的当口。冲这一点,他这就不是那种好打“太平拳”,喜欢扶强凌弱,“见胜兆则纷纷聚集,见败兆辄纷纷离去”的主儿。以后三家鼎足,连年用兵之际,又值荆州受到孙吴失信偷袭,刘备意气用事招致彝陵惨败,以蜀国兵员匮乏,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的劣势中,犹能独立支撑局面,而且坚持东和北伐的《隆中对》大战略,在世之日,使司马懿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这两下子就不是一般人干得了的。这种智慧,历史上能够达到的不多。何况他从来不是寻章摘句的腐儒,精通科技,“长于巧思”,论进攻他改进了“连弩”,论防御他设计了扎马钉,后勤供应他发明的“木牛流马”,至今仍然使人感到神秘。正是这些新型技术,才使他虽然劳师远征,仍然以攻为守,坚持到底。所以尽管后人痛惜他“出师未捷身先死”,但依然承认他属于“内圣外王”,也就是道德崇高,事业有成的典型。
  诸葛亮不仅名垂后世,而且当时就受到民众的爱戴,《三国志》记载他死时“黎庶追思,以为口实”,“百姓巷祭,戎夷野祀”,到处都在开追悼会。成都的祠堂,就是当年建起来的。数十年后,“梁、益之民咨述亮者,言犹在耳。”灭蜀以后,晋武帝还派专人去了解总结诸葛亮的治兵之法。能得到敌手这样的敬意,也就“不白活一回”了。据说东晋时大将桓温到蜀,还找来一位当年曾是侍候诸葛亮的小童(犹今日所言“身边工作人员”)的百岁老翁,想问自己比诸葛如何,老翁回答颇妙:“诸葛在时,不觉其异。自公殁后,无人能比。”(殷芸《小说》)可见他确实是以“肉身”成圣,而不是后人认为的“近妖”一流。
  中国传统的人文崇拜有一向有两大系列:一种是道德楷模,如孔孟一类圣贤;另一类是前述的智慧人物。形成后世诸葛亮崇拜的因素很多,但他兼有丰富智慧和崇高品德,跨越两大系列,恐怕是主要原因。这符合中国人的人生理想:效法天那样自强不息,效法地那样厚重载物(“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式坤,君子以厚德载物”语出《易传》,“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也是后来陈寅恪先生为清华大学拟的校训);象流水一样灵活的智慧,象大山一样坚实的品格(所以“仁者乐山,智者乐水”)。
  有人突发奇想,认为既然《三国演义》里常说“视时务者,方为俊杰”,“良禽择木而栖”,要是诸葛亮辅佐的不是刘备父子,而是曹操父子,又该如何?
  这当然是无数个“历史上的如果”命题中的一个。我看这种“如果”是不存在的,第一是诸葛亮在襄阳的一帮朋友中,没有一个帮曹操的(亲戚倒有,如他的堂弟诸葛诞),就连“走马荐诸葛”的徐庶,被逼进了曹营依然“一言不发”,可见有政治立场的对立;第二就是为人的差别了,诸葛亮受朋友“托孤”之请,的确作到了“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没有象曹操和司马懿那样,自己个加“九锡”,“挟天子以令诸侯”,留着让儿子当皇上。退一万步说,交诸葛亮这样的朋友,放心,交曹操、司马懿这样的朋友,糟心!
  这又涉及到文化是一个“价值系统”的问题。在一个有系统的价值体系里,人们之间的社会交往有伦常作为保障,也就是相互间具备“期望值”:你“仁”我“义”,敬我一尺,还你一丈。小到居家过日子,大到治国安社稷,无不如是。价值系统如果变乱了,你不仁我不义,君“不君”,则臣亦“不臣”,你有初一我做十五,父子夫妻同事朋友上下都在你骗我,我骗你,伦理常情没有了,“期望值”消失了,干什么好事都白干,交什么朋友都白交。到了大家都相信并且抱定“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操哲学,而嫌弃“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诸葛亮精神的时候,这个社会离着乱世也就不远了。
  当然,“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到了下一次再认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时,人人折腾得够够的了,那又是猴年马月的事,你我还赶得上么?
  如果我们还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的话,我们就应该承认,在超乎一时得失之上的东西,价值比功利大,存在比功利久,影响比功利远。
  “智”和“奸”一字之别,倒也有“诛心”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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