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的经济战(陈酿三国之十)

 

  有一个笑话,说一个人迷上了《三国演义》,成天捧着书看,啥事也不管。一天,老婆对他说:“家里快没粮食了,咋办?”他正看到“群英会蒋干中计”周瑜领着蒋干察看后营粮草一段,便随口回答:“帐后粮食堆积如山,何谓无粮?”第二天,老婆说:“家里一粒米都没有了,快想个法吧!”,这位仁兄正看到“出陇上诸葛亮装神”,又用诸葛亮的话答道:“陇上麦熟,可就食了。”
  这说明了《三国演义》的魅力和在群众中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可看出《三国演义》化了不少笔墨来写粮食问题,还有什么“乌巢劫粮”啦,“许攸问粮”啦,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啦,等等,连曹操马踏青苗,按照他自己颁布的命令都该斩首,后来是“割发代首”,以示惩戒。这些有名的故事,都说明在军事竞争中粮食,后勤保障机制,或者更扩大来说是后方经济问题对于战争的重要意义。没有基本的经济保障,是无法赢得胜利的,现代战争更明确指出是经济实力的竞争了。
  三国群雄也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在军事对峙的同时,也抓紧发展各自的经济,实行不同形式的改革,尤其是农业,实际上又是另一种形式的竞争。从现在看来,正是由于三国时期的竞争局面,才加速开发了长江流域地区,使它们具备了与一直发达的黄河流域地区争雄的某些经济实力。
  三国时期,原来比较发达的中原经济因为连年战乱,破坏得很厉害。据统计,东汉末年中国人口有五千六百多万人,到三家归晋后,才剩下一千六百多万人,不到三分之一,当时曹操的诗有“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应断肠”之句,就是中原的真实写照,正可与史书记载互相印证。三分之初,东南、西南的经济和中原相比,显然还没有充分发展起来,蜀国人口只有九十多万,吴国也只有二百三十万,士兵约占十分之一左右,还不算数以万计的各级官吏,在实力上自然难以与曹魏抗衡。战争不仅仅是军事上的对抗,也是经济实力的对抗,而谁先掌握充足的经济实力,谁就有希望在军事上获得胜利。
  三国重要的经济改革措施中,首先是屯田,就是组织军队和农民屯垦,好象我们的生产建设兵团,这是一种战争时期的生产体制。三国都先后搞过屯田,但最有成效的是曹操,因为中原受到的战争破坏最大,严重缺粮,长安一斛谷子卖到五十万钱,“居者无食,行者无粮”,国民生计已是大问题,何况还要进行战争。曹操最早实行军屯、民屯,表现出极大决心,并特别设置了“大司农”“典农中郎将”等独立的官职系统,规定屯民将收成的一半左右交给政府,以充军粮,司马懿则更明确提出“灭贼之要,在于积谷”,他们广泛兴修水利,改进农业用具,使农业很快得到恢复和发展,兵粮充足,胜券也就在握了。
  蜀汉素有“天府之国”的美誉,战乱中受到的破坏也较少,刘备入蜀之初,原准备把大片良田沃土赏赐功臣,赵云劝止说:“益州人民刚刚经过一场战事,还是应该把田宅归还给他们,使其安居乐业”,既可以安定民心,又有利于恢复发展生产,刘备接受了这个意见。诸葛亮在汉中也实行过军屯,主要是解决北伐中军粮运输的不足,后来姜维屯田,则是为了躲避宦官黄皓的猜忌。
  大概是诸葛亮曾经“躬耕于南阳”的缘故,他一入川,就十分重视水利,尤其是秦汉时期修建的着名工程都江堰的维护,北魏郦道元《水经注》说:“诸葛亮北征,以此堰农本,国之所资,以征丁千二百人主护之,有堰官。”四川的丝织业当时为全国之冠,号为“蜀锦”,诸葛亮认识到“决敌之资,唯有锦耳”,是与魏、吴以至通过滇、缅到达海外贸易的拳头商品,所以也大力发展相关的手工业。成都也因此叫做“锦官城”,“锦城”。
  三国鼎立还促进了长江流域的开发。中国文明长期以来是以黄河流域为主发展起来的,中原的战乱,使大批富有生产、管理经验的人才,从黄河流域流向东南、西南长江流域,使中原的工农业技术应用在富庶的自然资源条件下,产生了明显的效果。刘备带去的人才大多是“南下干部”,曹操在淮上与孙权争夺时,曾下令当地居民北迁,不料弄巧成拙,十几万户反而渡江南来,凭空增加了东吴的实力。
  就拿诸葛亮三兄弟来说吧,都是中原知识分子,后来却各为其主,哥哥诸葛瑾在吴国当过大将军,从弟诸葛诞在魏国做官,做过扬州刺史,镇东大将军,当时人们说,三个诸葛中,“蜀得其龙,吴得其虎,魏得其狗。”这只是名次排列,里面可没有骂人的意思。可以看出人才的流动和分布,这就为促进蜀、吴两个地区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如果大家都抱定宗旨,死守经济先进地区,没有必要的人才流动,那么落后地区的开发会更缓慢的。
  当时没有“禁运”,“经济制裁”这类东西,战争状态并没有对三方的商业贸易活动产生多大影响。象今天情形一样,商业贸易最发达的是东吴。孙权搞屯田一度颇积极,但后来人们纷纷弃农经商,或被征入伍,就荒废下来。究其原也是商品经济冲击的结果。东南沿海有地利,向有经商的传统,东吴的商业贸易在三国里最为活跃,比如饮茶是三国时期开始盛行起来的,而吴国的制茶业发达较早。瓷器也同样如此,吃过四川的泡菜人都知道,泡菜是把蔬菜放在一种形制特殊,容易密封的陶瓷容器里腌制的菜,川人每天离不了的。考古发掘证实,最早的泡菜坛子是东吴传过来的。吴国的军队还有“军市”,就是军中市场,“征伐止顿,便立军市,他军所无,皆仰取足。”(《三国志.潘璋传》)一批随军的商人,老是跟着,到处做买卖。没想到后来还起了意想不到的作用:吕蒙偷袭荆州时,就是让士兵化装成与蜀国互市的商人,穿上商人的长袍,“白衣渡江”的。如果没有这样频繁的商业贸易往来,吕蒙的计谋也就无法施展了。
  东吴的生意还做到外国,不光临近的亚洲各国,还包括非洲,一直远到欧洲的大秦,就是罗马帝国。据载诸葛亮的侄子诸葛恪讨丹阳时俘获了一些黑矮人(侏儒),一个在孙权那里的大秦商人说,这在他们国家是很稀罕的,孙权就派会稽人刘咸与这商人一起,带男女各十人去大秦。据说要从海外的一个港口乘大海船,扬七张帆,走一个多月才能到达。曹丕刚刚登基当上魏文帝时,曾派人到东吴要一些奇珍异品,象什么雀头香,大贝,明珠,象牙,犀牛角,玳瑁,孔雀,翡翠,斗鸭,长鸣鸡等,大部分都不是中国出产的。有些大臣建议不理曹丕的索求,孙权却答应得很痛快,说“他所要的东西,在我这儿就象瓦石一样,我不用的可以换来军马,为什么不和他们作作交易呢?”这就是东吴海外贸易发达的好处了,也说明东吴人的商业头脑和战备观念应该特别提出的是,正是东吴的远航船队,首次打通了大陆与台湾的联系。台湾古称夷洲,那以前和大陆还没有什么联系,但它附近的岛屿(古称亶洲)却从秦汉以来“时有至会稽货布者”,会稽人出海也时常有因风向飘流至那里的。孙权于黄龙二年(230年)派大将卫温、诸葛直率甲士万人寻找这两个岛屿,结果只找到了夷洲。这是史籍上有关台湾最早的记载。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也从那时逐渐密切起来。
  三国经济竞争的结果,促进了各自经济优势的发展。西晋着名文学家左思在三分归一统后写过着名的《三都赋》,描述三国都城壮丽繁华的景象,可见发展水平已比较接近了。后来五胡乱华,东晋南迁,中原文化科技进一步向长江流域传播,造成南北方既浑一又均衡的发展。
  说起来,当年魏国略相当于今天之华北西北,吴蜀所在区域分别略相当于华东华南与西南,今天仍然是我国除东北以外的三个主要经济区。它们在全国的作用,也依稀和三国时期有几分相似:北方有政治文化之优势,东南沿海有商业贸易之便,西南有资源丰富之利。近年有些经济专家提出的“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地区发展战略”,也是这种格局的变化发展。为了全面振兴中华,也需要各地发挥自己的优势,促进人才流动,合理布局。这些依然可从三国历史中得到某些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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