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读《水浒》话宋江

  最近,随着电视连续剧《水浒传》的重播,我对小说中那位没有血性、卑恭屈膝,且颇有将帅之才的郓城小吏黑三郎宋江,不知不觉地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有时看电视,有时读小说,并不停地思索着:虽然宋江是被逼上梁山的,但既然他时时刻刻、口口声声地说“兄弟们的情义为重”,为什么一心为求得皇帝老儿的招安,竟无视众兄弟的仇怨(如置林教头的深仇大恨及生命不顾,放走*佞高俅;不顾众多兄弟的反对,杀友求全;为招安多次忍气吞声,奴颜媚骨,甚至不惜巴结*佞、*女等)?如此,岂不违背梁山“聚义”——“替天行道,死生相托,患难相扶……”的宗旨?即使他采取“高压”政策,众兄弟也不会全部折服,为何没有另谋他路之徒?带着百思不得其解的淤结,我开始搜求有关宋江的史料,欲对这一矛盾的统一体作全面阐释。
  小说与历史毕竟不同。宋江起义的故事得以广为流传,也许应该得益于文人“忠君”思想的庇护。而历史上的宋江,无论是性格,还是结局,都与小说迥然不同。
  历史对宋江的身世有不同的记载,一说“宋江,生卒年不详,宋郓城人。徽宗时为盗,侯蒙知亳州,上疏请招抚之,未成而侯蒙先卒。後张叔夜擒其副魁,江乃降。”一说“淮南盗宋江等犯淮阳军,遣将讨捕,又犯京东、河北,入楚、海州界,命知州张叔夜招降之。” (《宋史·徽宗本纪》)然而,不管是此宋江还是彼宋江,看来历史上是确有其人的,并且他领导的义军起初聚义梁山,后以流动作战为主,没有固定的地点。(据《东都事略·侯蒙传》载:“江以三十六人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宋史·张叔夜传》:“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所向,贼径趋海濒,劫钜舟十余,载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投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此外,李埴的《十朝纲要》,宋代陈均《九朝编年备要》和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也都有类似的记载。)
  正所谓“习惯决定性格,性格决定命运”。在施耐庵的笔下,宋江起初是一个仗义疏财、施恩举孝、重友轻法的江湖侠士,虽身为卑微小吏却胸怀大志,因误杀婆惜,酒后失言,终至报国无门,无奈被逼上梁山。即使在上梁山之前,他都无时不在梦想着皇帝老儿能够赦免他的罪行。逼上梁山之后,他千方百计地采取屈迎朝臣,买通*女的方式,接受皇帝招安,充当了大宋皇室的走卒,最终走上自我毁灭的道路。
  按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曾引元人陈泰《所安遗集·补遗》中《江南曲序》,云:“余童迫时,闻长老言宋江事”,“宋之为人,勇悍狂狭”。可能当时正是因为宋江“勇悍狂狭”,才出现了《张叔夜传》中所说得“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的局面。固此,侯蒙才上书皇帝老儿: “……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 (《侯蒙传》)。 《宋史》卷《侯蒙传》和《东都事略·侯蒙传》中也说:“侯蒙字元功,密州高密人,……罢(中书侍郎)知亳(音bó博)州,旋加资政殿学士。宋江寇京东,蒙上书言:‘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东都事略》作“横行河朔”),京东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其才必过人。今清(青)溪盗起,不若赦江,使讨方腊以自赎。’帝曰:‘蒙居外,不忘君,忠也。’命知东平府,未赴而卒。年六十八。”)”据此而知, 侯蒙虽然曾上书皇帝,招抚宋江,但只得到皇帝老儿夸奖他在外不忘朝庭,忠心可嘉的奖励,并未做招抚宋江之事。事实上,即使宋徽宗派他去做招抚之事,一方面是他还没到任就有可能死了(到底已经是六十八岁的老人),一方面即便等他到任,再去招安,方腊起义也早已平息下去了。再说,当时,正值宋江鼎盛势大之机,他也绝不会因为皇帝的一声招令便屈膝投降,成为朝庭走卒(史书有载)。后来,宋江正式起义后,不久便离开梁山泊,转战山东、河北、河南之间,“横行河朔、东京,官兵数万,无敢抗者。”宣和三年(1121年)二月,宋江率领起义军由沭阳乘船到海州(今连云港),海州知州张叔夜派上千名官兵埋伏在海州城郊,用轻兵临海挑战,引诱起义军弃船登陆。义军登陆后,旋遭伏兵包围,张叔夜派兵烧了义军的船只。起义军陷入重围,退路已断,损失惨重。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宋江率众投降了宋朝官兵,并接受朝廷的招安,成为宋军中的一员(《宋史》卷三百五十三《张叔夜传》记载:“……知海州。宋江起河朔,转略十郡,官军莫敢婴其锋。声言将至,叔夜使间者觇(音chān搀)所向①,贼径趋海滨,劫巨舟十余,载卤(掳)获。于是募死士得千人,设伏近城,而出轻兵距海诱之战,先匿壮卒海旁,伺兵合,举火焚其舟,贼闻之皆无斗志,伏兵乘之,擒其副贼,江乃降。加直学士,徙济南府。”这一段记载说明:张叔夜是在连云港南面的海州当知州的时候,在海边逼降了宋江,然后升为济南府知府的。)。史载宋江被逼降后,加入了征讨方腊的队伍,与河东名将折可存等同归童贯调遣(史书如李焘的《续资治通鉴长编》、杨仲良的《通鉴长编纪事本末》、《三朝北盟会编》、《皇宋十朝纲要》都明确记载宋江投降后随官兵前往镇压方腊起义,宋江从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屠杀农民起义的刽子手。)。据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五二引《中兴姓氏*邪录》:“宣和二年,方腊反睦州……东南震动。以贯为江浙宣抚使,领刘延庆、刘光世、辛企宗、宋江等军二十余万讨之”。卷二一二引《林泉野记》:“宣和三年,方腊反,(刘)光世别将一军自饶趋衢、婺,出贼不意,战多捷。腊走入清溪洞。光世遣谍,察知其要险,与杨可世遣宋江并进,擒其伪将相,送阙下。”” 毫无疑义,贯是童贯,至于“宋江”是不是梁山宋江?李埴《十朝纲要》卷一八: “宣和元年十二月,诏招抚山东盗宋江……宣和三年二月庚辰,宋江犯淮阳军,又犯京东、河北路,入楚州界。知州张叔夜招抚之,江出降……六月辛丑,辛兴宗、宋江破贼上苑洞。”据此可知,宋江确实参与了征剿方腊的战斗。然而,又据折可存(与宋江、方腊同时代的宋廷的一位将军,曾奉命镇压方腊起义。)墓志铭记载:征方腊战事结束,“班师过国门,奉御笔:‘捕草寇宋江’,不逾月,继获。”,宋江应为他所捕。可历史明明说的是宋江是被张叔夜逼降的,为什么又被折可存所捕呢?由此,我继续搜寻相关的史料,以求得可*的线索。在这一点上,我国的一位史学家(邓先生)颇有研究:看到美籍学者马泰来的《从(北宋末年人)李若水的〈捕盗偶成〉讨论历史上的宋江》一文揭出李诗中有“去年宋江起山东,白昼横戈犯城郭”,“大书黄纸飞敕来,三十六人同拜爵”等的记述得出,宋江等人曾经投降,是确有其事的。他在对《捕盗偶成》一诗进行详细的考释后,得出的结论是:宋江等三十六人确曾一度接受过北宋王朝的招安,然而确实不曾参加过北宋王朝镇压方腊的战役。在接受招安至少过了一年以上的时光之后,宋江再度反叛,所以宋廷才在折可存等人镇压了方腊的起义而班师经开封时,颁布了“捕草寇宋江”的命令,而在不出一月的时间内就把他擒获了。
  然而,我通过对史料的研读,推测认为宋江在征剿方腊之后,再度谋反,后被一同征剿方腊的另一部将折可存活捉,更合乎历史。因为,宋及折同为征方腊的将领,此时再得皇帝老儿的密诏:“捉拿宋江。”应该比较容易。再者,宋江是在折及其他将领灭方腊后被捉住的,以历史记载宋江的性格(勇悍狂侠),二度造反,应该极有可能(况且,他当时是被张叔夜逼降)。
  说到宋江的死因,浩繁的历史没有记载,我在此也不敢推测,只能引一段历史供各位参考:洪迈《夷坚乙志》(六)言,“宣和七年,户部侍郎蔡居厚罢,知青州,以病不赴,归金陵,疽发于背,卒。未几,其所亲王生亡而复醒,见蔡受冥谴,嘱生归告其妻,云‘今只是理会郓州事’。夫人恸哭曰,‘侍郎去年帅郓时,有梁山泺贼五百人受降,既而悉诛之,吾屡谏,不听也。……’”《乙志》成于乾道二年,去宣和六年不过四十余年,耳目甚近,冥谴固小说家言,杀降则不容虚造,山泊健儿终局,盖如是而已。后来,按《水浒传》的提示,我又查阅了宋徽宗、蔡氏家族(蔡京、蔡卞、 蔡攸)、童贯、高俅等的大量资料,也未得到宋江的真实结局。这使我感到颇为遗憾,如果有时间的话,继续努力吧。
  题外话:
  出人意料的是,我在对高俅的资料进行认真搜集时发现,浩繁的《宋史》无高俅传,但据网上一份资料显示,高俅与镇江颇有关系。《丹徒县志摭余》记载,高俅墓在高家边。高家边*近丹徒的高资,是句容境内的一村庄。村民几乎全姓高,解放前还有高家祠堂,供奉着高俅的塑像,高氏家谱记载,北宋末靖康之难后,高氏子弟逃到江南定居延续至今,已有几十代。名气很臭的高俅,在这里被高姓人尊为老祖宗,而且认为是大忠臣。村民中一老人说:高俅是山东人,本姓严,被其主人派往端王赵佶府上送东西,正巧赵佶在园中踢球,也是他时来运转,球滚到高俅脚前,他把球踢回去,而且踢得老高老高的,赵佶高兴地叫道:“好一个高球!”就把他留下陪殿下踢球,于是他索性改宗名高俅,从此飞黄腾达起来。他为人孝顺,母亲对他说:“我一辈子没到过京城,没看到金銮殿。”要高俅带她上京城开开眼,高俅说京城太远了,我为老娘造一座金銮殿吧!哪晓得这一造就啰嗦了。皇帝办了他大逆不道之罪而问斩。临刑时,他对皇帝说:“如果杀我冒了白血,就证明我是冤枉的,冒了红血就是我罪有应得。”谁知一刀斩下,竟冒了白血。皇帝知道杀错了,就为他大办丧事,大肆抚恤,极尽哀荣。再者,和高沆瀣一气的《*臣.童贯传》,也只字未提高俅。由此可作为高俅与蔡童二*并无牵连的一个佐证。历史上有关宿元景的记录,我也未找到,至于是否有此人我表示怀疑。可既然没有,《水浒传》为什么将其写得有鼻子有眼呢?这是我心中之大疑惑无法排解之处。简直憋屈的要命,真希望这个问题能早一天真相大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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