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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做公的人，倘若吃不透黑白两道骨子里的奥妙，便很难在江湖上生存。
在水浒中，所谓黑白两道，我觉得主要应该是指主流社会与叛逆群体这两大比较笼统的处世规则。前者以官府为主导，后者则是另类诡谲莫测的江湖。
富户出身的美髯公朱仝，与铁匠出身的插翅虎雷横，原都是郓城县两个耿直而且敬业的都头，专管擒拿贼盗。他们尽忠尽责，不越规矩，也不图甚么大的发达。
因为他们出场的时候，都是三十多岁的人了，虽然一身功夫，却也只能管治一方的治安工作。但是他们心满意足。他们在地方上，都算是相当有面子的人了，两人都仗义。这时，他们吃的是白道上的饭。然而，他们的工作对象，却是黑道人物。按理说，他们的职责应该是黑白分明的。
雷横一出场，就逮住了流浪汉刘唐。这是黑白两道的冲突。本来雷横应该带着刘唐去送官的，但是碍于晁盖的面子，他只好将刘唐放了。从这里，又可以看出黑白两道的妥协。妥协的着力点，自然又在于一个“义”字。
“义”字使黑白两道的界限变得模糊起来。它冲淡了白道中最重要的游戏规则：法理。本来，以朱仝跟雷横的身份，只要依照白道的法则办事，他们和黑道是可以错身而过的，但是，他们可能早就感染上了“义”字的病毒，因此，当生辰纲之案事暴露的时候，他们命中注定地要从白道转到黑道了。他们先是放走了晁盖，后来又放走了宋江，再后来，朱仝又冒死放走了雷横。这些，都是那个举足轻重的“义”字在作怪。
单从主流社会法理的角度来看，“义”字是非常可怕的力量，它可以将貌似神圣，坚如磐石的法则，剥蚀得一文不值。但是，当必要的时候，主流社会本身对“义”的存在也多是持默许甚至是鼓励的态度的。在中国历史上，黑白两道其实是相辅相成，互为转换的，原因就在于“义”字是辩证的。因此黑的可以说成是白的，白的也未尝不能说成是黑的。在义理面前，法理本身也就是一种假设而已。就像法理是对黑道游戏规则的宣判一样，义理也很有可能成为主流社会任何法理的终结者。
朱仝与雷横两人之所以徜徉于黑白两道之间，原因就在于他们信奉与执行的是的两个不同的游戏规则。他们信奉义理，然而执行的却是法理。世人都知道黑白分明，但那“义”字，就像水银一样，只要漫向哪一方，那另一方就要失重了。
义理动摇了对法理价值观模棱两可的主流社会执法者的信念。细细探究起来，在中国，其实严酷的法理的筋脉，令人惊异的却正是富有弹性的义理！因此，执法者倘若勘不透这“义”字，他就将一事无成，甚至身败名裂。
在襄助晁盖和宋江出逃的时候，朱仝与雷横所代表的法理的尊严，开始向“义”字方面倾斜了。这时候，他们与其说是在冒险，不如说是在寻求一种新的希望。
他们早已从森严的法理中，窥透了主流社会网络的破绽。从他们的作为中，可以看出主流社会的法理是多么的脆弱！
由此再深究，在以义理为深层基础的社会结构中，法理的作用真的能施展开来吗？当执法者本身就不把法理当作是一回事的时候，那么法理就很有可能被种种非理性的游戏规则所取代。正所谓盗亦有道。正统的也就未必就是合理的了。
说白了，在中国，在“义”字当头的文化积重形态下，任何缜密的法理，都可能是破绽百生的。以义作为文化精髓的中国人，从骨子里就是排斥法理的。这一点，可以从朱仝和雷横身上看得出来。
因此，在施耐庵的意识中，梁山泊对主流社会法理的反叛，实际上也就是偷天换日、移形换位而已。反叛者后来又重归于主流社会，也正是在义理名义条件下的妥协，而不纯粹是利益的均衡。从招安的角度来看，黑道所奉行的最高准则，其实也就是白道那一套。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在梁山好汉眼里，皇帝是凝聚着法理与义理的权威，只有他，才能把黑白两道摆平。
在朱仝和雷横两人之间从白转黑的移位中，相比之下，我更欣赏雷横的愤怒。
那不是出于义气，而是孝道。雷横为人虽然有些不太坦荡，“虽然仗义，只有些心扁窄”。但是，他对孝道的执着，却不能不让人钦佩了。雷横朝着白秀英那一枷打下去，把自己所有的猥琐和半桶水的义气，霎那间全都打发了。
这时，我们看到了一条好汉。这条好汉不是因了几两银子与刘唐斗朴刀，私放晁天王与宋公明时报答小恩小惠时的雷都头，而是把孝道摆在了生命的巅峰。因此，雷横的杀身成孝，成为了水浒中一道不可多得的的亮色。这是闲话。
写到这里，忍不住又想起了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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