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闻工 (1975.09.17)
（安徽师范大学 闻工）
毛主席最近指出：“《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里的宋江，恪守孔孟之道，顽固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瓦解农民起义军队伍，断送梁山革命事业，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投降派。
从宋江的全部罪恶史中，我们可以了解什么是投降派，以及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和他的忠君思想之间的关系。儒家伦理观念的忠、孝、义结合在一起，构成宋江这个投降派人物的基本思想。而其中心内容，则突出地表现为一个“忠”字。他“于家大孝”，于友“仗义”，前提都是忠君。从郓城县“孝义黑三郎”的宋江，到梁山泊“忠义堂”上的投降派头子宋江，到征方腊时的平南都总管正先锋使的宋江，再到楚州安抚使的宋江，其思想性格的发展始终围绕着忠君这个反动的轴心转动。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前待人处世的准则。
宋江私放晁盖这件事，颇有些迷惑人的地方，但对它的前因后果，略加剖析，便可看出，宋江这个行动并未越出忠君思想所允许的范围。晁盖等人的劫取生辰纲，打击了梁中书这类贪官污吏，矛头指向蔡京、高俅这样的人。因此，宋江敢于给晁盖通风报信，要晁盖“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他虽然放走了晁盖等人，但是却反对他们聚众造反，认为他们公然抗击官兵，“是灭九族的勾当”，“于法度上却饶不得”。
宋江在江州酒后题的两首“反诗”，其实并无反意。从宋江题诗时所处的境遇来看，他的诗不过是地主阶级内部“饿狗”对“饱狗”的怨恨情绪的流露，不过是宣泄他一片忠心未被赏识的牢骚而已。就连宋江自己也不认为这是反诗。
那末，宋江后来怎么会上了梁山呢？
宋江题诗事发以后，被判死刑，在绑赴法场，即将处斩的当儿，幸得晁盖率领梁山泊众好汉劫了法场，把他解救出来。接着又大闹无为军，杀了黄文炳。严峻的现实把宋江这个反对和污蔑农民起义的人物，推上了这样一个矛盾的尖端：要么丢掉脑袋，要么随晃盖上山，等待时机，别谋出路。在这种情势下，“不由宋江不上梁山”。但是，宋江的世界观和阶级立场，没有任何改变，他是带着满脑子的忠君思想，钻进了农民起义队伍。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他上梁山后制定路线和政策的出发点。
宋江身在梁山，心在朝廷，与农民起义队伍貌合神离，同床异梦，极力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梁山根据地在晁盖当权时期，以聚义造反、反抗封建统治作为他们的斗争纲领。这无疑是一条农民起义的路线。这条路线被刚刚踏上梁山的李逵，用农民阶级朴素明快的语言表达出来：“杀去东京，夺了鸟位”，即打翻赵宋皇帝的腐朽统治，夺取农民革命的胜利。对这样一条革命路线，宋江上山后，即施展种种阴谋手段，百般进行破坏。为了忠君投降的需要，他阴险狡猾地排斥梁山起义军领袖晃盖。他明尊暗贬，把晁盖架空，使之徒有虚名，而无实权。晁盖几次要领兵下山作战，宋江都用花言巧语百般阻拦，说什么“哥哥是山寨之主，不可轻动”，表面上是他代晁盖下山，实际上是他通过几次外出用兵，培植羽翼，捞取政治资本，暗暗把兵权夺到手中。晁盖最后一次执意要亲自率兵下山攻打曾头市。晁盖曾头市中箭，临死时并未遗言要宋江继任寨主，而是指出，只有能为他报仇的人方得继任，说明晁盖并不那么信任宋江。宋江这个诡计多端的孔孟之徒，却乘机篡夺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领导权。他一上台，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迫不及待地把“聚义厅”改为“忠义堂”，完全篡改了梁山农民起义军的政治方向，标志着宋江开始全面推行投降主义路线。
宋江篡夺了梁山起义军的领导权以后，他通过各种渠道向封建统治者乞求招安。在两胜童贯、三败高俅，取得了反围攻辉煌胜利的情况下，宋江命令梁山泊农民起义队伍，放下武器，接受了招安，使一支农民革命武装变成了反革命的军队。轰轰烈烈的梁山革命事业，就这样被宋江断送了。
宋江投降后，为国家臣子的宿愿得偿了。于是，就彻底亮出了他的地主阶级的反动面目。他主动要求去打方腊，并对方腊起义军实行灭绝政策。对地主阶级，他“忠义双全”；对农民起义，则不共戴天。宋江打方腊决不是什么农民兄弟的“自相残杀”，而是反革命刽子手镇压革命的残酷的阶级斗争！
宋江用起义农民的鲜血报效主子，但统治集团并没有轻饶了这个农民起义军的叛徒，最后还是要设法除掉他。这个至死不悔的地主阶级分子，在他饮了朝廷送来的毒酒，生命垂毙之际，还不忘忠君报主。于是，他将李逵招来，亲手把李逵药死，生怕李逵“再去啸聚山林”，坏了他的忠义美名。宋江死前对李逵说：“我为人一世，只主张‘忠义’二字，不肯半点欺心。……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这里，宋江为他的“忠”做了总结——一生至死靡他，忠于皇帝，忠于封建王朝，是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宋江药死李逵，为他的“义”做了说明——无条件地服从于忠。李逵的死，给人留下了一条血的教训，发人深思。
从不愿上山，到被迫上山，叛卖投降，镇压方腊领导的起义军，再到最后可耻地死去，这就是宋江这个投降派用自己的行动写出的一份罪恶的传记。这份传记，充分说明了没落地主阶级的反动性，说明了宋江是混进革命队伍的阶级异己分子，是农民起义的死敌，而不是“应该基本上加以肯定”的“农民起义领袖”。
宋江的忠君思想，是和孔孟的“天命论”紧紧地结合在一起的。
中国封建社会自宋代以后走向没落，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反动统治阶级为了维护封建制度，加强了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妄图扼杀人民的革命思想。以程朱为代表的宋代儒家，继承孔老二、董仲舒的反动衣钵，进一步提出：“天即理”的命题，把儒家“天命论”更加哲理化，形成所谓程朱理学，给劳动人民带上一副精致的精神枷锁，用以作为血淋淋的地主阶级专政的反革命暴力的补充。程朱“天理”观的重要内容，就是以忠君来维护封建王朝的永世长存。
《水浒》成书于元明之际，宋江形象所体现的思想，正是这种反动理学在文学作品里的反映。宋江言必称“忠义”，口不离“天命”，俨然是孔孟复生，程朱再世。刺配江州途经梁山时，他拒绝上山的理由，就是不能“上逆天理，下违父教，做了不忠不孝的人”。以后离开梁山，行至扬子江心，遇到船火儿张横，闹了一场误会，他和两个防送公人险些被杀，此际，他又归之于“天命”，仰天长叹道：“为因我不敬天地，不孝父母，犯下罪责，连累了你两个。”宋江这种“忠孝”、“天理”观念，都形象地表现出程朱理学的反动性和腐朽性，其目的在于维护赵宋王朝的罪恶统治。唯其如此，他始终顽固地认为地主阶级“压迫有理”，农民阶级“造反有罪”。晁盖造反，他说是犯了大罪。花荣给他开枷，他说：“此是国家法度，如何敢擅动！”他把封建国家压迫人民的“法度”，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天理”；他被迫上山，更始终怀着孔老二“获罪于天”的一腔负罪之情，念念不忘“改邪归正，为国家臣子”。凡此种种，都是孔孟之道及程朱理学在宋江身上的体现。
《水浒》中的宋江这个推行投降主义路线的孔孟之徒，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妙的反面教员。
“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线正确与否是决定一切的。”《水浒》中的梁山泊农民起义，由于宋江推行一条投降主义路线，终于失败了。分析批判《水浒》中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知道什么是投降派，这对于我们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反修防修，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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