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反贪官到拜贪官

  石理 (1975.09.20)
  (沈阳部队某部 石理)
  《水浒》中有这样一段描写:梁山起义军活捉高俅,押上忠义堂时,“宋江见了,慌忙下堂扶住……纳头便拜,口称:‘死罪’!”。一向自命反对“滥官当道,污吏专权”的宋江,竟然拜倒在“馋佞奸臣”高俅的脚下,这岂不矛盾?其实,这一点也不矛盾。
  毛主席指出:“《水浒》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在“替天行道”的口号下,就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皇帝,是封建社会里的最高统治者,是整个地主阶级利益的总代表。“在封建国家中,皇帝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各地方分设官职以掌兵、刑、钱、谷等事,并依靠地主绅士作为全部封建统治的基础。”《水浒》中蔡京、童贯、高俅、杨戬四个“贼臣”,正是由于“天子”宋徽宗的百般庇护,才得以专横的。高俅本人就是被宋徽宗一眼看中,由一个府内亲随,青云直上,升为殿帅府太尉的。宋徽宗本人依靠至高无上的权力,骄奢淫逸,使北宋末年劳动人民“终岁勤动,妻子冻馁,求一日饱食不可得”。对封建社会这个最高统治者,宋江不敢有半点触动,竭尽美化歌颂之能事,吹捧宋徽宗“至圣至明”、“宽仁厚德”,表示愿意替以宋徽宗为“天子”的“天朝”行道,“尽忠报国,万死无怨”。他所不满的,不过是“谗佞”“闭塞”皇帝,堵塞了他向上爬的门路而已。
  宋江同高俅的斗争,是地主阶级内部这一派反对那一派的斗争。宋江所以反高俅,是因为高俅独断专横,侵犯了宋江这一派地主的利益,妨碍这一派地主去当权执政。宋江说:他“虽有忠心,不能得进步”。这就是说,他虽然忠于皇帝,想“尽忠报国”,可是,却“不能得进步”,即不能往上爬,不能挤进当权集团中去。宋江为什么反对贪官呢?主要原因就在这里。
  梁山农民军在晁盖的率领下,聚义造反;宋江上山则推行一条“替天行道”,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政治路线,大搞修正主义。由于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就把农民阶级对整个地主阶级的反抗,变成对几个贪官的反抗。因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当然就要乞求和接受招安了。
  当农民起义军力量越来越大,宋江自己也有了“官爵升迁”机会的时候,他就不再反对高俅之类的贪官了。为了求得招安,他甚至还拜高俅,以取得高俅这一派地主的谅解。对同一个高俅,前骂、后捧,前反、后拜,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真面目。
  宋江和高俅,不管有过多少派别斗争,但他们同属于地主阶级。他们在本质上是一样的。他们对徽宗皇帝都是忠的,他们对农民起义都是切齿痛恨的。这就是他们同流合污的基础。面对当时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高俅与宋江又分别采取不同的策略。高俅明火执仗,策动官军进剿,妄图以武力扑灭农民起义的烈火;宋江则打入内部,分化瓦解,改变起义军的路线和性质,充当了反动统治阶级在起义队伍中的代理人。
  从反贪官,不反皇帝,到拜贪官,受招安,正是宋江一贯的地主阶级立场的必然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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