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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青 (1975.10.05)
《水浒》是一部宣扬投降主义的反面教材，相传由施耐庵于元末明初写成，原作是一百回本。在其流传过程中，还出现了一百二十回，一百一十五回等版本。到了明末，封建反动文人金圣叹将《水浒》腰斩、评点，成为七十回本。这个金批本流传最广，一直受到吹捧。清代封建文人称赞金圣叹腰斩《水浒》“深得剪裁之妙”。买办文人胡适，更把金批《水浒》说成是“一部永不会灭的奇书”。解放以后，有人也仍然把金批本赞为《水浒》的“最佳版本”，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继续吹捧。因此，深入剖析金圣叹腰斩《水浒》的反动实质，是《水浒》评论中不可缺少的内容。
《水浒》写了投降的全过程：它的前七十一回，主要内容是梁山起义军的形成和发展，以及宋江篡夺梁山泊领导权，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推行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专等朝庭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七十一回后，主要内容是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恶性发展，由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发展到接受赵宋王朝的招安，替朝廷打不“替天行道”的强盗去了，终于是奴才。这样一个结构，完整地体现了作者的反动政治意图。而金批本却砍掉了七十一回以下的全部内容，增加卢俊义的一场恶梦作为全书的结尾，并把原作第一回改作“楔子”，成为七十回本《水浒》。腰斩后的《水浒》，删掉了宋江叛变投降、充当反革命鹰犬的一系列罪行：在菊花会上，宋江公开提出“望天王降诏早招安，心方足”的投降口号，对李逵等不愿意投降的人们，软硬兼施，百般压制。此后，宋江又极力讨好朝廷，对俘获的反动官僚高俅“纳头便拜”，待如上宾，恭恭敬敬送出山寨，“专等招安消息”；对前来招安的“天使”，更是卑躬屈膝，“叩首伏罪”，表示要“尽忠报国，万死无怨”。甚至不惜跑到京城，向皇帝的宠妓李师师施以重贿，企图讨到皇帝招安的“赦书”。在接受招安后，宋东又亲自率军攻打方腊，对起义农民“剖腹剜心”，残酷镇压。宋江因此而“官爵升迁”。但是，和一切走狗一样，他终究没有逃脱可耻下场。这个死心塌地的奴才，喝了有毒的御酒，还高叫“宁可朝廷负我，我忠心不负朝廷”，而且唯恐李逵重上梁山，又设下圈套，用御酒毒死了李逵。这些怵目惊心的事实，彻底地暴露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狰狞面目和投降主义路线的反动本质。毛主席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而腰斩后的《水浒》，却勾销了投降主义路线的严重恶果，掩盖了宋江这个投降派的真面目，模糊了人们对《水浒》宣扬投降主义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因而，这部反面教材不仅失去了完整性，成了“断尾蜻蜒”，而且变得不真实了。鲁迅对金圣叹腰斩《水浒》非常不满意，专写了一篇评论金圣叹的文章《谈金圣叹》，指出“单是截去《水浒》的后小半，梦想有一个‘嵇叔夜’来杀尽宋江们，也就昏庸得可以。”这是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辛辣讽刺和深刻批判。
金圣叹腰斩《水浒》，决不意味着他和《水浒》作者在根本立场上有什么不同。他们在仇视农民革命这一点上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他们在对付农民起义的策略上，却有不同的主张。《水浒》作者主张在对农民起义进行镇压的同时，着重采取“挖心战”的策略，妄图用“招抚”这把软刀子消灭农民革命。在他看来，利用宋江这类钻进农民起义军内部的地主阶级分子，篡夺起义军的领导权，从内部来瓦解革命，比依靠反动军队剿灭革命更有利。事实证明，蔡京、童贯、高俅之流做不到的事，宋江却可以做到。所以，他在《水浒》中，极力贬斥梁山泊革命领袖晁盖，把他屏于一百○八人之外，让他“归天及早”，而让投降派头子宋江坐上第一把交椅，窃取了领导权；他还歪曲和丑化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反对投降的人，把宋江、卢俊义这样的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捧上天。《水浒》作者还把宋江的招降纳叛美化为“招纳豪杰”，把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投降主义路线，说成是上奉天意，是从“九天玄女”那里领来的“法旨”，下得民心，“众皆称谢不已”；把起义军在宋江投降派把持下接受招安，说成是“方成正果”，而把宋江充当宋王朝镇压农民起义的鹰犬，说成是“尽忠报国”。其罪恶用心，就是妄图通过宣扬投降主义，美化投降派，来扼杀起义农民的革命意识和造反精神，使他们不剿自灭，或者纳入维护封建反动统治的轨道。这是十分阴险毒辣的一手。而金圣叹则反对《水浒》中鼓吹的这种“招抚”策略，这在他为《水浒》写的三篇序和大量批语中，十分鲜明地反映出来。他认为对农民起义进行“招抚”，是“失朝廷之尊”，“坏国家之法”，会导致“罪归朝廷而功归强盗”，使“已为盗者读之而自豪，未为盗者读之而为盗”；而让宋江去征讨别的农民起义军，则“势将反教之合而令猖狂愈甚”。所以他极力贬斥宋江，说宋江“处处以权诈行其忠义”，是假忠义，目的就是要证明“招抚”策略的有害。金圣叹认为，只要上了梁山，无论是自觉的还是被迫的，是真造反还是假造反，是同朝廷对抗到底还是“暂居水泊，专等朝廷招安”，都是“好乱之徒”，必须斩尽杀绝。即便是对投降派头子宋江，也不能赦免。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他砍去了《水浒》后面的二十几回，删去宋江受招安、征方腊的情节，并且捏造一段“惊噩梦”作为结尾，使一百○八人骈首就戮。
金圣叹腰斩《水浒》不是偶然的。鲁迅指出：“至于金圣叹为什么要删‘招安’以后的文章呢？这大概也就是受了当时社会环境 影响。”明末社会阶级矛盾空前尖锐，农民革命的风暴席卷了大江南北，封建“纲常法纪，扫地无余”。明朝统治者为了扑灭农民起义，在一六二九年任命杨鹤为三边总督，对起义军采取“剿”“抚”兼施、以“抚”为主的策略。一六三一年，“招抚”政策失败，杨鹤下狱，又起用洪承畴为总督，改用“剿”“抚”兼施、以“剿”为主的策略。敌人的军事镇压和“招抚”诡计，给农民起义造成了困难和挫折。但是，革命农民不甘屈服，前仆后继，坚持斗争。起义的烈火越“抚”越旺，越“剿”越大。官僚地主梅之焕惊呼：“似此光景，抚之一字已无望矣”，“而剿亦何容易言也”。就在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一六四一年，李自成率领农民起义军攻下洛阳，处决了血债累累的福王朱常洵，歼灭反动军队主力十几万人，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荷旗而往者如流水，日夜不色，一呼百万”，一些被统治者用“招抚”诡计瓦解的起义部队，又重新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于是封建反动势力象输光的赌棍一样，妄图用更疯狂的屠杀消灭革命。这“不但表示了这些黑暗势力的还有力量，而且表示了它们的最后挣扎”，他们幻想在起义农民的血泊里苟延残喘。金圣叹在这个斗争关头腰斩《水浒》，正是适应了明朝封建统治者策略变化的需要，反映了面临灭顶之灾的反动统治阶级的疯狂性。
金圣叹出身于没落的地主家庭，顽固坚持反动立场，极端仇视农民革命。他把农民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归咎于统治者“招抚”政策的失败。他认为《水浒》一味宣传招安，不利于扑灭农民革命。他不理解《水浒》作者宣扬投降主义的险恶用心。认为对起义军赦罪招安，并赞美“盗魁”宋江是“有仁有德”“忠义双全”的“盖世英雄”，让他为朝廷“建功立业”，并进而加官赐爵、封妻荫子，这无异于鼓励更多的人起来造反。他说：“彼一百八人，而是幸免于宋朝者，恶知不将有若干百千万人，思得复试于后世者乎！”特别是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漫天大火中，对这部“是非乖错”的小说继续流传，“听之则不可”；但是，《水浒》毕竟已经流传了二百多年，“禁之则不能”。于是他想出了一条“妙计”——伪称发现了“古本”，将《水浒》拦腰砍断，使它为明朝统治者的屠杀政策服务。
怎样评价金圣叹腰斩《水浒》，解放后二十多年来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斗争，出现了形形色色的错误观点，影响很坏，至今没有得到澄清。
有一种观点认为：金圣叹是一个有叛逆精神的封建时代评点家。他腰斩《水浒》，是因为反对宋江的妥协投降，安排一场恶梦收尾，是为了使起义农民“磊磊落落、慷慨就义，来得不失英雄本色”，等等。一句话，腰斩得好。
金圣叹真的是反对宋江的妥协投降吗？当然不是。他反对的只是宋江的“落草为寇”，和朝廷对起义军的“赦罪招安”。精心安排的那场恶梦，也决不是让起义农民有个英勇悲壮的结局。请看：当卢俊义被捉后，宋江并没有率军进行任何抵抗，而是“情愿归附朝廷，庶几保全员外性命”，他们被绑缚双手，“一齐哭着膝行进来”，乞求赦免，却被“于堂下草里一齐处斩”。这哪里是什么“磊磊落落、慷慨就义”？分明是屈膝投降、可耻丧命。对此，金圣叹批道：“真正吉祥文字”。他的同情究竟在哪个阶级一边，不是十分清楚了吗！
有金圣叹的批语中，确有一些批评贪官污吏的话，有些人便以此来证明他是“封建政权的叛逆”。事实并非如此。清朝顺治皇帝，看了金圣叹批点的“才子书”，就称赞他为“古文高手”。对此，金圣叹受宠若惊，专门写诗颂扬清王朝的“盖代无双业”，临死还不忘这个“知己”的皇帝，声声“更呼先帝”。这样一个封建皇帝的忠臣怎么能是“封建政权的叛逆”？只反贪官，不反皇帝，这是《水浒》作者和金圣叹的共同立场。金圣叹对高俅之流的讥讽笑骂，仅仅反映了地主阶级内部狗咬狗的斗争，充其量不过是对皇帝的“讽谏”，对封建统治集团的小骂大帮忙。至于对腐朽的封建制度，金圣叹则不仅不揭露，而且百般掩饰。他在四十三回的批语中说：“非朝廷不爱人材，只是奸臣闭塞之也”，朝廷是很好的，责任只在奸臣；而“奸臣闭塞朝廷，亦非有大过恶”，不值得大惊小怪。请看，这哪里有一丝一毫的“叛逆精神”！鲁迅早就指出：“圣叹并非反抗的叛徒”。而过去对金圣叹的某些评论，则完全违背这一正确论断。
另一种观点虽然不同意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肯定，但他们的立论根据却是什么金圣叹“丑化为梁山泊英雄好汉所受戴的首领宋江”、歪曲《水浒》歌颂农民起义的主题。这些论者，实际上完全肯定了《水浒》对投降派宋江的美化和歌颂，把宋江与高俅间地主阶级内部的斗争，跟梁山泊起义农民反抗封建统治的斗争混为一谈，把窃取了农民起义领导权的地主阶级分子宋江，看作是代表农民利益的“为梁山泊好汉所爱戴”的领袖。他们没有认识到，李逵、吴用、阮氏三兄弟等“不怕官司不怕天”，同宋江“替天行道”、争取招安的斗争，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生死斗争在起义军内部的反映。《水浒》屏晁盖于一百○八人之外，把宋江这个农民起义的叛徒说成是当然领袖，把接受招安说成是起义农民的共同愿望，这正是歪曲和反对农民起义，怎能说是对农民起义的“热情歌颂”呢？金圣叹确实在批语中贬斥了宋江，把宋江这个地主阶级的“忠臣烈士”，说成是“倡聚群丑”的“盗魁”；把宋江“一心报国，日望招安”，说成是“强盗之变计”。他贬斥宋江，决不是站在起义农民立场上对宋江的批判，而是站在地主阶级立场上对农民起义的仇视。《水浒》作者把宋江作为忠于朝廷的“义士”来歌颂，而金圣叹则把宋江作为犯上作乱的“盗魁”来贬斥，无论是歌颂，还是贬斥，他们的反动立场是完全一致的。这些论者由于没有从根本上认识《水浒》的反动主题和宋江的丑恶嘴脸，当然也就不能真正认清《水浒》原作与金批本共同的反动本质。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金圣叹腰斩《水浒》固然出于反动的动机，但金批本删掉了宋江受招安、打方腊，客观效果是好的。其实金圣叹的腰斩和评点，使《水浒》的投降主义主题变得隐晦了，因而更带欺骗性。金圣叹在批语中还大肆兜售“天命”“忠恕”“孝悌”等孔孟之道，和“生死迅疾”、“人生如梦”的虚无颓废思想；《水浒》的“布局行文，也都被硬拖到八股的作法上”。《水游》金批本的广泛流传，其效果只是扩大了《水浒》的有害影响。
长期以来，在评价金批《水浒》中出现的这些错误观点，以及在《水浒》的出版和评论工作中存在的许多问题，都不是偶然的。对金圣叹腰斩《水浒》的不同看法，归根结底，反映了对《水浒》本身的根本评价问题。有些人之所以美化甚至歌颂《水浒》所宣扬的投降主义路线，极力吹捧金圣叹腰斩后的七十一回本《水浒》，就是因为他们离开了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观点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抹煞了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两个阶级、坚持起义与投降叛变两条路线的原则界限，掉进了阶级调和论的泥坑。
毛主席最近关于评论《水浒》的指示，向我们发出了新的战斗号召。我们一定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锐利武器，充分发挥《水浒》这部反面教材的作用，彻底批判投降主义，批判修正主义，提高识别正确路线和错误路线的能力，为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而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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