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阐述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前的玄奘书写，将宋代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与唐代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等传记相比，《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法师形象产生了变异，包括法师身世神异化、法师能力弱化、法师性格变化分析了法师形象趋向世俗化和神异化的原因，认为主要是受佛教世俗化、《大唐三藏取经诗话》的民间文学性质及诗话体文学诙谐传统的影响
关 键词:《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法师形象；变异；唐僧；佛教；话本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14BZW065）
宋代刊刻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又名《大唐三藏法师取经记》，一度在本土失传，于20世纪初在日本发现，人们对百回本《西游记》的文学渊源才有了全新的［1]40《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是西游故事偏离史实的一个重要节点，尤其是其中的法师形象已然发生重大变异探究《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法师形象的变异及其原因，可进一步明确唐僧形象在西游故事中的历史演变脉络
玄奘的传记，最早为其弟子慧立撰、彦悰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十卷（8万多字），其后有道宣《续高僧传·唐京师大慈恩寺释玄奘传》、智升《开元释教录》、靖迈《译经图记》、冥详《玄奘法师行状》，皆为玄奘弟子撰写玄奘去世175年之后，又有刘轲《大遍觉法师塔铭》这些传记，大多取材于慧立的《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此书为玄奘传记的基本资料梁启超认为此书在古今所有名人谱传中，价值应推第一 ［2]346
这些述记对玄奘身世的描写相差不大皆载其出身于读书世家，自小聪慧过人受父兄的耳濡目染，幼年就对佛法产生与同龄人不一样的热情13岁时，对奉旨选拔僧人剃度的大理寺卿郑善果吐露其远绍如来，近光遗法的抱负，虽因年幼不符合剃度条件，但郑深嘉其志，又贤其器貌［3]5，将其破格录用出家后，玄奘刻苦攻读，很快究通诸部，受具足戒然而随着佛学造诣的日益深厚，玄奘愈发感觉经典内容隐显有异，莫知适从，于国内四处游学拜师也难解心中困惑，便誓游西方，以求一睹明法了义真文，要返东华传扬圣化［4]82 于是，聚集一批志同道合的僧侣上书朝廷求西行求法这一时期唐朝新立，边疆动荡，严禁百姓出蕃这种形势下，其他僧侣皆无奈放弃，只有玄奘毫不动摇西行念，静待时机公元629年,玄奘混在难民队伍中出关，冒着触犯国法的危险开始游学之路唐太宗在《大唐三藏圣教序》中云松风水月，未足比其清华；仙露明珠，讵能方其朗润故以智通无累，神测未形，超六尘而迥出，只千古而无对乘危远迈，杖策孤征 ［5]15
此外，唐刘《大唐新语》、李亢《独异志》及后晋刘昫《旧唐书》，均记载了玄奘的才智品行，笔墨大致相同
历史上的玄奘法师赢得了世人无限的崇敬无论是其徒步穿越八百里沙海彰显出来的勇气和毅力，还是面对西域诸王厚礼之下的殷勤挽留始终不改东归故土之心的君子品质，皆在昭示其人格魅力宋代之前对玄奘的记载描叙，不论是历史文献还是传记文学，都立足史实，绝少虚构
玄奘西行求法壮举彪炳史册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本事本身强烈的传奇色彩却使人们不断改编取经故事，重塑取经人物圣僧形象在民间文学的口耳相传中逐渐发生改变至《大唐三藏取经诗话》问世，变异了的法师形象已与真实历史人物渐行渐远主要差异体现在三个方面
撰写《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的慧立和彦悰是玄奘的弟子，为了彰显老师的不凡，为其出身加上了一层灵异的色彩，《大唐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云法师初生也，母梦法师著白衣西去母曰‘汝是我子，今欲何去?’答曰‘为求法故去’［3]214
将玄奘描绘成一个生来就是背负着上天赋予的取经使命的不凡之人这种渲染传主不凡出身的笔法，在古代传记中比较常见，《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却在此基础上大加生发《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第一节缺失，但在后面行文中依然可见法师身世颇具神异色彩第二节中猴行者云和尚（唐僧）生前两回去取经，中路遭难此回若去，千死万死［6]1-2第八节中深沙神云项下是和尚两度被我吃你，袋得枯骨在此［6]16《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云法师转生三世均为取经僧人，又大力渲染取经途中得到大梵天王的暗护、法力高强的猴行者鼎力相助，更增加了神异色彩《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所写玄奘取经功成返回长安之后的结局，也非史事上的译经讲学，而是望正西乘空上仙去也，白日飞升成仙了［6]41
在真实的取经过程中，法师玄奘独自一人违诏西行，途中不仅要应对朝廷的追捕，还要适应极其严酷的自然环境玄奘依靠个人对仰的执着、坚韧不拔的毅力克服路上的重重障碍，凭借其深厚的佛学修养赢得了西域诸王的善待，为其西行之路增添助力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法师，并不像历史人物玄奘这样孤单出行，他是奉旨求取真经，有六人的取经队伍，后又有猴行者加入为其降妖开路，甚至还有神佛一路暗佑大梵天王还赐予法师隐形帽、金镶锡杖、钵盂三件法宝，并许诺有难之处遥指天宫大叫天王一声，自当救助如行次至火类坳白虎精前去遇一大坑，四门陡黑，雷声喊喊，进步不得法师当把金镮杖遥指天宫，大叫‘天王救难！’忽然杖上起五里毫光，射破长坑，须臾便过［6]10 又如又忽遇一道野火连天，大生烟焰，行去不得遂将钵盂一照，叫‘天王’一声，当下火灭，七人便过此坳［6]11可见，此时的法师解决取经路上的障碍，完全依赖仙佛和猴行者之力，法师个人能力已被掩埋忽视，渐趋弱化
历史上高僧玄奘品行出众，与其接触过的人无不为其人格魅力所征服当时长安法常、僧辨两大名僧称他为释门千里之驹［3]9西行至高昌国时，国王麹文泰亲自在城门迎接，并与玄奘在佛前结为生死兄弟取经归国返回长安之后，唐太宗李世民亲为其撰文《大唐三藏圣教序》，盛赞其品质和精神玄奘圆寂之后，唐高宗李治哀叹吾失国宝矣，为其送葬者更是达百万人之多
再看《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的法师，在入香山寺第四中，对猴行者话语的反应是冷笑低头；对寺院中本应司空见惯的金刚的反应竟是遍体汗流，汗毛卓竖；对寺院古殿清风飒飒的寂寞氛围感到十分诧异，丝毫不像常在佛门清净之地的高僧，却如同市井俗人一般过了蛇子国后，法师对行者善意的提醒只是不耐烦地说未言别事，且得平安过了！［6]6 如果说这些细微描写已经让人们对有德行的法师形象感到陌生的话，那么在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中，法师怂恿猴行者偷桃这一行为就显得更加离奇以灭门威胁深沙神的语言更是有点捉妖道士的味道到陕西王长者妻杀儿处第十七，法师竟然不愿吃斋，只忆鱼羹，面对长者寻得的大鱼，将刀一劈，鱼分二段［6]39这里的法师形象已然失去高僧玄奘的完美人格，屡屡打破佛家戒律，越来越凡夫俗子化，向着大众更易于接受的世俗化方向发展
总之，作为通俗文学中西游故事的源头，《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对法师形象的塑造突破了历史原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加入了一些不合理的成分，使法师形象向着既神异又世俗的方向发展后世西游题材作品杂剧《西游记》及章回小说《西游记》《西游补》《后西游记》《续西游记》等即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改造，为西游题材故事的日益丰富多彩提供了巨大的进步空间
从历史上的高僧到《取经诗话》中的法师，这种变异经历了较长的历史时期非偶然发生，亦非一朝而成究其原因，主要受三个方面因素的影响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成书年代至今在学术界上仍有争议无论其是诞生于晚唐五代还是宋元之际，本事本身的宗教性质都决定了佛教在中国的状态必然对其产生深刻的影响晚唐五代，社会动荡，统治阶级忽而反佛，忽而崇佛，形势难辨，中国佛教与中国社会一起，经历了严峻的考验，并在新的形势下努力保存与发展自己［7]153因而，这一时期的佛教除了积极向世俗王权示好之外，还特别重视拉近和普通市民的距离，以求得更为稳定的依靠而由玄奘创立的唯识宗则强调修行者先天的佛性，并不认为人人皆可成佛，难以为世间普通民众所认同，仅仅三四十年间便盛极而衰以强调不离世间为特色的新禅宗一派，却通过宣扬成佛机会无等级差别、消灭了横亘在俗世与天国、此岸与彼岸、人与佛之间的那道鸿沟［8］，以通俗的教义、简单的修行方式赢得了大批徒，从而能在唐末佛教其他各宗衰败之后仍然能够保持强盛的生命力，并一直绵延不绝，为佛教世俗化奠定了社会基础
在这样的背景下，佛教严格的戒律对僧侣人士的控制也呈现出弱化的趋势僧侣们不再是清心寡欲、不食人间烟火的修行者，而逐渐变得行为不检点甚至肆意妄为据唐武宗灭佛时期颁布的敕令可知，当时的很多僧人犯淫养妻，不修戒行［9]158宋代实行鬻牒制度，更加降低了僧侣素质，到后来甚至连本应德行出众的僧官通过利益收买由品性不良者充任，这也大大淡化了民众对高僧的敬仰之情，而代之以一种揶揄的态度
在佛教日益世俗化趋势下诞生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对法师形象的塑造不可避免要与世俗保持联系，消褪了高僧玄奘完美人格带给世人的距离感《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品行略带瑕疵的高僧体现了儒道释三教互相影响、相互渗透的特点这样的法师少了几分神圣，多了几分人性，有着凡人情绪，也会触犯戒律，与凡俗之人并无二致
尽管中国士大夫阶层强调子不语怪力论神，但民间谈奇尚怪的传统却由来已久在取经故事的流传过程中，接受主体就是民间广大的市民阶层他们无意于探究佛法的奥秘，不满于玄奘取经本事严而枯燥的记实、《法师传》小心而局限的渲染，而是本着消遣放松、愉悦心情的目的，对取经故事进行趣味化调整，加入山川谣俗、鬼神传说，以满足其猎奇心理而由于在传播过程中，受众往往能通过息反馈来影响传播者［10]6，西游故事要为市井民众所津津乐道，内容就要更加贴近生活，情节就要更加曲折跌宕这就迫使西游故事的传播者弱化本事中浓重的宗教气息，在原有故事的基础上加入听众所期待的内容为了制造并突出矛盾，不但夸大玄奘在求法途中与严酷自然环境之间的矛盾，还增添了他与妖魔鬼怪之间的矛盾，并为这一矛盾能顺利解决壮大取经队伍，强化取经背景，大大增强了故事的感染力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为西游故事最初的变化成果，其发展方向就是以受众需求为主导但是这一内部结构的调整也势必会消磨掉法师形象的一些先天部分，而代之以可供发挥的新成分《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中法师形象的变异说明取经故事已经摆脱了史实的束缚，向着更能满足受众需求的方向发展
书场中流传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属于民间文学中国民间文学的诙谐传统源远流长早在先秦时代，诙谐作品已见于民歌民谣，诙谐故事已载于诸子散文，这其中大部分是民间作品，虽然粗糙，却反映我国民间文学一直很注重诙谐这种表现形式时出现了现存最早的笑话集《笑林》，后来还有大量诙谐幽默的笔记体小说，这些笑话和小说是民间文学的主要体裁唐代民间伎艺中也有采取二人互作挑逗的表演形式、以求取笑于观众的参军戏，诙谐幽默，广受民众欢迎
属于宋元话本、主要在勾栏瓦舍说书场所流传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自然也受到这种诙谐传统的影响如入王母池之处第十一中法师怂恿猴行者偷桃一事，就是民间艺人为了增加文本趣味而特意加上的鲁迅认为作为《西游记》先声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之所以会安排法师怂恿猴行者偷桃情节的原因是《取经诗话》之作者是市人以为唐僧盗几个区区仙桃有何要紧，便不再经心作意地替他隐瞒，竟放笔写上去了［11]367
《大唐三藏取经诗话》作者不可能不知道僧家戒偷盗这一常识，但故意渲染高僧的矛盾言行，从而表现出极为浓重的诙谐性一方面通过渲染法师身世的不平凡和夸大法师了不起的德行，极力突出其身份的庄严和品格的崇高另一方面，在具体描写中，却又加入这一与高僧身份极其不相称的举动，显示出人物的某种鄙陋和渺小这种性格构成诸要素之间的不协调造成的巨大反差，正是诙谐性借以滋生的温床所以，法师形象出现既神异又世俗的变异，了不起的德行与法师种种不合身份的行为极不相符，就是说书人面对听众说书时为追求书场热闹效果而对玄奘性格做出的改动
综上所述，《大唐三藏取经诗话》虽然情节简略、文字粗糙，却对取经本事进行了世俗化的丰富与发展法师身世神异化、能力弱化、性格变化，这一形象的神异化和世俗化，开后世取经故事中主旨演变之端探究法师形象塑造变异的原因，可以厘清西游系列故事中唐僧形象的演变过程
［1］罗书华，苗怀明.中国小说戏曲的发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
［2］梁启超.中国佛学研究史［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4.
［3］慧立，彦悰.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3.
［4］道宣.续高僧传［M］.台北文殊出版社，1988.
［5］朱一玄.西游记资料汇编［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2.
［6］无名氏.大唐三藏取经诗话［M］.上海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
［7］方广锠.中华文化通志·宗教与民俗典（9-081）·佛教志［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8］刘浦江.宋代宗教的世俗化与平民化［J］.中国史研究，2003（2）117-128.
［9］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10］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济南齐鲁书社，1997.
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17682.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