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用的地位与品位

  吴(无?)用,其实是水泊梁山最有用的人。 中国有句老话,叫“秀才造反,三年不成”,这话的意思其实是说秀才领头造反三年不成,并不是说秀才在造反队伍中毫无用处。
  为什么很少见秀才领头造反?萨孟武先生在《水浒与中国社会》中开篇便说道:
  “在中国历史上,有争夺帝位的野心者不外两种人,一是豪族,如杨坚、李世民等是。二是流氓,如刘邦、朱元璋等是。此盖豪族有所凭借,便于取得权力,流氓无所顾忌,勇于冒险。”
  这话说得是。豪族造反这且不说,单说这流氓一类草莽人物的造反,除了刘邦、朱元璋外,其实还大有人在,例如五代十国时期,南北十几个开国君主连带他们的从龙将佐,有过偷鸡摸狗放火打劫贩私盐前科的可说是比比皆是,那时真称得上是流氓的黄金时代。那么为什么中国历史上有这为数不少的流氓成了气候,而同样没有背景的文人却不行?其实道理很简单,那些有担当的流氓不象文人,满脑子忠孝节义,性格保守,行事又寒酸可厌,他们豪爽豁达,敢于铤而走险,所以天下大乱时往往能应运而起。
  这个历史的奥秘早在《史记·高祖本纪》中便已揭示出:在陈胜、吴广起兵天下汹汹之际,沛县子弟也怂恿县令“反正”,并与因私放刑徒、斩白蛇而拉了一支绺子在外流窜的刘邦取得了联络。可这沛县令一度答应后又旋即反悔,关闭城门,搜拿图谋造反分子。这时刘邦闻讯带人来到城下,威胁城中说如果城里人不杀了县令起兵,等他刘邦攻进城去那可就要挨家灭门。于是沛县父老率子弟杀了县令,造反遂成定局。但是谁来挑头呢?有人把目光投向了萧何、曹参--他们后来成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流的宰相,也应该是万中无一的杰出人材吧,可是他们却无法担当起这历史的使命,“萧、曹等皆文吏,自爱,恐事不就,后秦族其家,尽让刘季(即刘邦)。”他们是文吏,害怕事情不成,秦廷灭他们的族,于是,这支逐鹿天下的队伍的大旗上就飘扬起了大大的“刘”字,而不是“萧”或“曹”,历史重任便落在了刘邦这个充满传奇色彩的流氓身上。
  这就是历史的宿命。文人也不是没有梦想,但他们的梦想是最上者为帝王师,退而求其次为帝王友,再退而求其次为帝王臣,他们称不了王,只能为佐贰,但他们也很重要,他们无胆也无力去独力破坏,但出谋划策及建设新秩序却也离不开他们,所以历代聪明的流氓也懂得礼贤下士那一套,需要文人在他们的世界里扮演重要角色。
  水泊梁山这个鱼龙混杂的反政府武装,同样也离不开吴用。吴用坐不了梁山第一把交椅,他个人的威望不及原东溪村的准黑社会头子托塔天王晁盖,更不及名动江湖的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宋江,靠他个人的号召力是不足以缔造梁山泊的,但是可有一样,梁山大寨可以没有白胜,没有王矮虎,甚至鲁智深、武松或关胜、秦明、呼延灼中少一个也无妨,但是不能没有吴用。
  吴用在水浒世界里是智慧的化身,地位近于诸葛亮,重要性近于诸葛亮,在一般民众的心中,他其实就是水浒版的诸葛亮吧?
  但现在要问的是,在中国民众的精神世界里,《水浒》中的吴用能否比得上《三国》中的诸葛亮?
  恐怕不能。也许还可以说,是远远比不上。
  原因何在?
  首先应说吴用的智慧,感觉上不及诸葛亮。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吴用跟诸葛亮较量过,输给了诸葛亮,而是说《水浒传》对谋略的描写相对来说是简单化的。《三国演义》展现出的是一个猛将如云、谋臣如雨的喧嚣壮伟的历史大动荡时代,这个时代称得上英杰辈出,《三国》告诉我们在这个时代,除了诸葛亮用兵如神以外,还有很多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智谋之士,如郭嘉,如周瑜,如庞统,如司马懿,等等,等等,诸葛亮的才华和智慧就是在和杰出对手的碰撞中闪出耀眼的光华的,如比较经典的诸葛亮智算华容一段,诸葛亮和戎马倥偬老于用兵的曹操推算对方的军事谋略,双方对对方的用兵方略和决策心理展开一层层军事反推,最后诸葛亮在这场智慧的较量中技胜一筹,使对手落入彀中,这样充满了深刻的辨证法和对策论思想的笔墨,无疑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给人以智慧的启迪。但是这样精彩的谋略描写《水浒》中有吗?显然没有。水浒世界里的吴用是全无对手的。这句话的意思还不是说对手都不及他,而是说扮演他的对手角色的人根本就没有,只要他竖起两个指头,说出一番计谋,对手保证就会乖乖上套,听凭梁山人马痛揍,这也未免太简单化了,很难给人留下什么深刻印象。吴用的计谋中真正可圈可点的大概也只有智取生辰纲吧?
  而且吴用谋略的品位也远不及诸葛亮,行事时常不择手段。为了逼朱仝上山,竟和宋江定下计策,让李逵活活劈死四岁的小衙内。这手段正与宋江屠灭一村来逼反秦明相似,残忍毒辣全无人性;又如为了强拉卢俊义上山,就去骗卢俊义题反诗,又对卢的管家李固谎称卢已立意上山造反,嗾使李固去出首,险险害了卢俊义的性命,这恐怕也只能用阴险二字形容。总之,吴用使的尽是些典型的流寇手段,能成什么气候?或许这些怪不得那个子虚乌有的吴用,怪只该怪作者计谋描写的低劣。无论怎样,《三国》是不会把这些写到诸葛亮身上的,我等也难以这样想象。
  吴用的品位低于诸葛亮,也许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在《三国》中,诸葛亮一方面是智慧的化身,但同时,他还是个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抗争天命的悲剧英雄。诸葛亮为了报答刘备三顾茅庐的知遇之恩,更为了兴汉灭曹的正义事业,一生以欲凭只手将天补、鬼神泣壮烈的奋斗,来与强大的天命做悲壮的抗争,正是在这种奋斗与抗争中,恢弘了生命主体的尊严与伟大,寄托了一代又一代仁人志士的心愿与向往。《三国》写诸葛亮,颇多动情、感人之笔,如秋风五丈原:
  孔明强支病体,令左右扶上小车,出寨遍观各营;自觉秋风吹面,彻骨生寒,乃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
  这种悲怆情调,数百年来不知令多少人为之深深感动,为之泣下,《三国》中的诸葛亮实有一种感人至深的人格魅力。而这些正是《水浒》中的吴用,以及后来作品中的徐懋功、刘伯温这一军师系列形象所没有的。
  因此可以说,《水浒》中的吴用,虽是个重要角色,但只能看作一个单向度的类型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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