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开云雾识作者(2)

  其次是邱处机。邱处机字通密,号长春子,南宋时登州栖霞(今山东省栖霞县)人,为全真教创始人王嚞的高足弟子,七真之一。他潜修于龙门山,形成龙门法派。元太祖成吉思汗派人召邱处机,他率十几个门徒“历四载”,“经数十国,为地万有余里”,始达雪山。他屡次劝成吉思汗,“欲一天下者,必在乎不嗜杀人”,“为治之方”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虽觉得要争夺天下不能不杀人,但又“深契其言”,尊其为“仙翁”(详见《元史·释老传》、《金莲正宗记》)。邱处机门人李志常作《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叙其事迹,今存在《道藏》中。邱处机着有《摄生消息论》、《大丹直指》、《磻溪集》等书。可能因为明刊《西游记》小说都未署吴承恩之名,而这两部书虽性质不同却书名有相同之处,后人遂不免混为一谈,或故弄玄虚将水搅浑,清初西陵残梦道人汪澹漪笺评刊刻《西游证道书》百回本时,在卷首增添了一篇元人虞集《西游证道书原序》,首次提出小说的作者是邱长春,并谓得之于“大略堂《西游》古本”。于是“不根之谈乃愈不可拔也”(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一直到清末学术界都没有搞清楚。李志常的《长春真人西游记》,不足两万字,纯系旅游见闻录,并不是小说。在《四部备要》史部及《在榕园丛书》乙集和《丛书集成初编》都收录李志常之书,其中唯有西溪居士孙锡序文,并无虞集序文。此书后收有清人钱大昕、徐松、程同文、董佑诚写的四篇跋文及段玉裁、张穆两则附语。钱大昕在跋文中论及《长春真人西游记》与《西游记》小说事,指出小说“乃明人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另外,在虞集《道园全集》中也没有《西游证道书原序》一文。故知所谓元人虞集的序文乃是后人伪作,或许就是汪澹漪、黄太鸿之辈自撰。
  在明、清出版界一再张冠李戴,以讹传讹,埋没作者吴承恩的大名时,却有一些严肃的学者在认真考究《西游记》小说的真正作者,拨开社会上种种传说之迷雾。清初学者吴玉,在乾隆十年(1746年)纂修《山阳县志》时,见到明代天启年间《淮安府志》卷十九《艺文志》一《淮贤文目》载:
  吴承恩《射阳集》四册□卷,《春秋列传序》、《西游记》。
  即疑《西游记》小说的作者是吴承恩。乾隆、嘉庆时的大学者纪昀,虽未见到天启《淮安府志》和《山阳县志》,但他根据《西游记》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因而断言:“《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如是我闻》三)至于作者是何人,纪昀还没能考证出来。继吴玉之后,山阳人阮葵生在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撰写《茶余客话》时,据旧府志、县志也认为《西游记》乃吴承恩作。嘉庆时着名学者兼戏曲研究家焦循,在《剧说》卷五中引纪昀《如是我闻》和阮葵生《茶余客话》并进而考辨道:
  射阳(吴承恩号射阳山人)去修志时不远,未必以世俗通行之小说移易姓氏,其说当有所据。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童孺所习闻,而他方有不尽然者,其出淮人之手尤无疑。然此特射阳游戏之笔,聊资村翁童子之笑谑;必求得修炼秘诀,亦凿矣。
  朴学家丁晏在嘉庆、道光年间完成的《石亭记续编》一书,也力辨所谓邱处机作《西游记》小说之谬,证明此书是他的同乡吴承恩作。道光、咸丰年间学者陆以湉,在《冷庐杂识》卷四中据丁晏之说及“淮安府康熙初旧志艺文书目”,“谓记中所述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锦衣卫、兵马司、司礼监,皆明代官制,又多淮郡方言”,断定《西游记》小说是嘉靖中岁贡生官长兴县丞吴承恩作。但遗憾的是,这些学者的研究成果并不为世人所重视,多因循汪澹漪辈之谬说,甚至到了一九二一年汪原放用新式标点刊印《西游记》,胡适写的《西游记序》中,还不知道小说的作者是谁,只能说:“《西游记》小说之作必在明朝中叶以后”,“是明朝中叶以后一位无名的小说家做的。”鲁迅在一九二二年与胡适通信中指出《西游记》小说的作者为射阳山人吴承恩。在第二年撰写的《中国小说史略》中,更据天启《淮安府志》及吴玉、纪昀、阮葵生、丁晏等人之论见,认为吴承恩是《西游记》小说的最后加工写定者。从此以后,学术界见解趋于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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