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武举考试重文不重武

阅读模式

有宋一代的君臣对于唐末五代的骄兵悍将十分警惕，他们要通过武举选拔既忠君爱国又有战略眼光的儒将，因此宋代重开的武举，不可能是唐代武举的翻版。宋代的武举考试特别注重考“文”，这个“文”包括宋神宗颁行的《武经七书》(《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六韬》、《司马法》、《三略》、《尉缭子》、《李卫公问对》)，考的方法是“如明经之制，于太公韬略，孙、吴、司马诸兵法，及经史言兵事者，设为问目，以能用己意或引前人注释，辞明理畅，及因所问自陈方略可施行者为通”。更重要的是“策论”，而且策论在整个的考试成绩中占的比重很大。在武举常科化的治平年间就定下的录取方针是：

以策略定去留，以弓马定高下。其间以策略，武艺俱优者为优等；策优艺平者为次优；艺优策平者为次等；策艺俱平者为末等。如策下、艺平或策平、艺下者，并为不合格。……如有策略虽下而武艺绝伦者，未得落下，别取旨。

录取方针很清楚，“策论”是决定性因素。可是在具体操作中是先考“弓马”的，如果弓马不及格就被淘汰，则没有机会参与考策论。司马光对此有意见，他上书说“考校弓马武艺是选拔士卒的方法，不足以用之考察将帅。将帅之才主要表现在对策上，如果弓马不合格就被淘汰，不得参与对策考试，这样就有可能使得有将帅之才的考生被遗漏”。后来的考试接受了司马光的意见。

是不是注重策论就能选拔到有战略眼光的儒将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看了武举策论的考题，许多是大而无当的，只能空议论，缺乏可操作性。这里我们以苏辙为皇帝拟定的武举“策论”考题为例：

问：王者之兵不责诈谋奇计，至于临敌制胜，良将岂可少哉!朕以天下为度，怀柔四夷，而西戎背诞，腰领未得，凡吾接之以恩信，怀之以礼义者，固有道矣。若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势，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无所得者，其术何由?伐其谋，散其党，使之退而不得安，安而不能从者，其道何以?夫隐兵於民，井田之旧法也；材官府兵，犹行于后世。而保甲之复，民以为劳，以车即战，邱甸之遗制也；武刚鹿角，犹见于近事。而牛车之役，世以为非古者，兵有奇正，旋相为用，如环之无端。其出入之法，今几绝矣。敌有阴阳，客主异宜，易之则败；其先后之节，将何施焉?淮阴之伐赵胜，亦幸耳；使左车之说行，则计将安出?仲达之却蜀，非其功也；使孔明不死，则胜将孰在?子大夫讲于兵家之利，而明于当世之务，审矣其以所闻，著之篇，朕将览焉。

这是一组题，其主要之题来源于现实的西夏入侵，可是在回答之前，考题已经为答案定了基调：“王者之兵不贵诈谋奇计。”没有实力，也不搞“诈谋奇计”，还要“怀柔四夷”，但入侵者照打你无误，这就很荒唐了。还提出如何“夫示之以形，禁之以势，使之望而不敢犯，犯而无所得者”，也就是说怎么样作出一种姿态来，使得西夏者不敢来犯，即使来犯了，也无所得。这除非孙悟空使出定身法，或者把边境八百里以内实行坚壁清野，百姓、军人统统撤走，否则哪有如此便宜的事?我想，这个题所求不是能够有操作性现实方案，而是一番空议论。这样的“以文求武”，能得到帅才?

在考察武艺方面的及格标准也较唐代大大降低了。王安石的同年苏颂曾写了《议武举条贯》详细考察唐宋武举考试标准的差异。从唐代所考的标准来看，所录取的就是能带兵、身先士卒的武将，他们有较强体力和格斗技艺，至于这些人是否能够成为帅才是要在战争中去锻炼的。武举出身，后来成为方面大员和全军统帅的郭子仪，起初考的也不过是“翘关负米而已”(南宋末词人魏了翁有《鹧鸪天》“人间事会无终极，分付翘关老令公”。注云：郭令公以武举翘关负米科)，经过数十年的拼搏才走上事业的巅峰。冷兵器时期，身体强健和格斗技能是武官必备的素质。

《三国志演义》中描写两军交战仿佛只是将领甚至统帅在单打独斗，而且就此决定战争的胜负，虽然有点夸张，但将领武艺高强，身先士卒，在战争胜负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

宋代武举在考试中的“武”的部分，只考弓马(宋军中弓弩兵占的比重很大)，分为两场，先“步射”，后“马射”，由侍卫亲军、马军都指挥使具体承办。其标准如苏颂说“今定弓射一石一斗力(130斤左右)，马射八斗力，各满不破体(破体指头部或身体的倾斜)，及使马精熟”就能及格。换句话说就是能拉开130斤的硬弓，把箭射出去，武艺就算合格。于唐代考的长枪、翘关、负重、射札(考察射箭的穿透力)等等全都不考了。我们从南宋名将岳飞、韩世忠等能拉开300斤(宋斤，合现在360市斤)的硬弓，并能左右射箭来看，武举关于“武”的标准定得太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