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从袁宏道万历二十四年(1596)给董其昌信中评论《金瓶梅》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算起，《金瓶梅》的研究，已近四个世纪之久
当这部奇书横空出世，震惊文坛之时，不少文人学士围绕着它的反映广阔社会生活的丰富内涵，来探求其创作主旨，虽诸说不一，毁誉参半，却为中国古代小说的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天地
二是有清一代，以李渔、张竹坡、文龙为代表，利用中华民族独有的文艺理论批评形式，对《金瓶梅》作了评点；从创作意图、深刻寓意，到艺术构思、细节描写，作了全面评价
尤以青年批评家张竹坡写下的总论、回评、眉批、夹注，总数不下十数万言，条分缕析，擘肌分理，独具特色
尽管他们的评点，带有主观随意、片面武断、牵强附会、琐碎拘密之嫌，但对《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光辉地位的确立，为古典小说理论批评史的发展，作出了丰功伟绩
先是前辈学者鲁迅、郑振铎、吴晗等人，对《金瓶梅》反映的时代背景、社会意义、创作得失，作出了精辟论述；复有各种文学史、小说史的专章评论，间以五十年代有关《金瓶梅》作者及成书过程问题的讨论
然而就总体而言，特别与其他几部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如《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的研究相比，显得十分岑寂
专论《金瓶梅》之文，为数寥寥，这不能不与它长期以来就有淫书之恶谥而遭到禁锢有关
四是文革结束，我们国家坚持改革开放的最近十年，是《金瓶梅》研究史上的繁荣阶段
明代四大奇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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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国前所发表《金瓶梅》论文不过三十篇，建国后至文化大革命前，大陆(不含港、台)仅仅十余篇，专著除属于资料性的《瓶外巵言》外，一片空白；但是短短十年，论文已逾数百篇，专著(不含《资料汇编》)十余种①
单纯的数字，只能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近期《金瓶梅》研究的生气勃勃之势，却无法表明取得的实质性进展
十年来《金瓶梅》研究的主要特征，在其全面、系统、深入
不论是《金瓶梅》的作者、版本、成书过程，还是思想内涵、美学价值、在小说发展史上的地位，乃至政治、经济、哲学、宗教、民俗、语言，均全面展开，其广度与深度，在《金瓶梅》研究史上凌轹前人，成绩斐然
国外的《金瓶梅》研究，是从张竹坡的《第一奇书》本被日、德、英、法等各种文字节译而兴起的，
迄今《金瓶梅》的全译、节译本已不下几十种文字，《金瓶梅》早已跻身于世界文学名著之林
在国内《金瓶梅》研究处于相对岑寂之时，他们先走一步，美国哈佛大学教授韩南的《金瓶梅版本及其他》、《金瓶梅探原》及日本学者鸟晴久居的《金瓶梅版本考》等，都是《金瓶梅》研究的力作
他们的研究成果，可从徐朔方教授编选的《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中窥见一斑
1983年5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又率先召开了第一次《金瓶梅》专题学术讨论会
面对着诞生在我们自己国度的这部小说名著其研究水平却落后于外国学者的不正常状况，每一个具有爱国热忱的《金瓶梅》研究者，无不忧思反侧，坐卧不安
然而，值得欣慰的是：在老一辈学者的带领下，一代中青年研究者迅速崛起，有的地区甚至形成了《金瓶梅》研究群
他们在继承前人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不作依傍，独立思考，埋头苦读，积极进取，在短短十年，迎头赶上，作出了贡献
经过1985年和1986年两年在徐州召开的以及1988年在扬州召开的三次国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前不久在徐州召开的首届国际《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检验，
目前国内的《金瓶梅》研究水平，不仅和国外的研究水平并驾齐驱，而且在有的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新的突破
《会评会校金瓶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87.html
刘 辉 吴 敢 校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87.html
一、进展与突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87.html
《金瓶梅》研究十年，究竟在哪些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和有了新的突破呢？在我看来，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问题上
《金瓶梅》作者问题，成为研究者争论的一个焦点，向为国内外学者关注
现知最早记载《金瓶梅》作者的是屠本畯，他在万历三十五年(1607)时写道：
相传嘉靖间，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②
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③
相传永陵(嘉靖)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④
他们既没有说出作者的真实姓名，而且所用均为相传，即传闻不实之辞
《金瓶梅词话》刊刻面世后，记载它的作者的有两家影响较大：
一是沈德符，他约在万历四十七年~四十八年(1619~1620)时说：
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⑤
窃谓兰陵笑笑生，作《金瓶梅传》，寄寓于时俗，盖有谓也
一说大名士，一谓兰陵笑笑生，从明末清初起，人们大都以这两点为据，去寻求《金瓶梅》的作者，或对号入座，或假设推测，
其中虽不乏望风捕影，却也开出了一串作者候选人名单，如王世贞、徐渭、卢楠、薛应旂、李卓吾、赵南星、李渔……
由于清初的宋起凤和化名谢颐为张竹坡《第一奇书金瓶梅》作序的张潮，公开为王世贞说揭橥：
世知《四部稿》为弇州先生平生著作，而不知《金瓶梅》一书，亦先生中年笔也⑥
《金瓶》一书，传为凤洲门人之作也，或云即凤洲手……的是浑《艳异》旧手而出之者，信乎为凤洲作无疑也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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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这位后七子领袖，一代文坛盟主，确是嘉靖大名士的最合格人选；
加之佚名《寒花庵随笔》、顾公燮《销夏日记》等的推波助澜，《金瓶梅》的作者就是王世贞，几成定论
其实，这些名副其实的只供消暑纳凉的闲话，经不住半点推敲和查证，以此来作为《金瓶梅》作者的考证材料，本身就不严
待到1931年吴晗发表了《清明上河图与金瓶梅的故事及其演变》及1934年所写《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才廓清了种种迷雾；
同时鲁迅、郑振铎亦撰文否定，王世贞一说随之根本动摇
本世纪三十年代初，《金瓶梅词话》在山西发现，人们才得以获见《金瓶梅》一书的原貌，大大开阔了研究视野
《金瓶梅》不仅不是王世贞所作，而且也不是哪一个‘大名士’、大文学家独自在书斋里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的许多艺人集体创造出来的，是一部集体的创作，只不过最后经过了文人的润色和加工而已⑧
十年来有关《金瓶梅》作者问题的研究，正是由此而起步的
力主《金瓶梅》是中国小说史上第一部文人独创长篇的研究者，在仔细验证前人诸说基础上，又提出不少新说，形成了旧说犹存，新说并起的热闹局面
学术研究从来就是在诸说论争中求生存发展的，《金瓶梅》作者问题的激烈论争，恰好是十年来《金瓶梅》研究兴旺发达的一个个缩影
早在六十年代初，中科院本《中国文学史》，在《金瓶梅》一节注文中提出作者是李开先的可能性较大
此书再版时，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又删去了这句话据闻：此节文字由吴晓铃先生撰写
直到1980年，徐朔方先生写于1964年的《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发表之后，才在学术界产生了较大反响
此文以及作者陆续写出的《金瓶梅成书补证》、《金瓶梅成书新探》，有一个共同的显明特点，即着眼于内证，从《金瓶梅词话》中大量抄引李开先的《宝剑记》入手，博引旁证，以期得出科学的结论
但是，同样的史实和资料，通过搜集、整理、甄别、审查，却可以得出不同的结论
见仁见智，原是寻常之事；即便偶有以曲绳直，亦在所难免徐文主论李开先是《金瓶梅》的写定者，而不是它的作者；而吴晓铃先生则认为是它的作者
青年研究者卜键，进一步详考李开先之生平行实与宦迹游踪，兼及谱系谪庶之辨析，由《金瓶梅词话》成书于嘉靖后期，至词话本内容与《宝剑记》、《西厢记》之比较，
从李开先的创作思想与《金瓶梅》美学思想的对比，到兰陵笑笑生的考辨，洋洋洒洒，十五章五十余节，写成专著《金瓶梅作者李开先考》，可说是李开先说的集大成者
尽管此著过于细密，易流于穿凿，琐碎难免附会，但在《金瓶梅》作者的探索中，却是一部新作，引起了研究者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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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晓铃 著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87.html
1983年，张远芬同志在系列论文基础上汇为专著《金瓶梅新证》，论证贾三近是《金瓶梅》的作者
贾三近，山东峄县人，峄县古称兰陵，与欣欣子所言兰陵笑笑生不谋而合；并认为书中多次提到的金华酒，就是产于峄县的兰陵酒，《金瓶梅词话》中的山东土白也多是峄县方言
兰陵古代有二：一为山东峄县；一为江苏武进，难以定论
不可忽略的是：这毕竟是国内出版的第一部有关《金瓶梅》作者的专著，自然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十年来《金瓶梅》作者讨论中，黄霖同志1983年提出的屠隆说，是国内外影响较大的说法之一
这位一生风流倜傥，混迹官场又被罢官，笃信佛道而又熟稔戏曲之作的屠隆，确是具备创作《金瓶梅》的多种条件，加之移家武进，与兰陵相符，
而黄霖论证的核心，在于查出《金瓶梅词话》第五十六回《应伯爵举荐水秀才》所念一诗一文，出自笑话集《开卷一笑》
据此，认为笑笑先生、哈哈道士、一衲道人、屠隆是一个人，并进一步推论笑笑先生即欣欣子所记笑笑生
此说是从小说里寻找内证中比较有说服力的一种，论证亦为前人所未见，故受到学术界的重视，并引起一场争论
讨论愈细，持议与否定双方思考愈深，各自的疏漏也愈明显
且不说《开卷一笑》、(又名《山中一夕话》)这类笑话文字游戏集的编刻，多系辗转相抄，书贾射利而为，刊刻年代难以确定，不能作为可信史料拈来就用，恐怕屠隆说的主要症结还在于：
第五十六回正是沈德符所说：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⑨
并不是词话本的原作，而是陋儒补以入刻的赝品，似不可当作真品论证其作者
当然，这五回是不是赝作，沈德符的话是否可信，也有绝然不同的两种看法
另外，屠隆与前面提到的第一个记载《金瓶梅》作者的屠本畯的关系，更不容忽视
近年来有的同志，认为《金瓶梅》系屠隆所著，这就与屠本畯编次的这部《山林经济籍》以及他所写的这则跋语直接有关了，不能不在此提及
屠本畯与屠隆同里同宗，屠隆与屠本畯及其父屠大山关系又相当亲密，《山林经济籍》中也辑有屠隆的《婆萝园清语》，屠隆为屠本畯的《霞爽阁空言》所写序亦收在本书卷二十四中，更何况屠隆的儿子屠一衡还为《山林经济籍》写了序言
设若《金瓶梅》系屠隆之大作，屠本畯绝不会不知道，他更不必跑到金坛王宇泰那里，看他收藏的二帙抄本，亦断然不会写出相传为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这样的话来仅此一点，屠隆之作《金瓶梅》一说，就难以站得住脚了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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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屠 隆 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87.html
1983年5月，在印地安那大学举行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上，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芮效卫(David Tod Roy)提交了题为《汤显祖创作金瓶梅考》的论文，胪列了三十条《金瓶梅》，
论述其与汤显祖的关系，并就《金瓶梅》的早期流传情况和汤显祖的生平行实作一综合考察，得出了汤显祖在遂昌知县任期内创作了《金瓶梅》的结论
其实，汤显祖是《金瓶梅》作者这个问题，迟早会提到日程上来早在几年前，笔者与同仁、师友交谈中，不少人都已提及，但真正诉诸笔端而又详加论证的却是美国学者芮效卫
就我所知，被芮效卫先生称为当今汤显祖研究权威的徐朔方教授，在他访美时，曾就此与芮效卫教授当面辩论过，后又著文质疑11
近期《金瓶梅》作者的讨论，除上述诸说之外，沈德符、冯梦龙、袁无涯、谢榛、李先芳、王稚登等也被研究者陆续提了出来证据多寡有异，反响强弱不一，限于篇幅，不再一一赘述
较之1954年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发表后引出的讨论，无论在广度与深度上，都有了可喜的进展
不仅仅局限于《金瓶梅》一部小说，而是立足于整个明代成书的小说名著，来探讨它们共同的发展规律
笔者所见不广，仅就个人涉猎，我认为最早指出《金瓶悔》是部集体创作这问题实质的，是明末清初《续金瓶梅》的作者丁耀亢
见的这部书(指《金瓶梅词话》)反做了导欲宣淫的话本
所以名为词话，是因为小说里类有诗词，多用旧曲；而且把这类词话径直称为话本，和宋元话本相提并论，真是一语破的，深中肯綮
众所周知，宋元话本是民间说话人的底本，这是国内外学术界一致公认的事实，《金瓶梅》亦在其列
所谓词话，是兴盛于元明两代的民间说唱艺术词话，亦即话本，这一艺术形式与其他艺术形式相比，它的本质特点，也就是丁耀亢所说的类有诗词，亦即《醉翁谈录》甲集卷一《小说开辟》所说的吐谈万卷曲和诗
词(含曲和诗)是可唱的韵文，话指说散，话本就是词话本的简称，话本之话，指的就是词话
长期以来，由于研究者忽略了词话和话本是同一艺术形式的不同称谓，因此往往把话本之话理解为只说不唱
此说并不符合现存宋元话本的实际，我们只要看看话本里出现的数量不等的诗词韵文和读一读《快嘴李翠莲记》这类话本，就可一目了然
这绝不可视为一个小小的名词解释，而是涉及中国小说艺术发展史上出现的一个重要环节，即中国明代成书的长篇小说，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个词话的发展阶段
根据明代不止一种记载，《水浒传》、《平妖传》的成书过程，都有过一个词话阶段，但《水浒传词话》、《平妖传词话》却早已失传不存了
《三国志演义》、《水浒传》、《平妖传》、《西游记》，看到的只是它们不同的简本和繁本或接近原始刻本的残本或全本，
唯有《金瓶梅词话》，可说是中国宋元明三代通俗长篇小说发展中唯一现存的词话本，是长篇小说词话本仅存的活化石，在中国小说史上弥补了一个空白
仅此一点，就足以证明《金瓶梅词话》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是多么重要了
玉茗堂本《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287.html
中国长篇小说的成书，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起码不少于宋元明三代
早在《三国志演义》成书之前，《三国志平话》、《三分事略》已经制订出三国故事的基本框架；
另外，元杂剧的五十余种三国戏，场面恢宏，形象丰满，也为《三国志演义》的成书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当我们勾勒了和《金瓶梅词话》几乎同时成书的长篇名著发展脉络之后，不言而喻，这些长篇小说绝对不会，也绝不可能是某一位大作家大手笔的个人独运，而是众多民间艺人、书会才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为了揭示中国长篇小说这一独特的创作规律，经杭州大学徐朔方教授概括，名之曰：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
正是在研究词话这一艺术形式特征和中国古代长篇小说成书规律的基础上，细检《金瓶梅词话》作品实际，然后再得出它是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这个结论，相对来说，就比较有说服力了
首先，《金瓶梅词话》中保留的可唱韵文之多，有目共睹
有的回文字不长，韵文所占比重却很大，如第八十三回，除回首韵文外，竟一连用了[寄生草]、[雁儿落]等七支小曲或小令，两首诗赞，一长段赋体韵文，就是明证
况且这一艺术形式，并非单见某一回或某几回，而是贯穿全书我曾经作过一个粗略统计：
一部《金瓶梅词话》，其中曲、词、诗、赞、赋及其他俚俗可唱韵文，共599种，即便由几支单曲组成的长篇套曲，或长达十几面的唱词，也以一种计算在内
由于词话本在刊刻这些曲、词、诗、赞、赋时另起一行，空下一格，醒目易见，便于统计，而细心的读者从它说散文字里面，仍然可以发现有大段韵文夹杂其间
试以第八十六回王婆领走潘金莲时，她们之间的这段对话为例：
王婆：金莲，你休呆里撒奸，两头白面，说长并道短我手里使不的你巧语花言，帮闲钻懒自古没个不散的筵席，出头椽儿先朽烂
人的名儿，树的影儿，苍蝇不钻没缝儿蛋你休把养汉当饭我如今要打发你上阳关
金莲道：你打人休打脸，骂人休揭短常言一鸡死了一鸡鸣，谁打罗，谁吃饭，谁人常把铁箍子□
那个常将席篾儿支着眼为人还有相逢处，树叶儿落还到根边你休把人赤手空拳，往外攒是非莫听小人言
旦是：女人不穿嫁时衣，男儿不吃分时饭自有徒劳话岁寒
说唱成份这样多，气氛如此浓厚，用现代小说创作方法去衡量，似乎很难理解其实，正是词话这一艺术形式制约了它必须这样办，说了一段之后就得唱，不分时间、场合，也无论是否符合人物性格发展逻辑
譬如，第七十九回描写西门庆临死之前，几度昏迷，竟还有气力唱出一支[驻马厅]的曲子；尽管吴月娘其时已悲痛欲绝，又竟能回唱一支曲子
虽然这两支[驻马厅]唱得那样心热耳酸，但都不是小说中人物性格的美学力量给读者心灵上以巨大感召，只能说是说唱者的婉转歌喉，给了听众音乐上美的享受
《金瓶梅词话》对宋元话本，元明杂剧、传奇作了大量采录第一回开头就用了《清平山堂话本》中《刎颈鸳鸯会》的入话，把丈夫只手把吴钩借来，中间只改了一个字
接下去对潘金莲的描写，则参照了《京本通俗小说》第十三卷《志诚张主管》
小说结尾时李安与春梅的一段，亦源于这个话本小说第三十四回和第五十一回西门庆两次提到的阮三与陈小姐一案，见于《戒指儿记》
第七十三回薛姑子讲说的故事，直接采自《五戒禅师戏红莲记》对此，不少学者作了精心查考，一一比较勾稽
其中，以美国韩南教授的《金瓶梅探源》一文最为博洽完备他指出有九种话本或非话本小说的情节，被《金瓶梅》所借用，或用作穿插，除上面提到的几篇外，尚有《杨温拦路虎传》、《西山一窟鬼》、《如意君传》、《新刊京本通俗演义全像百家公案》、《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唯最后一种不敢苟同，即第九十八回、九十九回写陈经济临清遇韩爱姐，源于《新桥市韩五卖春情》
恰恰相反，收在《古今小说》的此篇，是改写了《金瓶梅词话》，正如同收在《燕居笔记》里的《杜丽娘慕色还魂》，采自汤显祖的《牡丹亭》一样
其失误在于忽略了中国小说与戏曲在题材内容上吸收和借鉴的发展关系，它们不仅有单向吸收，也有双向交融，更有连环交替12
此外，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多次被《金瓶梅》大段引用，或作唱，或为正文描写叙述之用
套曲二十套(其中十七套是全文)、清曲一百零三支，分别来自《雍熙乐府》、《词林摘艳》、《盛世新声》、《吴歙萃雅》
作为一部近百万字的长篇小说，个别处采录前人之作，本不足奇然而，如此大量采录，甚至一字不改地照抄，作为文人作家的创作，实在不可思议，无疑是拙劣的抄袭
可是，作为民间艺人、书会才人，却是人人都可以摹仿或抄袭前人之作，可以修改增删他人之作，不仅无损于他们的声誉，而且正是他们创作中艺术交流的必要手段
再次，讹误、错乱、重复、破绽，俯拾即是年、月、干支上的错乱，人物、事件上的矛盾，行文粗疏，破绽百出，情节重复，前后照抄，诸如此类现象，在最近几年的《金瓶梅》研究中，不少学者用力甚勤，一一拈出
《金瓶梅词话》写了数百个人物，事件复杂，工程庞大，在某些次要人物和细微末节上出现颠倒错乱，是可以理解的
但在主要人物和重大事件上存在明显的失误，恐怕是任何一个作家自己都不会原谅的，《金瓶梅》偏偏这样写了，这也为研究者有目共睹，不必赘述
如此颠倒错乱，出现在文人作家的笔下实难想象，但作为每日分段说唱的词话，各部分之间有着相对的独立性，说唱者本人不加思索，顺口而出，则是可以原谅的了
至于说到重复，第十九回潘金莲独自在假山旁扑蝶，与陈经济相互调情，以及陈经济上前亲嘴被她推了一交的情节，五十二回又重演了一次
第四十八回清明节上坟祭祖回来后官哥儿生病的前后情节，和第九十回清明节吴月娘带孝哥儿上坟祭西门庆回来后的生病描写，文字大同小异，恰似一个模子铸造，连请的都是刘婆子，开的药方也半点不差
如果《金瓶梅词话》是一位大作家的个人独运，怎么可能设想：他写前面章节时思路敏捷，才华横滥，而写到后面部分，又突然才思枯竭，非要照抄前面的情节不可？
不同意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说者也提出驳议，主要论点是：
一，《金瓶梅》是以散文叙事为主的小说，与以唱为主独立门庭的说唱艺术形式词话，不能等同；
二，《金瓶梅》在当时的出现很突兀，没有迹象表明此前《金瓶梅》曾在社会上流传和演唱过；
三，《金瓶梅》小说的整体性充分说明了它是作家有计划的创作，其前后脱节、重出及描写中的种种破绽，得因于草创性和创作成书的特殊情况13
迄今，在关于《金瓶梅》作者或写定者的诸多说法中，还没有任何一说为国内外广大研究者所公认，看来争论还会长期继续下去
但是，经过几年来的热烈讨论和探索，较之十年以前作者问题的研究状况来说，有了明显的进展
立论基础转向，主要从小说作品里去多方寻求内证，望风捕影，主观臆测之谈大大减少；
辩论愈来愈细，争论双方都从对方诘难中冷静思考，细细探究
在此基础上，经过更加深入和踏实的研究探索，对《金瓶梅》的作者，能够取得多数学者比较一致或相近的看法，可能为时不远了
世代累积型集体创作的持议者，虽然摘掉了罗贯中、施耐庵、吴承恩是《三国志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作者的桂冠，却无意贬低他们创造性的艺术成就，丝毫也不抹杀他们在中国小说史上的贡献
因为，从宋元民间集体创作的短篇、长篇小说，发展到文人作家独创的短篇和长篇小说，必须有一个循序渐进的发展历程，其间必有一个过渡阶段
这个发展过程，我们可以归结为：集体创作——文人加工写定——作家创作
那么，谁是《金瓶梅》的加工写定者呢？徐朔方先生认为是李开先或他的崇信者，而我则认为是李渔
前面已经谈到，现存《金瓶梅词话》的错乱、破绽比比皆是，显系书贾拼凑不同抄本匆匆付刻，连抄本中的批语都误作正文入刻，不象经过文人作家的加工写定
我们这里所说的加工写定，自然不是指个别文字的圈点、修改或增删，而是从回目、情节到人物、事件、结构，进行一次全面的加工、润色、删改、增饰，只有《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出，才名副其实地完成了这项工作
一，改变原词话本的说唱特色，使之更加符合小说体裁的要求，对象也由听众变为读者，不仅对可唱韵文进行了彻底删削，其数量不下三分之二，而且又大量刊落了转录或照抄他人之作；
二，变依傍《水浒传》而独立成篇，在结构上予以改造：不从景阳岗武松打虎写起，而是玉皇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与最后一回的永福寺作双峙起结，前后映照，浑然一体；
五，全部行文作了润饰，去其琐碎重复，相对来说较为整洁
尽管研究者对《金瓶梅》的作者存在着分歧意见，但一致认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和《金瓶梅词话》是不同系统的两种版本，前者在《金瓶梅》研究中含有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探索《金瓶梅》的成书过程，离不开它；研究《金瓶梅》的版本，尤其少不了它，在词话本未被发现前，正是它及张竹坡依此作评的《第一奇书》风靡海内外，《新刻绣像》本的版本不下五种，《第一奇书》几近二十种，在《金瓶梅》版本史上举足轻重；
了解《金瓶梅》的评点，更不能缺少它，它是已知现存的第一个本本：遗憾的是，过去对于《新刻绣像》本的研究实在太薄弱了
这个研究课题被提到日程上来，也是最近几年的事，这正是十年来《金瓶梅》研究中的又一个进展
《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研究，主要围绕两个问题展开：
笔者1985年在首都图书馆查阅馆藏此本时，无意中从图后正文前发现了一叶题记
此书刻工粗劣，文字漫漶，但这叶题记的首尾却清晰可辨
贪贵贪荣逐利名，□□醉后恋欢情……须知先世种来因，速觉情，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
此题置于图后正文之前，无异于告诉人们：回道人即是此书之写定作评者
他承袭弄珠客、廿公、欣欣子的手法，隐名埋姓，化名作题
一般古代小说戏曲研究者，对回道人这个名字并不陌生，回字拆开即为吕，在古代小说戏曲中，他经常是以吕洞宾的代号而出现的
而李渔原名仙吕，字谪凡，化名回道人，正相合何况在李渔所著小说中，回道人是经常出现的，
《十二楼·归正楼》第四回里有回道人，《肉蒲团》中有回道人，《合锦回文传》还有回道人的题赞，便不是偶然的巧合了故李渔化名回道人，绝非孤证
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所有张竹坡批评的《第一奇书》早期刻本，不论是康熙乙亥本，还是在兹堂本，都在扉页右上端署为李笠翁先生著
如果我们考查一下张竹坡与李渔之间的不寻常关系，便可了解这一题署是确有所据的，并非借李渔之大名来抬高自己评本的身价
李渔系竹坡之父执竹坡之父张（左志右羽）与李渔过往密从，常流连于山水间，《铜山县志·张（左志右羽）传》已是记录在案
湖上李笠翁偶过彭门，寓公(按：指张（左志右羽）)庑下，留连不忍去者将匝岁14
这一年，张竹坡大伯父张胆的次子张道瑞中癸卯科武举，李渔曾书一联相贺，因此，张竹坡对父辈的密友李渔是相当熟悉的
他的评本《第一奇书》的文字，又恰恰来自《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而不是词话本；就连《第一奇书》的命名，也源于李渔的《三国志演义序》
他署为李笠翁先生著，斯言当属可靠无疑，这就有力证明了李渔是《新刻绣像》本的写定者
同时，从李渔是创作小说和戏曲的当行里手这点来看，他加工写定《金瓶梅》，不仅符合他的志趣爱好，乐而为之，而且也是那个搜奇索古，引商刻羽的时代使然
其实，早在半个世纪之前，郑振铎先生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中就曾说过：
我们可以断定的是，崇祯本确是经过一位不知名的杭州(？)文人的大笔削过的(而这个笔削本，使是一个‘定本’，成为今知的一切《金瓶梅》之祖)《金瓶梅词话》才是原本的本来面目
郑先生不仅论断《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是《金瓶梅词话》的定本，而且推测写定者是杭州的一位文人，所论要言不烦，甚有见地
我所以论定李渔既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者，又是为之作评者，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查：
其一，《金瓶梅词话》所用方言，主要流行于徐州以北、黄河沿岸这一区域
作为祖籍浙江长期生活在吴语区的李渔来说，语言上不可能没有隔阂，个别北方方言他不知底里，亦不足为怪；
在他写定、作评时，习惯地使用他所熟悉的方言词汇，也是自然的：这两种情况都出现在李渔写定的正文和评语中，并且屡见不鲜
比如，第三十二回郑爱香儿骂应伯爵的这句话：不要理这望江南巴儿虎，汗东山斜纹布！
李渔在此处眉评中写道：方言隐语，含讥带讽，如枝头小鸟啾啾，虽不解其奇，娇婉自可听也
作为南方人的李渔，自然不解其奇，而作为北方人的张竹坡却深明其意：望作王，巴作八，汉同汗，斜作邪，合成‘王八汗邪’四字，盖表子行市语也
同样，李渔用南方方言写的评语弄阿呆口角，妙在张竹坡的笔下是无论如何也找不出的
正文亦如此，词话本第八十六回十一月二十七日，孟玉楼生日改为十一月念七日，显然根据李渔熟悉的方言，信手拈来，一挥而就
第三十八回写王六儿与西门庆勾搭成奸之后，她毫无廉耻地对丈夫韩道国说：也是我输了身一场，且落他好些供给穿戴
而韩道国听后竟说：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
老婆笑道：贼强人，倒路死的！你倒会吃自在饭儿，你还不知老娘怎样受苦哩！
李渔为这段文字写了眉评：
老婆偷人，难得道国不气若谓予书好色亦甚于好财；观此，则好财又甚于好色也
正因为李渔对词话本作了一番认真加工写定，他才敢于声称《新刻绣像》本为：予书
又如第八十回水秀才代人为西门庆作祭文处，他评道：祭文大属可笑，唯其可笑，故存之
自己删改过正文，自己又在评语中交待删或留的理由，李渔为之写定，又为之作评，岂不昭然若揭？
其三，我们还可以拿李渔在《三国志演义序》里对《金瓶梅》的评价和他写的评语，作比较研究，不难发现两者的观点，完全吻合
尝闻吴郡冯子犹，赏称宇内四大奇书，曰：《三国》、《水浒》、《西游》及《金瓶梅》四种，余亦喜其赏称近是
……若夫《金瓶梅》，不过讥刺豪华淫侈，兴败无常，差足淡人情欲，资文谈柄已耳，何足多读
这个观点，可说作为一条主线，贯串在全部眉评和旁评中
近读陈翔华同志大作，15第一次披露了李渔为毛宗岗评本所写序文中，亦谈到《金瓶梅》
这是已出的任何一种《金瓶梅资料汇编》都未收录的，笔者不敢掠美，转抄如下：
昔弇州先生有宇宙四大奇书之目，曰《史记》也，《南华》也，《水浒》与《西厢》也
冯犹龙亦有四大奇书之目，曰《三国》也，《水浒》也，《西游》与《金瓶梅》也两人之论各异愚谓书之奇当从其类，《水浒》在小说家，与经史不类，《西厢》系词曲，与小说又不类今将从其类以配其奇，则冯说为近是
对于李渔是《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的写定作评者，学术界也有不同意见
一种认为李渔是作评者，但不是写定者；另一种认为冯梦龙才是评改者，而不是李渔
黄霖同志持后说，见于他的新作《关于<金瓶梅>崇祯本的若干问题》文中说：
关于崇祯本的评改者，前人未见论述我曾在1983年《<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点初探》一文中推测为冯梦龙
去年以来，魏子云、陈毓罴、陈昌恒等先后探讨了冯梦龙与《金瓶梅词话》之间的关系，取得了一定进展
这使我坚定了与词话本的刊刻有密切关系的冯梦龙正是崇祯本评改者的想法不过，由于目前尚缺确证，故只能属于一种推测而已
1985年，友人刘辉在首图本插图末页上发现了署名‘回道人’的题诗，当即驰书相告，认定‘回道人’即是李渔，李渔即是崇祯本的评改者
我则喜疑参半后陆续读到他的《<金瓶梅>版本考》、《<金瓶梅>主要版本所见录》、《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等文章，觉得崇祯本的评改者为李渔的说法颇难成立16
黄霖同意李渔曾用‘回道人’的化名，则毫无疑问，但是认为首图本起码是翻刻过两次的后刻本，即使是李渔的题词，也只能是书贾补以入书，故欲以后出的首图本上的题诗作者回道人来确定崇祯本的评改者，是没有说服力的
其次，从时间上看，李渔绝不可能在崇祯年间作评，而此书刻于崇祯无疑
再次，《第一奇书》所署李笠翁先生著，是书商为招徕读者而搞的把戏；根据当时习惯，其‘著’字正恰恰否定了李渔曾加以评点和修改；
从《第一奇书》命名来看，也可见与李渔的观点相悖，李渔是把《金瓶梅》列于奇书第四种而非第一，显然，张竹坡的《第一奇书》的命名不但并非来自李渔，而且正与李渔称《三国》为‘第一才子书’的说法针锋相对；
张竹坡的批评与崇祯本评语多有牴牾，特别是对吴月娘的批评处处唱对台戏，假如张竹坡果真明知原评为父亲的好友李渔所作，且有意在书前署明‘李笠翁先生著’的话，怎么会用这样的口气呢？而现在张竹坡用的就是这样一种大不敬的口气，这正反映了张竹坡心目中的崇祯本与李渔毫无关系
总之，说李渔是崇祯本初刻的改定作评者，是难以成立的但我认为，刘辉发现首图本上回道人的题诗，还是很有意义的
因为他为《金瓶梅》的研究，同时也为李渔的研究提供了一条新的有价值的材料
李渔尽管不是崇祯本最初的评定者，但这位中国古代难得的‘全才’型的文学家毕竟阅读、题评过《金瓶梅》，这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注意
黄霖同志的大作是提交国际 《金瓶梅》学术讨论会的论文，不日即可刊出，因之较详摘录他的观点，以便了解两种不同观点的具体内容，以期讨论得更加深入广泛
郑振铎、孙楷弟先生都认为是明崇祯刻本，特别从图刻者姓名立论，确有所据只要拿刻于清康熙年间的《第一奇书》与之相校，就会发现明显不同：
凡正文中有碍清廷忌讳的字眼，《新刻绣像》依词话本不加改动，而《第一奇书》则作了修改，如第十七回宇文虚奏章中的虏、夷狄、夷虏就是
说明此书刻于明末，至迟清初，绝不会晚于文字狱盛行的康熙对此，大陆学者的看法基本一致
海外学者不同，美国普林斯敦大学教授浦安迪则认为二十卷本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与十卷本《金瓶梅词话》似难分清先后，并把《新刻绣像》的评点者远溯到《金瓶梅》成书之时，怀疑出自李卓吾或他的崇信者之手17
香港梅节先生也认为：现存之《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可能是这个二十卷本的第二代刻本二十卷本面世风行一时，书林人士见有利可图，乃梓行十卷本《金瓶梅词话》，又说它的刊行却在二十卷本《金瓶梅》之后18
台湾魏子云先生还说它刻于天启年间对于这些说法，大陆尚未见有撰文赞同者
如果说国内学者在《金瓶梅》研究中，不少问题还处于探索阶段，一时难成定论，只是取得一些进展的话，那么，在《金瓶梅》重要批评家张竹坡的家世生平研究上，则有了一个明显的突破，完全处于领先地位
吴敢同志的新著《金瓶梅评点家张竹坡年谱》、《张竹坡与金瓶梅》对张竹坡家世生平的翔实考证，尤其是他发现的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和其中的《仲兄竹坡传》，一经刊布，即成定谳，为国内外学者所首肯
然而长期以来，对张竹坡其人，他的家世，研究者所掌握的材料实在可怜得很，不外乎刘廷玑《在园杂志》里的一条简短记载，张竹坡写给张潮的三封书简，《幽梦影》里的几则评语
除此，可说一无所知，一片空白，难怪英国学者阿瑟·戴维·韦利根本否定有张竹坡此人，认为只是一个伪托的假名了19
真正称得上张竹坡研究，那也是近十年的事，美国芮效卫教授《张竹坡评<金瓶梅〉》是其中较早发表的一篇
即便这篇专文，也把张竹坡说成是张潮同父异母兄的儿子
国内所发论文，一涉竹坡家世生平，或语焉不详，或管窥蠡测，多有失误，就连竹坡是其名或字或号都说不清楚，此皆因无真凭实据所致正是吴敢同志不辞辛苦，到处奔波，走访了凡能查询到的每一个张氏家族的后裔，只要有一丝希望，就穷追不舍
功夫不负有心人，终于在张竹坡后人的房梁上找到了已积土寸许的《张氏族谱》，时在1984年同时又获见康熙六十年刊本《张氏族谱》、道光五年刊本《彭城张氏族谱》、光绪十六年抄本《曙三张公志》等多种宝贵文献史料，张竹坡的家世生平才得以准确无误地公诸于世
张道深(1670~1698)，字自得，号竹坡，江苏徐州人负才落拓，五次乡试，皆落秋榜，其平生颇为坎坷
其父张（左志右羽），奉母家居，终生不仕，约文会友，肆力芸编，与李渔、侯朝宗相友善这与两兄张胆、张铎官运亨通，户大丁多，形成鲜明对照
张（左志右羽）去世时，竹坡才十五岁，家道中落，贫困穷苦，为糊口计，开始奔走他乡，饱尝了人间冷暖和世态炎凉
正是穷愁所迫，炎凉所激的环境玉成了张竹坡，使他在二十六岁为《金瓶梅》写下了洋洋十数万字的评语
殚精渴思，元气销烁，二十七岁时就满头白发二十九岁时，一夕呕血数升，
暴亡，一位年青的有才华的小说理论批评家，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明代以后古典小说戏曲领域内兴起的评点派，是中华民族所独有的文学理论批评方法，而任何一部小说的评点，都是评点者自己哲学思想、道德观念、审美意识、鉴赏情趣的自我表现，张竹坡亦不能例外
研究者所以要认真考查张竹坡的家世生平,了解父辈及师友对他思想的薰陶和影响，追索他的行止踪迹，掌握他的思想发展脉络，就在于从总体上对张竹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
在此基础上，再来探求他批评《金瓶梅》的丰富内涵和合理核心，总结他评点的成就与不足，自然就比较实事求是，合乎客观实际了
张竹坡彻底批驳了《金瓶梅》是部淫书的谬论，认为是一部描写人情冷暖、世态炎凉，著此一家，骂尽诸色的现实主义巨著
他又别具眼力地视为独罪财色的泄愤之作，因一人写及全县，由一家而及天下国家，深刻抨击了整个社会的黑暗与糜烂，直使之千百年后永不复望一复燃之灰
如此情激直切，也只有从他的生活环境氛围里，尤其张（左志右羽）一支在整个张氏家族中所处地位，找到《金瓶梅》的这一部份描写如何撞击了在白眼下生活的张竹坡心灵深处，并产生了如此强烈的震荡
就连他有失牵强附会的苦孝说，也可从中找出此说偏颇的根源人们读张竹坡的批评文字，时时感到如一股虎虎有生气的热流，迎面扑来，恣意奔放，坦率真诚，不趋时俗，无拘无束
这也只有准确掌握它的写作年代后，才能得到合理解释李渔是竹坡之父执，但他不依傍前贤，亦步亦趋，而是根据自己的艺术理解，独抒胸臆，在一些问题上，特别是对吴月娘这一艺术形象的评价上，与李渔针锋相对，完全相左
芒锋毕露而又年青气盛，虽易流于主观武断，却发前人之所未发，言他人之所未言，闪耀着青年人敏锐的智慧火花，这正是青年批评家的最可贵之处
就目前所知，前人之为《金瓶梅》作评者，除李渔、张竹坡之外，就是清末的文龙了
1985年初，笔者在浏览《金瓶梅》版本时，于柏林寺北京图书馆所见由于评语直接写在《第一奇书》在兹堂刻本上，并未付刻，故前人著录
第三个评本的发现，无疑是国内十年来《金瓶梅》研究中另一个新的收获
他不以评点小说作为谋生的手段，也不想以此付刻贾利，手稿始终没有出版，这样，哗众取宠，耸人听闻的评点派常见笔调不多了，代之以比较实事求是的评论
他边读边思，边思边写，有所感而发，有所悟而出，历经三年，写下了六万余言的回评和少量眉评，感情真挚，读来可亲
第二个特点是，正因为他的评语直接写在张竹坡评本的每回后面，所以，有数量较多的评语是针对张竹坡的观点而发的
他对张竹坡评语的态度，用他自己的话说：不作人云亦云，独抒己见
在一些事件看法和人物评价上和张竹坡截然相反，特别是对吴月娘、孟玉楼、庞春梅这三个艺术形象，几成冰炭下笔虽尖酸刻薄，但有些对张竹坡批评之批评，却甚有见地
毋庸置疑，他们的激烈辩论，可以开拓我们的思路，对于深入研究《金瓶梅》，大有裨益
当然，与之俱来的，是内容上显得狭窄，不如张竹坡那样汪洋恣肆，丰富广泛
但是，也有不少精采评语，使人难以忘怀比如这段评语：
《水浒传》出，西门庆始在人口中；《金瓶梅》作，西门庆乃在人心中，《金瓶梅》盛行时，遂无人不有一西门庆在目中、意中焉
其为人不足道也，其事迹不足传也，而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是何故乎？作《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作也批《金瓶梅》者，人或不知其为谁，而但知为西门庆批也
西门庆何幸，而得作者之形容，而得批者之唾骂，世界上恒河沙数之人，皆不知其谁，反不如西门庆之在人口中、目中、心意中是西门庆未死之时便该死，既死之后转不死，西门庆亦何幸哉！
文龙对西门庆其人早有评价：势利薰心，粗俗透骨，昏庸匪类，凶暴小人，若再令其不死，日月亦为之无光，霹雳将为之大作
文龙精辟之处，是他看到了作为艺术典型形象的西门庆，其名遂与日月同不朽
这无异于告诉人们：丑恶的反面典型形象，具有和正面典型形象同等的美学价值，这一认识，在古典小说美学领域中是个飞跃
第三个特点是，结合自己的批书实践，来探索小说理论批评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
文龙生活在中国古典小说评点鼎盛后期，当他阅读了大量小说评点，自己也加入到这个行列，并且发现与前人观点不同时，迫使他思考和探索这个问题，这是时代使然，也是小说批评自身发展的必然趋势
他深知小说评点是一项艰苦的劳动，他说：作书难，读书亦难，批书尤难未得其真，不求其细，是为酒醉雷公
在他看来，真，就是不存喜怒于其心，自有情理定其案；情即人情，理 即物理，指客观事件发展的必然规律
文龙认为，评论作家笔下的人物是否合乎情理，既不由作者的好恶来决定，也不能以评论者的主观意念为定评，而是应有一个客观尺度
对此，他作了多方面论述，重要的是准情度理，不可少有偏向，故示翻新，尤其不可爱其人其人无一非，恶其人其人无一是，此其害最大
要达到准情度理，就要看到骨髓里去抓住骨髓，即可得真求细，则是须于未看书之前，先将作者之意体贴一番，更须于看书之际，总将作者之语，思索几遍
此为细密特别强调综观全书，不可挂一漏万：看前半部，须知有后半部，看后半部，休抛却前半部今日之一人一事，皆昔日之收罗埋伏，而发泄于一朝者也
看第一回，眼光已射到百回上；看到第百回，心思复忆到第一回先
准情度理是得真求细的必需手段，得真求细是为了以情理定其案这正是文龙书自为我运化，我不为书捆缚的观点
可以看出，文龙的这番探讨，体会深切，言之有物，既不空泛肤浅，更无装腔作势之态，这不能不说是文龙对中国小说批评史作出的一个贡献
与《金瓶梅》作者休戚相关的是《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这是十年来《金瓶梅》研究中的另一个争论热点
从作者问题的论述中，我们已经得知，在明人记载里，成书于嘉靖说占主导地位，特别是由嘉靖间大名士，坐实为王世贞中年之作以后
直到本世纪三十年代，鲁迅、郑振铎、吴晗等彻底推翻了王世贞作《金瓶梅》说，成书于万历说，又占上风单就成书年代来说，近年来的争论，也是基于嘉靖、万历两说进行的
当年万历说所以占上风，主要与吴晗、郑振铎寻找的内证有关，如吴晗在《金瓶梅的著者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里对小说第七回孟玉楼说的这段话：紧着起来，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借马价银子支来使
引证《明史》卷九十二《兵志马政》的记载，得出由此可知词话中所指必为万历十年以后的事又对番子、皇庄、佛道兴衰、太监擅权等作了考证，结论是：《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十年到三十年(1582~1602)
即使退一步说，最早也不能过隆庆二年，最迟也不能过万历三十四年(1568~1606)
郑振铎先生据欣欣子序中提到的前代骚人作品中有《如意传》、《于湖记》，盖为万历间盛行的小说，自然《金瓶梅》之成书不会早于万历年间
上述论断，长期以来奉为不可动摇的结论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以及新的文献史料的不断发现，他们研究中的失误和疏漏，一一显示出来
就拿支使马价银这一史实来说，根据《明史》的那段记载，得出这个结论并不错
问题是《明史》的那段记载本身不准确，它诱使人得出错误的结论查《明实录》，早在嘉靖十六年(1537)就挪借太仆寺马价银，为度过财政困难的应急办法之一；
嘉靖十七年十二月：一动支马价缺官柴薪银三十万两，先送工所雇役支用；
嘉靖十八年闰七月：给济太享殿、慈庆宫等大工之用，仍借支贮库及马价银四十万有奇，都是明证皇庄，亦非吴晗所言嘉靖时代无皇庄之名，止称官地
不仅《明实录》嘉靖十九年(1540)六月已有皇庄记录在案，而且其源可溯至洪熙时的仁寿宫庄、未央宫庄，至成化因没收太监曹吉祥的地亩作为宫中庄田，遂正式定名皇庄
至于《如意传》、《于湖记》，更不是万历时期的作品《如意传》，即《如意君传》
早在嘉靖年间的黄训(1490~1540)，读到这部小说后，就写了《读如意君传》一文，收在嘉靖四十一年(1562)刊刻的《读书一得》卷二
由于郑振铎先生没有看到这条主要史料，偶有失误，在所难免
持成书于嘉靖年代的研究者们，又对《金瓶梅词话》作了一番仔细核查，发现确有几个嘉靖年间的实有人物；大量戏曲活动中所写声腔、时调，也都是流行于嘉靖时，而无任何万历间的迹
而持万历说的研究者又恰好据此驳难，黄霖同志在《金瓶梅成书三考》中说得好：只要《金瓶梅词话》中存在万历时期的迹，就可以断定它不是嘉靖年间的作品
因为万历时期的作家可以描写先前嘉靖年间的情况，而嘉靖时代的作家绝不能反映出以后万历年间的面貌来斯言有力
目前，两说的争论，难分轩轾不过，在力主万历说中，有一种观点认为《金瓶梅》是直接影射万历皇帝及其一朝政治事件，台湾的魏子云先生便持此说
《金瓶梅词话》第一回，引述刘、项之与戚夫人、虞姬的‘豪杰都休’等事；特别是戚夫人的要求废嫡立庶事
对万历一朝来说，它显然是影射神宗的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更可以说是明喻、明指，已不止是影射与隐指关于这一点，应是任何人都无法否定的一个事实
一九八三年五月，美国印地安那大学召开的《金瓶梅》学术讨论会，就有人提出了《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写得像个皇帝事实如此，外国读者早已看出了《金瓶梅》的此一政治讽谕
原来，《金瓶梅》中的主人公西门庆，是影射万历皇帝朱翊钧的，这就更坐实了
魏先生的这一观点，象根主线贯穿在他的《金瓶梅》研究论著中，如《金瓶梅探原》、《金瓶梅的问世与演变》
对此，徐朔方、陈诏及美国的郑培凯等先生均撰文与之商榷
作为艺术创作的小说，既不是历史著作，也不是纪实性报告文学，允许作者虚构
即便是出现在《金瓶梅》中宋代实有的历史人物、历史史实，也是经过虚构和改造的
如果拿典型概括后的艺术形象，和真实人物作简单比附，或者确指小说中的人物形象就是影射某某人，以此去探求作品的隐喻，不可避免地带有研究者自己的强烈个人色彩，主观随意，甚或穿凿附会，本身就是不科学的
持这种方法研究小说，非今日始以《红楼梦》为例，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认为《红楼梦》是影射清世祖福临和董鄂妃，说什么书中的女子多指汉人，男子多指满人，等等，以此去探求《红楼梦》的微言大义
《金瓶梅》影射说，其实就是《红楼梦》索隐派的翻版，同样不符合《金瓶梅》作品的实际
就拿西门庆来说，从《水浒传》始，本来就是民间说唱者虚构的一个人物，至《金瓶梅》，并乃是一个新兴的对财色贪得无厌的市井形象，在他身上丝毫找不出半点皇帝的影子
他在权贵面前，那样的卑躬屈膝，腆颜谄媚，追求和梦想的就是个权字，这与封建社会拥有至高无上权势的皇帝，毫无相似之处
至于说《金瓶梅》是影射明神宗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也是不能成立的
众所周知，所谓万历三大案，曾延续数十年之久，包括册立、妖书、之国、梃击、红丸、移宫等一系列事件在内
《金瓶梅》的描写，很难和这些事件对上号，而有些事件，如红丸、移宫，并非万历朝事，而是发生在泰昌、天启时于是，影射说又把《金瓶梅》所写北宋末年的一年改元，比附为万历四十八年的泰昌、天启改元
然而这样的类比，又根本不符合两个朝代的主要事实：万历末年郑贵妃擅权，为立太子引起长期争论，光宗实际上是因精神迫害致病，即位一月即死去，而北宋徽宗和钦宗之间并不存在这种争议和隔阂，他们是父子两代，不是万历到天启的三代，情况毫不相同；
重和与宣和是徽宗的年号，这和万历四十八年、泰昌元年父子两个皇帝的年号，实际上还得加上天启，即祖、父、孙三个同在一年，根本不能相比
因此，这些影射和比附，只是研究者的主观想象，缺乏客观根据，难以令人置信
而作为影射说主要依据的第一回丈夫只手把吴钩那首词，原词作者系宋人卓田，名为《眼儿媚·题苏小楼》；把这首词及情色二字引入小说中来，亦非《金瓶梅词话》所首创，而是话本《刎颈鸳鸯会》的入话，《金瓶梅》照抄不误
按照影射说的逻辑，这个话本也是影射神宗的宠爱郑贵妃与其子福王常洵的了！
什么叫编年体小说？笔者对此困感不解，如果按照正史的顺序严格排列，大概只能写出正史的本纪或《通鉴》纪事本末体的历史著作，而永远创作不出小说
《金瓶梅》也根本不是什么编年小说，无论是它的主要人物，还是次要人物，也不论是历史上实有其人，还是纯属作者虚构，纪年之错乱，比比皆是，张竹坡早就看出了这些破绽，
而且一再告诫读者小说不是计帐簿，是故意特特错乱其年谱，大约三、五年间，繁华如此则内云某日某节，皆历历生动，不是死板一串铃，可以排头数去，而偏又能使看者五色迷目，真如捱着一日日过去也，此为神妙之笔噫，技至此亦化矣哉！
因此，一定要对《金瓶梅》提到的史实进行编年，诚如徐朔方先生所言：无异是刻舟求剑，削足适履，不可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20
既然《金瓶梅词话》是明喻、明指万历一朝所发生的一系列政治事件，那么《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必在万历四十八年以后，对此，魏子云先生也说得明确：
我敢肯定的说，万历丁巳序的《金瓶梅词话》，其成书年代，最早绝不会越于天启元年说来，还应是一个肯定性的结论
明明万历三十五年(1607)屠本畯就记载了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那么，万历三十五年已经成书的《金瓶梅》，怎么可能从中找出万历四十八年的史实呢？
自然，袁氏兄弟万历三十七年有了《金瓶梅》全稿，在魏先生看来也是不合情实
可是，现存《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本却又载有万历四十五年(1617)东吴弄珠客序，《金瓶梅》之成书最晚必在是年之前，这是任何人都无法推翻的铁证
《金瓶梅》向有淫书之恶谥，屡遭查禁，世人所知评论《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涉及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也与传统文化的审美观念密切相关
以个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是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赖以生存的精神支柱，所以强调个人自由，包括恋爱、婚姻在内
婚前性生活，与道德无关；婚后性关系，除配偶外，通常不受社会关注，由此色情作品泛滥成灾，习以为常
自然，《金瓶梅》中的性描写，在西方人看来，平平常常，他们只着眼于人格的独立和感情、欲望的个性色彩
因此，这样一部带有显著近代色彩的小说，出现于莎士比亚同时而又略早的明代社会，在他们看来，不啻是一大奇迹
我们只要读一下柯丽德教授的论文《金瓶梅中的双关语和隐语》，看看她站在什么角度来分析、评价第二十七回的性描写，就可知其大概
第二十七回是《金瓶梅》性描写内容比较集中的回目之一，论文写道：
《金瓶梅》全书充满了诉诸感官的意象，正是这种感染力使它得以广为流传但是当我们在理智上突然出乎意料地领悟了感官享受的细节时，我们不得不为此感到惊异，并进行认真的思考
我们很快地调整对书中已经读过部分的回忆，以适应对小说含意转变的意外领悟但因为感官享受的细节仍具有对肉体的感染力，所以会同时在几个层次上作出反应，甚至终于解决了这些理智上的难题时也是如此21
论文作者这里所说的意外领悟和解决了这些理智上的难题，是指第二十七回本是打开小说题旨的秘密钥匙：
‘金瓶梅’这几个字当然可以读作‘金瓶里装的梅子’既然潘金莲在西门庆的最后玩乐中充当了盛梅子的壶(瓶)，这些人物情节就为我们提供了组成小说书名的词汇但这个题目一般被认为是指潘金莲、李瓶儿和春梅三人22
《金瓶梅》法文本译者雷威安教授亦赞同此说这样的玄思妙悟，在国内研究者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何况肉壶(瓶)中盛的并非梅子，而是李子，两者不能混淆，但使我们明白了他们所以赞赏这部小说，是因为参与这种性行为的人物都是真实的
小说最关注的是人物的复杂情绪，远非描写他们性行为所用的俗套语所能相比
中国的传统文化和以个人为中心的西方不同，而是以家庭、社会和国家为中心
传统的审美观念，首先偏重的也是思想意义和社会功能，这从儒家对《诗经》里一些爱情诗篇的评价中足可证明，用美、刺来探求微言大意，一首恋歌，可以钦定为美后妃之德
具体到《金瓶梅》，还在它抄本流传阶段，最先考虑的也是一刻即家传户到，坏人心术
以两种不同的社会道德的价值判断，来评论《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当然参差有异
《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并不是近年来才出现的热门话题，而是在《金瓶梅》研究史上，早就并存的两种观点
沈伯远携其伯景倩所藏《金瓶梅》小说来，大抵市诨之极秽者耳23
相对来说，明清两代持与此相反观点者仍居多数，不仅袁中郎赞之为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而且在谢肇淛、弄珠客、欣欣子的笔下，也丝毫得不出它是一部淫书的结论
明末清初，李渔第一个站出来为其呐喊：读此书而以为淫者、秽者，无目者也
不唯不淫，而且分明秽语，阅来但又见其风骚，其秽，可谓化腐臭为神奇矣
夫微言之而文人知儆，显言之而流俗知惧，不意世之看者，不以为惩劝之韦弦，反以为行乐之符节，所以目为淫书，不知淫者自见其淫耳
或谓《金瓶梅》淫书也，非也淫者见之谓之淫，不淫者不谓之淫，但睹一群鸟兽孳尾而已
生性淫，不观此书亦淫；性不淫，观此书可以止淫然则书不淫，人自淫也；人不淫，书又何尝淫乎？
一部《金瓶梅》研究史，评判《金瓶梅》是不是一部淫书，为其重要内容之一
《金瓶梅》十年研究，那种视《金瓶梅》为淫书，甚至古今第一淫书的陈腐观念绝迹了
起码，未见著文倡导此说者但是，在如何评价《金瓶梅》性描写这部分内容上，尚有不同的看法
不过，就其总体来讲，研究的视野更为开阔，一方面把《金瓶梅》的性描写，和整个中国古代小说史上出现的一批淫秽怪物联系起来，作纵向考查或横向比较；
另一方面又历史地、辩证地、具体地分析《金瓶梅》性描写部分的得失成就及其对当代小说创作可能产生的影响，这主要反映在：
第一，判断《金瓶梅》是部淫书或非淫书，首当其冲，必须为淫书厘定一个概念，划清淫书与非淫书的明确分界
我们不妨以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里的这段论述为准：
然《金瓶梅》作者能文，故虽间杂猥词，而其他佳处自外在，至于末流，则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
惟《肉蒲团》意想颇是李渔，较为出类而已其尤下者则意欲媟语，乃作小书，刊布于世，中经禁断，今多不传
这里划出了一个明确界限：凡是著意所写，专在性交，又越常情，如有狂疾，意欲媟语，而未能文者，都可归入淫书之列
这类小说，在明末清初，不仅长篇有，短篇亦存，除早于《金瓶梅》的《如意君传》外，《痴婆子传》、《绣榻野史》、《肉蒲团》、《灯草和尚》、《昭阳趣史》、《两肉缘》……可以开出一串不短的书单
不拟尽举其目，更不必历尽其详，仅以其中较为出类，颇为杰出的《肉蒲团》一种为例，就可说明一切了
《肉蒲团》，四卷二十回
开篇一首词作为引首，下片云：
世间真乐地，算来算去，还数房中不比荣华境，欢始愁终得趣朝朝燕，酣眠处，怕响晨钟睁眼看，乾坤覆载，一幅大春宫
可以说，这就是整部小说的创作主旨
除了开头及最后一回附加点因果报应说教之外，全部篇幅用来描写未央生与艳芳、香云、瑞珠、瑞玉、晨姑等人的性交，连篇累牍，津津乐道，狂嫖滥淫，不堪入目
间以割狗肾之荒唐，同盟义议、平分一夜欢之下流笔墨，是一部名副其实的淫书
除了专在性交之外，一切社会网络，政治经济，全然模糊一片，更不必说什么形象塑造，性格刻画
明代后期文坛出现的这批怪物，有一个共同的模式：通篇淫秽内容，裹上一层薄薄的因果报应的外衣，明为劝惩，实在宣淫，没有任何道德与美学价值可言
《金瓶梅》与《肉蒲团》不同，它展示给人们的是一幅丰富无比的明代社会生活风俗画卷，是有明一代之百科全书
无庸讳言，它确有性描写，有的还很刻露，但不是它的全部，一部百万字小说，充其量不过占百分之二左右
特别在质上与淫书有明显不同，西门庆绝不是个单纯的淫棍，不能与未央生等同，乃是一个十六世纪新崛起的市井形象，雄心勃勃，不消几年，由一个破落户摇身一变，家产万贯，是个典型的暴发户
西门庆的形象史，正是中国封建社会走向全面崩溃，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破土欲出这一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发展史，有着丰富的内涵和巨大的认识价值
君当代从事明代社会、历史、哲学、宗教、风俗、语言、服饰、饮食、戏曲等等的研究家们，有谁能离开《金瓶梅》？
不是一个个都到《金瓶梅》里去寻找他们各自所需的无比广阔而真实的形象史料吗？
此外，《金瓶梅》的性描写，除了一些韵文意在渲染可以删汰而外，都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
李瓶儿之温顺，潘金莲之狡诈，王六儿之贪财，宋惠莲之占高枝，无一不在性生活描写中，展现出她们的性格特色
须知，她们并非是简单的淫妇，而是那个历史时代条件下的妇女典型如宋惠莲，着墨不多，却是小说中塑造得成功的典型形象之一
她的被侮辱与被损害，她的行为放荡与心地善良，她的觉醒与抗争，通过多侧面，多层次，包括与西门庆几次性关系的皴染，这个复杂的人物性格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如果全然抽去有关她性生活描写部分，毫无疑问，这个辣菜根子性格，必然黯然失色，单薄苍白
同样的道理，去掉西门庆对女人强烈的占有欲望，他的雄心勃勃性格，也不够丰富完整他还是西门庆，只不过再也不是《金瓶梅》里的西门庆
值得提及一笔的是，连《肉蒲团》都不视《金瓶梅》为淫词亵语，仅此一点，很值得耐人寻味了
第二，除了横向比较之外，我们还可以作个纵向考查《金瓶梅》之前，传统文化中，对爱情乃至性爱的描写，虽多如牛毛，但比较起来，还是含而不露，重在意象
在绚丽夺目的敦煌壁画里，也只是到宋代，才出现了裸体的飞天形象
就小说史而言，《飞燕外传》因不明创作年代可以略而不论，唐代张鷟的《游仙窟》可能是较早出现的一篇，描写了男女一夜之间的挑逗、调情和爱恋，虽杂以色情成分，但毕竟比较含蓄，往往以诗句代言，不象明代小说中的大描大写
至于收在《京本通俗小说》卷二十一的《金虏海陵王荒淫》，有的研究者认为是宋元旧篇，或出自宋人之手，胡适先生早已存疑，说它据《醒世恒言》而重刻，不无道理，那是《金瓶梅》以后的事了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以主要篇幅对性生活作绘声绘色露骨描写的，首推刊刻于明正德年间的《如意君传》，正是它对《金瓶梅》产生了直接影响
前有正德九年(1514) 华阳散人《序》，后有正德十五年(1520)相阳柳柏生《跋》
篇首叙武则天出身，系参照史传，点缀成文，而主要情节全属虚构，又毫无传奇色彩
重点描绘已是七十高龄的武则天，得一伟岸雄健的青年男子薛敖曹，召进宫内，通宵达旦，逞欲恣淫，所占篇幅在三分之二以上
不难看出，在一部小说中，对性生活作肆意露骨描写的，并非首创于《金瓶梅词话》，而是发轫于《如意君传》
《金瓶梅词话》第三十七回写了这样一句话：一个莺声呖呖，犹如武则天遇敖曹这就清楚地表明：
在《金瓶梅》成书过程中，是有意识地吸收了《如意君传》的细节描写
具体说来，有十几回文字的性描写，大都从《如意君传》化出，或动作一样，同出一辙；
或行为相似，一个模式；或具体描绘，一字不差；或大同小异，模仿迹甚浓；尤其是几段刻露文字，更是公开地抄袭
《如意君传》刊刻在前，是它影响了《金瓶梅》，而不是相反因此，长期以来视《金瓶梅》为古今第一淫书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也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
第三，评价任何一部文艺作品，都不能离开产生这部作品的具体时代
《金瓶梅》成书的明代，整个社会千疮百孔，腐朽不堪，到处散发着令人窒息的臭气，其中，尤以淫荡成风
封建统治者从皇帝开始，上下沆瀣一气明代皇帝之淫滥，代不乏人，一代超过一代，花样百出，实属空前
我们只要翻阅一下《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一的《秘方见幸》和《进药》两条，就可见其大端
后宫淫乱，竟也分出春夏秋冬上有所好，下必甚焉，连名相张居正亦在其列
在他们的带领下，不少名人学士诗酒放诞，狎妓宿娼，成了文坛佳话：
李开先的宿妓染疥，谢榛的赋曲得妾，王世贞的作诗赞鞋杯，臧晋叔的与娈童戏游，屠隆的花柳病，汤显祖的为之《戏寄十绝》，都被当作风流韵事，艺林以为美谈，流布四方
皇帝臣子的上行下效,文人名士之推波助澜，淫靡之风，吹到社会各个角落，春宫图于是不胫而走，连青年女子都视为春宫尤精绝25
甚至日常生活所用的酒杯茶具普通器皿上，也刻有男女私亵之状26
正是这样的时代风尚影响，明代中后期文学作品中才出现了程度不同的性描写内容，有些作家虽以维护风化自任，笔下亦间或带有猥亵之作，沈璟的套曲《白练序·咏美人红裈》便是
不要说象《如意君传》、《绣榻野史》、《肉蒲团》之流的货真价实的淫书，会不厌其烦，大描大写，就连一些名著也杂有刻露描写，《牡丹亭》第十出、《金瓶梅》的一些章回，就是明证
不了解这个今天已经陌生的时代背景和风尚，研究《金瓶梅》，等于隔了一道帏幕，是无法探求其底蕴的
《金瓶梅》受这个时尚的影响，甚或借性描写来暴露这个时尚的丑恶，这仅是一个方面
另一方面，我们还必须看到，《金瓶梅》诞生的这个时代，正好是中国社会大转折的时代：
漫长的封建社会已处末世，而带有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色彩的经济，尽管是萌芽，但终于破土，作为一股新的有生气的社会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
为了廓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朝着一切维护封建统治秩序的宗法道德观念发起了冲击
情与性，就成了两把锋利的匕首，投向禁锢人欲的封建礼教反映在文学领域内，《牡丹亭》与《金瓶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专就这个意义上说，《金瓶梅》中的性描写，从大胆肯定人的性欲出发，进步肯定人的生存价值，带有一定的人文主义色彩，标志着一个时代的觉醒
而《肉蒲团》一类的淫书的恶性泛滥，对这个刚刚觉醒的时代，又恰是一个反动，是对人的生存价值的一次否定
《金瓶梅》与《肉蒲团》之流的历史地位和价值，不可同日而语，更不能等量齐观
第四，肯定《金瓶梅》不是一部淫书，不等于说《金瓶梅》中就没淫秽描写；肯定情与性的进步历史作用，不等于说《金瓶梅》完美无缺；探索清楚《如意君传》对《金瓶梅》的影响，也不是为《金瓶梅》的严重缺陷曲意回护；
说明社会流行的积习和风尚，更不是为《金瓶梅》开脱；辨析淫书与非淫书之分界，丝毫也不意味着把《金瓶梅》的性描写说成是成功之笔，恰恰相反，它正是《金瓶梅》之败笔所在
人世间的任何事物，从来就没有一件是纯而又纯的，成功中含有失败，精华里存有糟粕，强壮肌体里隐含着赘疣，《金瓶梅》亦然淫风甚炽的明代中后期，文学作品中的性欲描写，比之以前，甚嚣尘上
然而，就文学作品的总体而言，诗、文、小说、戏曲、散曲之多，不可胜数，犯这个毛病的毕竟占少数，肆无忌惮者更是九牛之一毛
本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古往今来，概莫能外文学作品反映人生的这个侧面，无可非议，描写这部分生活内容，更不是大逆不道
但是，完全不必把性生活写得如此刻露，古来就虚指为云雨、房事，文雅含蓄为寻花问柳、狂蜂采蕊，同样可以达到预期目的
设若把一些强烈刺激人的感官的描写，视为性解放，那似乎近于荒谬的无稽之谈
不可否认，近几年《金瓶梅》研究中，个别青年研究者，把半个世纪或一个世纪前西方曾流行一时而又衰歇的玩意儿拿过来，并贴上现代化的标签，为《金瓶梅》的性描写作种种辩解，是不可取的
说是《金瓶梅》的败笔，在于它为写性而写性，带有严重的低级欣赏情趣，其韵文部分的肆意渲染，确是赘疣，把这部分删去，不会损害它的美学价值
另外，重复雷同，翻来复去一笔带过，即便与刻画人物性格密不可分的描写，里面也掺杂了一些纯动物的露骨反映，把人的价值降低到纯动物的层次，而未有美的升华
《金瓶梅》此类笔墨逊于《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恰在于此至于造成败笔的原因，是相当复杂的，既有社会历史条件的局限，也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有关
前面已谈到，处在中国历史大转折的明代社会，带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新兴经济，仅仅处于萌芽状态，远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阶级而存在
它要与旧的封建势力决裂，但缺乏一个自觉的明确方向，触目所及，漆黑一团，看不到为之奋争的光明前景
反映到《金瓶梅》中，对旧的封建礼教讥讽与抨击有余，而对美的理想与建树不足；满足于对丑的揭露或陈列，而不能打碎这个丑态毕露的展览橱窗，另铸一个美的高尚境界
正因为这股新兴的势力，脱胎于旧的封建营垒，在其幼弱阶段，必然在很多方面依附于旧的传统观念而不能自立
这一点，在对待妇女的态度上反映得格外明显旧的封建观念一向视妇人为尤物、祸水，到了《金瓶梅》，她们一变成为打破禁锢人欲的泄欲工具，表现形态不同，而观念实质则一
待到二百年后《红楼梦》问世，这一观念才得到彻底改变可以这样说：明代中后期，还不可能为《金瓶梅》编织一幅美的蓝图创造出必备的客观条件
同时，也与《金瓶梅》的成书过程有关笔者不认为《金瓶梅》是一部文人作家的力作，而是世代累积型的集体创作
在那个社会流俗圈子里转来转去，难免泥沙俱下，良莠混杂，如再为了招徕听众，迎合部分市民的低级情趣，佐以荤口，《金瓶梅》杂有淫秽描写，也就不难想象了
时下性文学是个颇为热门的话题，作为一种观念来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不存在的，找到的只能是《肉蒲团》一类伤风败俗，乱伦无德的淫书，早已被进历史的垃圾堆
至于在一些名著如《金瓶梅》里杂以这类描写，也不能称之为性文学
它写性，有蔑视封建礼教的一面，这个时代使命早已完成；何况，与完成这一使命伴之而来的性描写，有着不可弥补的严重缺陷，是作家审美情趣低下造成的败笔
因此，在文学作品中性欲描写不值得提倡假如有人想以此来刺激人的感官，抓住读者，不仅是自已才华枯竭的拙劣表现，而且也是对艺术美的践踏和亵渎，必然会走进创作的死胡同而抱憾终生
不管国内外学者对《金瓶梅》的作者、成书年代、版本等诸多问题上意见多么分歧，争论如何激烈；也不论在《金瓶梅》内容主旨上看法怎样不同，然而有一点却是公认的：
《金瓶梅》是中国第一部以社会现实生活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为小说创作开拓了一个崭新的艺术世界，没有《金瓶梅》，就没有《红楼梦》，它确是矗立在中国小说史上的一座丰碑，所以《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称它是中国第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小说
我翻阅了近年一些《金瓶梅》论文，大都肯定它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对它的艺术成就褒扬很多
最近读到美籍学者夏志清《金瓶梅新论》，对它的结构的凌乱、思想上的混乱以及引用诗词的不协调，均有论列
此说在国内遭到了众多研究者的驳难，宁宗一先生撰文说：
在对《金瓶梅》的艺术未作任何具体分析的情况下就轻率地把它打入‘三流’，也颇难以使人信服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发现《金瓶梅》的艺术成就，细致地分析它的艺术成就及其不足，以及通过比较研究，正确评估它的审美价值
而其中发现和认识《金瓶梅》提供了哪些新的东西，则是最根本的
要而言之，对《金瓶梅》的艺术成就，在今天，还不是什么评价过高过低的问题，而是需要深入研究其艺术成就以及对其艺术成就作出有说服力的分析的问题28
《金瓶梅》为中国小说创作究竟作出了哪些开创性的艺术贡献呢？
一是以现实社会生活入篇，为小说创作开辟了新纪元原来在中国长篇小说中，包括宋元平话，占据主要位置的，不是历史上的帝王将相，就是超人的传奇英雄，或者是荒诞虚幻的神魔鬼怪
《金瓶梅》出，为之巨变，它笔下的主要人物形象，乃是现实社会中常见的市井细民、下层官吏、商人、地痞、无赖、娼妓、牙婆、医生、和尚、道士……芸芸众生
诸凡明代城市生活中的三百六十行，各色人等，无不尽揽其内，构成了一幅绚丽多采的社会生活长卷
二是在情节结构和形象塑造上打破了单线发展的模式，现实主义的小说艺术迈入成熟阶段
特别是小说观念的更新和小说意识的加强，使小说艺术更贴近生活，象现实社会生活那样多采多姿，复杂广阔
尽管《金瓶梅》所写之人为世间常有之人；事为周围常见之事，却不是日常生活的实录，而是经过作者巧妙的艺术构思，使它既符合生活本来面目的真实自然，又大匠运斤，以朴质的白描笔法，从平凡的事件中，开掘出动人心魄的艺术魅力
在《金瓶梅》之前，还找不出任何一部长篇小说象它这样，在读者心灵上唤起如此强烈的真情实感
从艺术反映生活这个总题来说，《金瓶梅》无论是形象塑造，性格刻画，还是结构安排，情节勾连，都由过去一元的、单向的、平面形态，趋于多元、双向、立体化
小说再不是按类型化的人为配方，来勾勒、演绎形象：好的完美无缺，爱的加诸膝，坏的无一是处，恶而坠其渊，而是打破单一的性格色调，出现了多色素的人物形象
比如：潘金莲既狠毒、淫荡，又聪明、美貌；既刁钻、凶恶，又伶俐、敢为；此处令你痛恨不已，彼处又使你怜悯同情李瓶儿既有冷酷、恶毒之处，又有温顺、多情的特点，立体透明，真实可信
加之《金瓶梅》的语言纯系现实生活中的口语，并善用谚语、歇后语，真切、朴素、新鲜、活泼，妙趣横生，耐人咀嚼，使人物性格格外鲜明生动
小说的结构，也不再是由一个个人物或单独的事件，单珠散颗，巧作连环，而是以西门庆为中心，辐射到四面八方，组成一个完整的社会网络，首尾连贯，结构谨严
情节勾连，犹如草蛇灰线，伏脉千里，矛盾刚一绾接，马上又伸延生发，笔大如椽，却心细如发，泼墨生花
小儿官哥，由生到死，在全书掀起一个波澜，而胆小、怕唬、生病、请医，又时隐时现，曲曲折折，几个小波澜，酿成瓶儿之死，西门庆身亡
一波推一波，涓涓细流，汇成江河，终作狂涛巨澜，动人心弦围绕着官哥儿生病及瓶儿之死，是全书写得最为精采的篇章之一
小说情节之间，再也不是支离破碎的百衲衣，而是主次分明，曲折有致，时空交错，浑然一体
或前后关联，危机相倚，如层波叠起，不可穷止；或照应于后，水流去而有回旋之处，雪飘落又吹回风之凌花
如潘金莲与陈经济之关系，间以春梅、秋菊之穿插，从眉来眼去到日趋表面，由调情渐至入港；
春梅始以穿针引线，终于串通一气，大张旗鼓，日夜纵情；秋菊从第二十七回丢鞋挨打，到连续告密，促成吴月娘最后决断，把潘金莲赶出大院，矛盾纵横交错，蛛丝盘旋环接，在艺术上编织得天衣无缝
《金瓶梅》所取得的现实主义艺术成就，只有《红楼梦》可以与之匹敌难怪明末的小说批评家谢肇淛在读了《金瓶梅》之后，发出这样的惊叹：
譬之范工搏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垂之妙手也29
一部上乘之作的《金瓶梅》，竟然无端地打入三流冷宫，根本不符合中国小说史的发展实际，岂非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舆薪之谓欤？
在肯定《金瓶梅》艺术上所取得杰出成就的前提下，研究者从来也不认为它在艺术上已是完美无缺，相反，存在着明显的不足
除了前面已经谈到的细节上的粗疏、破绽，有损小说的真实性之外，还在于它不分场合及人物心理特征，大量抄录了游离情节之外的他人之作，不仅破坏了人物性格的真实美，而且显得冗杂芜乱，不够整洁；
而最后十几回文字，信笔直书，不复瞻前顾后，生拉硬扯，亦非水到渠成，大有强弩之末之势；
尤其是雷同重复的性描写，采取自然主义的铺排渲染手法，更是严重的缺陷
但是，从整体来说，瑕不掩瑜，《金瓶梅》在艺术上仍是中国小说史上的上乘之作
这是我国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结出的一个硕果；同时也与我国政府的大力支持密不可分，近来年相继批准出版了各种版本的《金瓶梅》，就是有力的证明
《金瓶梅》的内容比较复杂，不同于其他几部古典小说名著，对此，国家采取审慎而明智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
对于一般读者来说，应当让他们接受一切可资利用的祖国优秀文化遗产的精神陶冶，增强民族自信心，同时又要免除一切淫秽的东西所带来的恶劣影响，尤其对青年的影响，把《金瓶梅》中所有淫秽描写全部删节出版，不失为两全之道，我举双手赞成；
而对高等学校和科研单位专门从事小说的研究者来说，他们已具有独立的鉴别能力，应当为他们通读全书创造条件，影印或全本出版，正是《金瓶梅》研究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
《金瓶梅》研究所以能在短短的十年取得长足进展，或者象有些人说的形成了金学热,正是因为国家和政府为研究者创造了安定的研究环境和优良的研究条件的结果
曾几何时，研究《金瓶梅》的看不到《金瓶梅》，给大学生讲授《金瓶梅》而教师还没有通读过《金瓶梅》，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每一个《金瓶梅》研究者，无不从中受到鞭策和鼓舞
但是，我们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国《金瓶梅》研究的整体水平还不够高，还存在着很多薄弱环节，甚至是空白
我这里指的不单是那些纠缠已久的作者、成书年代等问题，而是对这部可以和世界任何文学名著相媲美的现实主义巨著，还有很多未知数，等待我们下苦功去作深入研究
特别对《金瓶梅》的本体研究，尤为薄弱，不仅对它的题旨还没有作出具体的令人信服的分析，而且对《金瓶梅》的审美价值更有待作出实事求是的评估
随着小说研究思维空间的不断拓展，要想在《金瓶梅》研究上有所前进和突破，需要我们在资料和理论两个方面作好充分准备
资料的准备，《金瓶梅》的各种版本自不可少，而与《金瓶梅》有关的外围史料，更是目前之急需
单是明代典籍，已是浩如烟海，而研究《金瓶梅》必不可缺的明代中后期以下的正史、文集、野史、稗记也不可胜数
没有经过甄别而掌握到翔实可靠的资料，就想得出正确的判断，无异缘木求鱼，其结果不是空话连篇，就是主观武断
理论准备的当务之急，是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文艺观，且不可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拾些洋教条的余唾，装点门面，最是害人
目前，更为重要的是在《金瓶梅》研究界，共同创造一个宽容和谐的学术研究氛围，善于倾听不同意见，从中汲取有益的东西；可以有不同学派，且不可持门户之见，为了弘扬传统民族文化的共同大业，勇于开拓，携手并进
《金学丛刊第二辑》
胡衍南（台湾）吴 敢 霍现俊 主编
古今中外，大凡一部伟大的艺术作品，都具有迷人的魅力，吸引众多的莘莘学子去矻矻探求，力求解开它迷人的谜底
然而要真正解开这些谜，获得真谛，又谈何容易！年复一年，代复一代，甚至几个世纪过去了，许多谜依然是谜，始终没有解开，这大概正是它独具伟大奥秘之所在，《金瓶梅》亦不例外
（一九八九年八月初稿于京门，中秋节改毕于徐州国际《金瓶梅》研究资料中心）
[注释]
①徐瑞洁、李菀：《金瓶梅版本及研究论著、资料目录索引》
②《山林经济籍》惇德堂刻本卷八
③《游居柿录》卷九
④《小草斋文集》卷二十四《金瓶梅跋》
⑤《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
⑥《稗说》卷三
⑦《皋鹤堂批评第一奇书金瓶梅》谢颐《序》
⑧潘开沛：《金瓶梅的产生和作者》，载1954年8月29日《光明日报》
⑨同⑤
⑩见拙著《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页55~56
11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齐鲁书社1988年版，页229~247
12详见拙文：《题材内容上的单向吸收与双向交融—中国小说与戏曲比较研究之二》，载《艺术百家》1988年第3期
13李时人：《说唱词话和金瓶梅词话》，载《复旦学报》1985年第5期
14乾隆四十二年刊本《张氏族谱》《司城张公传》
15陈翔华：《毛宗岗生平与三国志演义毛评本金圣叹序问题》，载《文献》1989年第8期
16黄霖之大作，将在《金瓶梅学刊》第1期刊出
17浦安迪(Andrew Henty Plaks )：《瑕中见瑜—论崇祯本金瓶梅的评注》见《金瓶梅西方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页297~315
18梅节：《金校本金瓶梅词话前言》，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版
19《金瓶梅引言》，见《河北大学学报》1981年第1期
20徐朔方：《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他》，页207
21见《金瓶梅西方论文集》，页237
22同上，页239~240
23见《味水轩日记》
24见《袁石公遗事录》
25见徐树丕：《识小录》
26见《万历野获编》卷二十六《瓷器》
27包遵信：《色情的温床和爱情的土壤》，载《读书》1985年第10期
28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金学思辩录之一》，即将刊出
29同④
文章作者单位：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本文选自《金瓶梅研究》第一辑，1990，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出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