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金瓶梅》问世以来，人们对它聚讼纷纭，毁誉不一但它丰富的内容、娴熟的艺术手法却始终吸引着人们探索奥秘的兴趣——猜测它的作者、探求它的寓意、索隐它的本事五四以后，它更被人们作为专题来加以研究
三十年代，山西新发现了《金瓶梅》的一个版本此版本书前刻有欣欣子作的《金瓶梅词话序》一篇，指出此书为兰陵笑笑生作
此版本人称万历本或词话本它比明崇祯天启年间的刻本一一《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人称崇桢本）和在康熙年间张竹坡根据崇桢本批点的《第一奇书金瓶梅》都早
由于这一新发现的版本微露了作者的端倪，研究者对《金瓶梅》的作者考辨就特别重视，较突出的文章为吴晗的《金瓶梅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它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的传统看法
三十年代对《金瓶梅》一书思想、社会意义的分析，则以郭源新（即郑振铎）的《读<金瓶梅>》最引人注目另外，姚灵犀的《瓶外卮言》在词语考证、资料汇集方面也作了一些工作
五十年代，我国史学界在马列主义思想指导下，开展了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由于对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产生于明朝中叶的看法比较一致，《金瓶梅》这个明朝中叶的作品，就引起了学术界更多的注意
许多论文也因此而比较集中在《金瓶梅》社会意义及其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研究上在作者问题上则出现了《金瓶梅》究竞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的争论
近年来，由于学术讨论的日益深入，对《金瓶梅》的研究也出现了热潮，人们对《金瓶梅》的作者、创作过程、思想意义、创作手法等各方面都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因而发表的论文远远超过以往，据不完全统计，自1979年至1983年，全国发表的有关论文达六、七十篇，并出版了《金瓶梅考证》等专著其中关于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的争论，至今还在引起各方面的注意
为了促进《金瓶梅》研究和争鸣进一步深入发展，下面对近年来的争论，作一概要的报道，五四以来的有关情况，也作为背景适当加以介绍
一、关于《金瓶梅》的作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839.html
入清以来，由于沈德符的出于嘉靖间大名士手笔一说，影响颇深，嘉靖间的大名士徐渭、卢楠、薛应旗、赵南星、李卓吾等人，都曾被假定为《金瓶梅》作者不过最为流行的说法，则是嘉靖年间的大文学家王世贞
相传，王世贞的父亲王忬，因献《清明上河图》的赝品，被识破，因而得罪于权臣严嵩、严世蕃父子，最后被残害致死王世贞为报父仇，特作小说《金瓶梅》献给严世蕃投其所好
书的内容寓意严嵩父子，揭露他们的种种丑行，而书上又涂有毒药，书阅完，严世蕃也即中毒而亡这个故事后来成了寓意说、苦孝说的根据除了上述的推测外，还有更早的某千户家的绍兴老儒’所作、金吾戚里门客所作等等传说
这众多说法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没有科学的论证，因而也就经不起深入的分析、考辨
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文学季刊》的创刊号上， 发表了吴晗的《金瓶梅的著作年代及其社会背景》，文章用严谨的史学考证方法，查阅了大量的正史、野史、笔记，以殷实的史料依据剖析前人的主要论据——《清明上河图》与王世贞家族的关系，得出历史上的王世贞之父并非献假图受害，历史上的严世蕃亦不是中毒身亡，这就有力地否定了牵强附会的寓意说和苦孝说，否定了《金瓶梅》为王世贞所作
吴啥在文章中还进一步指出，《金瓶梅》用了大量山东方言，王世贞虽在山东做过三年官，仍不可能象土著一样使用当地方言写书吴晗还考证出《金瓶梅》应为万历十年——卅年期间的作品，因而作者不可能是嘉靖间大名土
吴晗的文章发表以后，不少研究者写文章支持、补充他的论点如王采石在《民治月刊》第二十期上发表《王世贞未作金瓶梅之碻证》，说金瓶梅叙宋代之事俱不得要领，与王世贞‘博雅’的史学修养存在矛盾
赵景深一九四〇年也发表《谈金瓶梅词话》一文，确定笑笑生为山东峄县人这样，王世贞非《金瓶梅》作者，在当时似乎已成为定论
事隔四十六年，一九七九年朱星在《社会科学战线》上发表了《金瓶梅考证》，重提王世贞为《金瓶梅》的作者他说，他重新考察了《明史·王世贞传》和沈德符的《万历野获编》，感到王世贞的影子完全摄在金瓶梅中，旁人决做不了
可惜，这篇文章未能提出新的材料之后，人们继续发表一篇篇文章，提出各种设想，深入研究兰陵笑笑生究竟是谁这个问题
徐朔方在一九八〇年第一期的《杭州大学学报》上发表了《金瓶梅的写定者是李开先》等文章，提出《金瓶梅》的写定者是嘉靖年间李开先（徐朔方认为，《金瓶梅》与《水浒》一类小说相同，是民间创作、流传，敷衍而成，最后有一个象罗贯中、施耐庵那样的写定者）
他的理由是：一、李开先，山东人，嘉靖进士，四十岁时罢官回家，曾作《宝剑记》等书，对词曲等市井文学有极深的爱好与修养这都符合作为《金瓶梅》作者的条件二、《金瓶梅》中有直接引用李开先《宝剑记》和其他作品的地方三、《金瓶梅》与《宝剑记》都是《水浒》故事的改编，都把视线从农民起义引到统治阶级内部四、李开先是嘉靖八子之一，比王世贞早生二十五年，比王世贞更符合嘉靖间大名士
从一九八〇年起张远芬在《徐州师院学报》上连续发表了《金瓶梅作者新证》等四篇文章，确认《金瓶梅》的作者是嘉、隆、万间山东峄县人贾三近
他认为有关《金瓶梅》作者已有的十几种说法有一个共同的大破绽，即籍贯不是兰陵，也即山东峄县，而在嘉、万年间，符合作者条件的（包括嘉靖间大名士说山东方言、熟悉官场等）峄县人，唯有贾三近张远芬揣测贾三近的《左掖漫录》当是《金瓶梅》原稿；兰陵笑笑生是贾三近的笔名：籍贯——兰陵，家庭（永怡堂）——笑笑，本人——贾生
对张远芬的考证，不少研究者持不同意见，其中李时人发表在一九八三年第四期《徐州师院学报》上的《贾三近作<金瓶梅>说不能成立》一文，全面否定了张远芬的论据，并对他的考证态度和方法，提出了意见
《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839.html
在一九八三年第三期《复旦学报》上，黄霖发表文章，提出《金瓶梅》的作者应为屠隆他考证出，《金瓶梅》成书确切时间当在万历十七年至二十四年间这样，作者定非嘉靖间大名士
他认为《金瓶梅》的作者对南北生活习俗的描写，既有北方色彩，又有江浙一带色彩，而基本习性是南方，他又发现作者对山东的地理概念十分模糊，所以作者应为南方人（戴不凡先生在《小说见闻录》中也认为作者当为——吴侬）
黄霖还根据《金瓶梅》的内容，得出作者应是一个很不得志、看穿世事，不满现实，玩世不恭，而又做过京官，熟悉上层，又好叙男女情欲和熟悉小说戏讦乃至游戏文字的人
他指出：屠隆在《开卷一笑》中曾用过笑笑先生的代名，笑笑先生当为笑笑生，而兰陵应为江苏武进，是屠隆祖先居住过的地方他的书斋称为婆罗馆，正是取名于武进的古巷；屠隆是浙江鄞县人，长期生活在家乡，又在京当过礼部主事，从籍贯和生活习尚看，符合作者条件；
万历十二年，屠隆在京师正意气风发之时，被讦与西宁侯淫纵而罢官，使他看到世态的险恶，刺激甚深，以后又穷困潦倒，饱尝了人世炎凉，看透了人生，于是一方面在佛道中寻求解脱，一方面又纵情于诗酒声色这种遭遇、身世，以及对社会的认识，都和《金瓶梅》中所揭露、鞭挞的相一致；
屠隆对人欲的看法是：既想治欲，又觉得欲根难除，这与《金瓶梅》既企图否定过度的淫欲，又不自觉地流露出赞赏的观点也是吻合的；屠隆认为文学作品可以善恶并采，淫雅杂陈，不必对淫的描写躲躲闪闪这些正是产生《金瓶梅》的特殊思想基础
有关作者问题的另一场争论是：《金瓶梅》究竟是个人创作，还是集体创作一种意见认为《金瓶梅》象许多中国古典小说一样先流传故事，后成书，是一部集体创作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金瓶梅》是我国最早的个人创作的长篇小说
前一种意见，最早是由潘开沛提出的，他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廿九日的《光明日报》上撰文说，《金瓶梅》不是哪个大名士、大文学家创作出来的，而是在同一时间或不同时间里由许多艺人集体创作出来的，是一部集体创作
后来，徐朔方发表文章说元明两代的长篇小说大都是在说唱艺人长期流传基础上由某一作者加以写定，《金瓶梅》也不例外他还论证出《金瓶梅》的写定者为李开先与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支冲、赵景深、蔡国梁等
与潘开沛观点相反的是一九五五年四月十七日《光明日报》上发表的徐梦湘的文章他说，《金瓶梅》完全是有计划的个人创作他认为《金瓶梅》之所以称为词话，内中又多说话人的口气、词曲，是因为最初的小说都是模仿评话体例创作的，最后才摆脱了平话的体例
一九八〇年三月杜维沫在《文献》杂志上，发表了《谈谈<金瓶梅词话>成书及其他》一文，也反对集体创作说他补充徐梦湘的论证说：《三国》、《水浒》等成书后，民间长期流传下来的有关故事、传说、戏曲、评话本子很多，较之晚出的《金瓶梅》如果也是话本，为什么一点儿也看不到类似作品流传？朱星也支持个人创作说，他认为《金瓶梅》写的是作者当代的事，不象《三国》《水浒》那样据历史或民间传说为蓝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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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于《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和艺术成就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839.html
《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真实生活这一认识，早在二十年代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就指出：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若此一家即骂尽诸色……
以后，在三、四十年代吴晗等文章中则更进一步认为，它抓住了社会的一角，以批判的笔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
郑振铎也指出，《金瓶梅》是一部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地表现着中国社会病态，表现出‘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现象
赵景深认为，金瓶梅写的是宋朝，实际反映的是明朝后期的现实生活（《中国小说丛考》
五十年代以后的文章，对《金瓶梅》的社会意义，有了更深入的论述
一九五七年第一期《山西师院学报》李西成的《金瓶梅的社会意义及其艺术成就》和一九八〇年第三期《上海师院学报》孙逊的《论金瓶梅的思想意义》指出：《金瓶梅》透露了明末社会土地兼并剧烈，特别是皇庄大量侵吞农民的土地；宦官专权、大量财富集中于他们手中；吏治腐败等事实
一九八一年第二期《上海师院学报）支冲的《金瓶梅评价新议》和徐朔方的《论金瓶梅》（浙江月刊一九八一年第一期）指出，《金瓶梅》一书透露出明代中叶以后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因素正在极缓慢发展的事实，金瓶梅是市民生活的一面镜子
李西成也说，通过西门庆这个人物的描写，揭示了作为资本主义萌芽时期的新兴商人阶级和封建势力结合下的这样一个事实：前者从经济上支持后者，取得政治上特权，成为更残酷的一种封建势力；后者为了取得经济上的接济，利用后者作为自己的统治工具，于是出现了一种基本上是封建豪绅恶霸但同时又是商人和高利贷者的特殊社会力量
徐朔方在一九八一年一月《论<金瓶梅>》一文中甚至认为，象西门庆那样一个人，可以说是近代史上官僚资本的远祖，尽管历史条件不同，但他们之间的谱系还是联得起来的
关于《金瓶梅》的艺术成就，李长之在一九五七年第三号《文艺报》上发表《现实主义和中国现实主义之形成》指出，在我国文学史上严格意义的现实主义的开山祖，只有《金瓶梅》
他说《三国》《水浒》在人物塑造上有类型化的迹，如吴用与诸葛亮、宋江与刘备、李逵与张飞，都有因袭之嫌，而《金瓶梅》的人物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三国》是历史故事，《水浒》是由片断组成，而《金瓶梅》却以一个家庭为中心，需要更细微的观察力和更大的组织力；《三国》、《水浒》人物带有半神的性质，现实中不易遇到，而《金瓶梅》塑造的人物，却是封建社会中真正的现实人物，《水浒》、《三国》反映的事情，唐、宋、元、明那个朝代都可能会有，而《金瓶梅》却反映了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
《金瓶梅论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839.html
与李长之不同，李希凡更推崇《水浒》他在一九五七年第三十八号《文艺报》上发表《<水浒>和<金瓶梅>在我国文学发展中的地位》一文指出，《水浒》里有突出鲜明的典型性格，《金瓶梅》却没有一个能真正够称得起铭刻人心的典型性格西门庆的荒淫无耻、堕落腐化虽然有极细微的描写，但对他的性格、特征、精神面貌，深入的刻画和着色却不很多
《金瓶梅》中有很多细节描写是繁琐而重复的，并没给整个作品增加艺术魅力，还不如《水浒》的精炼的细节描写，更加富有感人的艺术魅力李希凡认为与其说从《金》开始是严格现实主义的标志，不如说，中国古典小说发展到《金瓶梅》的时代，正在经历着深刻的分化过程
这个分化，一条是传统的光辉的现实主义道路，到《红楼梦》、《儒林外史》，标志着它的光辉的顶点；另一条是沿着客观主义描写发展，反映着封建主义的色情趣味而蔓延开去，这就是明中叶前出现的秽书，而《金瓶梅》正是融合着两种倾向的代表作品
一方面现实主义发展了，在艺术描写上更趋于细腻逼真，为现实主义文学的出现，象《红楼梦）》那样伟大杰作作了准备，另一方面是作家的主观在腐烂的生活中迷失方向，堕入色情描写的泥坑，失去了爱憎分明的理想的热力，失去了现实主义的诗的生命
以后发表的文章对此又提出了一些新的看法徐朔方在《论<金瓶梅>》一文中认为，《金瓶梅》一书的根本缺陷在于它的自然主义倾向，即由于过分重视细节描写而忽视了作品的倾向性
该歌颂或暴露之处，它只是就事论事，不动声色，而不必作者出头露面时，却苦口婆心，进行封建说教
章培恒发表在《复且学报》一九八三年第四期上的《论《金瓶梅>词话》一文指出，《金瓶梅》显示出现实主义在我国小说创作中的进一步发展，是我国小说史上一部里程碑性质的作品，标志着我国小说史的一个新的阶段的开始
一、《金瓶称》是把西门庆的经历放在特定的政治背景下来描写的，它深刻地显示出西门庆的飞黄腾达并不是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是当时政治环境的必然产物；
二、《金瓶梅》在人物塑造方面不象《水浒》、《三国》那样，着眼点放在故事情节上，人物性格在作品中没有独立的地位与价值
《金瓶梅》中不少描写却仅仅为了显示人物性格而对情节发展并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这说明作者的着眼点已在人物性格描写，而不在故事情节章培恒认为这是我国小说史上一个极为重要的进步这个新的创作原则，使得作品中的人物性格趋于复杂化，从而更为真实、生动、丰满，打破了在这以前小说中普遍存在着的人物性格单一化的格局，为塑造内涵更丰富的艺术形象开辟了道路
牵涉到《金瓶梅》是否自然主义作品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如何看待书中有关性生活和淫秽的描写
对于这个问题，郑振铎、阿丁、赵景深等人都早有评论章培恒上述文章又指出，不能象有的同志那样简单地说这种文学风气是统治者的荒淫无耻生活的反映，而应当看到它与当时的李贽为代表的，把‘好货好色’作为人类自然要求加以肯定的进步思潮有关
他认为《金瓶梅》的色情描写，只是那个进步思潮本身带来的局限性，它不妨碍《金瓶梅》是一部现实主义小说：因为一，这类描写在作品中仅占很小的一部分；二，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本身，本来并不存在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
宁宗一发表在《南开学报》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上的《<金瓶梅>对小说美学的贡献》一文认为，《金瓶梅》是放不到自然主义框框中去的，因为《金瓶梅》正是以它对于人和人的生活环境所作的‘真实的、不加粉饰的描写’，以它‘无条件的、直率的真实’，显示了鲜明的现实主义特色
《金瓶梅》中淫秽的描写和宿命论是一种局限，是现实主义发展还不成熟的表现，说明它掺合着许多杂质，需要提炼，需要净化
在涉及如何评价《金瓶梅》在中国小说史上的地位问题时，许多文章指出，脂砚斋所说《红楼梦》深得‘金瓶’壸奥一个很值得研究的问题张俊的《试论红楼梦与金瓶梅》（《北京师范大学学报》一九八一年第三期）等文章认为，过去苏曼殊说，论者谓红楼梦全脱胎于金瓶梅，金瓶梅之倒影云，当是的论
把《红楼梦》看成完全是模仿《金瓶梅》而来，显然不科学应当说，《红楼梦》对《金瓶梅》既有抉择后的取借，又有扬弃后的升华（朱杰）
他们指出，如果没有《金瓶梅》在艺术创作的各方面作了许多可贵的探索和准备的话，一下子产生《红楼梦》那样一部继往开来的现实主义杰作，是不可想像的用朱星的话来说，就是没有《金瓶梅》就不可能有《红楼梦》
对《金瓶梅》中大量古代戏剧、散曲、宝卷等珍贵的文学史料，以及明代的技艺、民俗风尚等资料进行深入的分析、考证，是老一辈学者早已注意的事情，如冯沅君在《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一文曾对俗讲、小说、散曲、笑乐院本、演剧描写、清唱的曲辞与唱法六个方面进行详尽的考订；阿英在一九三五年二月《新小说》创刊号上发表的《金瓶梅词话风俗考》也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近年来，蔡国梁等同志继续对明代的民俗风气、宗教进行了研究这对文化史的研究都是大有裨益的
刊于《金瓶梅研究》高等院校社会科学学报论丛（3），1984，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转发请注明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839.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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