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钧韬 ▏​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关于《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考证，学术界主要有两说，一为鲁迅先生提出的万历庚戌（1610），吴中始有刻本说；一为魏子云先生提出的天启一年或二、三年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我在否定前两说的同时,提出了万历末年说(万历四十五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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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下册）中指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在这里，鲁迅没有用可能、大约等推测之词，而是下了断语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在他看来，《金瓶梅》初刻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地点是吴中此说一出，遂成定论沿用此说者不乏其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郑振铎在1927年4月出版的《文学大纲》中说：万历庚戌（1610）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中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沈雁冰在同年6月发表的《中国文学内的性欲描写》一文中也说：明代万历庚戌始有刻本③但他们都没有加以考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36.html

到了1932年，郑振铎在出版《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时，似乎对庚戌本说产生了怀疑他说：

吴晗在1934年发表了《金瓶梅的著作时代及其社会背景》一文，在初刻本问题上也失之于武断他说：

吴晗虽然没有沿用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但他却提出在万历丁巳本前就已有几个刻本行世，其存在的问题与鲁迅的庚戌本说是一样的

长期以来，在《金瓶梅》的研究界，鲁迅的万历庚戌初刻本说，仍有相当的影响

1978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仍持此说1980年出版的朱星先生的《金瓶梅考证》，更对此说加以专门论述和发挥他说：

其实，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的那段文字后，就加了一个括号注：见《野获编》二十五其根据清清楚楚，根本不需要朱星先生遍查群书，最后以推断而知

不过，朱星认为，鲁迅先生治学态度很谨严，决不会草率从事，一定有根据的，这倒说出了几十年来，不少学者盲目信从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而不加仔细考证的重要原因

那么，鲁迅的《金瓶梅》庚戌初刻本说是怎样提出来的呢?现将其根据：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五《金瓶梅》条抄录如下：

丙午，是万历三十四年（1606）；又三年，是万历三十七年（1609），或三十八年（1610）

袁小修这次赴京会试，是万历三十八年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这个未几时当然可以推测为一年或更短

这样，《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则在万历三十八年庚戌（1610）

鲁迅依据这段话作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于万历庚戌年的结论，似乎亦差不离

正如赵景深先生所说：从丙午年算起，过了三年，应该是庚戌年，也就是万历三十八年所以我认为，朱星同志推测鲁迅所说的庚戌版本是合情合理的⑦

但是，鲁迅在沈德符这段话中，忽略了马仲良时榷吴关这一句关键性的话

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什么时候?对此鲁迅没有加以考证，致使他的庚戌初刻本说判断有误

马仲良即马之骏，字仲良朱彝尊的《明诗综》中对他有一段记载：之骏，字仲良，新野人万历庚戌进士，除户部主事，历员外郎中，降广德同知，升应天府通判，调顺天，寻复官户部主事、终员外但马仲良主榷吴关事并没有记载

我国台湾学者魏子云先生已考出，马仲良主榷吴县浒墅钞关，是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事魏先生的考证的根据是民国《吴县志》⑧

既然马仲良时榷吴关的时是万历四十一年，那么沈德符所说的马仲良时榷吴关以后的未几时，《金瓶梅》才在吴中悬之国门由此可以论定，《金瓶梅》吴中初刻本必然付刻在万历四十一年以后，而不可能在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这样，鲁迅的庚戌初刻本说就有误了

但是，魏子云的考证亦遭到了质疑有三个问题要解决：

1、魏考出的《吴县志》只是个孤证，孤证不为定说这是学术界的一个法则

2、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相隔320年法国学者雷威尔先生在《最近论〈金瓶梅〉的中文著述》一文中指出：我怀疑1933年修的《吴县志》也可能有疏忽和错误，还需要重加核对⑨

魏先生将雷威尔这句对自己不利的話收在自己的书中，一者说明魏先生是个真正的学者；二者说明魏先生自己也意识到有进一步考证的必要

3、还有个重要问题，马仲良时榷吴关，如果是从万历三十八年就开始了，一直连任到万历四十一年年，那么马仲良时榷吴关后的未几时，《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就可能是万历三十八年，鲁迅之说就可能是正确的魏先生的考证就有彻底被否定的危险

笔者正是看到了魏先生考证中存在的问题，下决心做进一步考证

我查了明崇祯十五年（1642）、凊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均无马仲良时榷吴关的记录民国《吴县志》的记载就更可疑很长时间考证毫无收获

我做了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决定终于別开新路，找到了凊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全文如下：

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员，一年更代这就是说，马仲良主榷浒墅关主事只此一年（万历四十一年），前后均不可能延伸

事实上，《浒墅关志》亦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

我的考证使魏先生的考证从孤证变成了双证，解决了孤证不为定说的问题；我考出的凊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离马仲良时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仅相距60年，而魏先生考出的民国（1933年）《吴县志》与万历四十一年（1613）相距320年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法国学者雷威尔的疑问

从史料的价值来讲，凊康熙十二年的《浒墅关志》比民国（1933年）《吴县志》的史料价值，要高得多；我的考证表明，浒墅关主事一年更代主事任期只有一年，前后均不能延伸

万历四十一年任是马仲良之前，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之后，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佺台马仲良绝对不可能在万历三十八年就已任过主事（他在万历三十八年才中进士）

现在可以说，鲁迅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初刻本说是错误的我的考证是在魏先生考证的基础上进行的，为魏先生的考证作了些补充

《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不可能是万历庚戌年（三十八年），最早不能过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但它到底问世于哪一年? 魏先生考定在天启元年，又说是天启二、三年

魏先生认为，早期的《金瓶梅》极可能就是一部讽谏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废长立幼，后来迫于政治形势，遂有人把它改写过了魏先生提出一个三次成书说

袁中郎见过的《金瓶梅》抄本，是第一次成书；第二次成书（改写）在万历四十一、四十二年间；万历皇帝死后，这伙人（袁中郎等）便増入了泰昌、天启的史料重加改写，匆匆付梓付梓的时间在天启元年或天启二、三年

这是魏先生《金瓶梅》研究的重要理论观点笔者完全不同意魏先生的观点，并多次提出驳论

我认为，沈德符所说的吴中悬之国门的《金瓶梅》初刻本，当付刻于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

推论的根据有四条：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薛冈的《天爵堂笔馀》，沈德符的《野获编》

从上面的考证，我们已经知道万历四十一年，《金瓶梅》还没有付刻从袁小修的《游居柿录》，我们又进一步知道万历四十二年，《金瓶梅》仍然没有付刻袁小修《游居柿录》：

袁小修的这则日记，记在万历四十二年八月这基本上是一段回忆性文字

他记得以前与董其昌共说诸小说佳者，记得后来从中郎真州，看到《金瓶梅》半部，内容大体上是模写儿女情态

从这则日记中，小修回忆万历二十五年见到半部《金瓶梅》的情况和语气推知，他在写这则日记的万历四十二年八月，仍然没有见到《金瓶梅》的全抄本，更不用说刻本了这就是说，到万历四十二年八月，《金瓶梅》初刻本还未问世

再看李日华的《味水轩日记》：

李日华这则日记的时间就是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五日这一天，沈德符的侄子沈伯远将沈德符所藏的《金瓶梅》，也就是沈德符固箧之的《金瓶梅》拿来给李日华看

从语气可推知，李日华还是第一次看到《金瓶梅》，从所藏二字又可看出，当时《金瓶梅》还藏之而未刻

如果该书当时已吴中悬之国门，李氏是不可能不知道的，也不必从沈氏所藏而见之由此推断，在万历四十三年十一月，《金瓶梅》还依然没有刻本

下面再看薛冈的《天爵堂笔馀》卷二：

这一段记载，对解决《金瓶梅》初刻的时间问题，关系重大

薛冈，字千仞，浙江鄞县人他从包岩叟处得到的《金瓶梅》，有序语：读《金瓶梅》而生怜悯心者菩萨也……生效法心者禽兽耳

这序正是现存的《金瓶梅词话》上东吴弄珠客的漫书于金阊道上的序此序写于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季冬

由此可知，薛冈见到此刻本《金瓶梅》必然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薛冈指出，他是在见到关西文吉士的抄本不全《金瓶梅》以后的二十年，才得到刻本《金瓶梅》的

这样从万历四十五年（以后）上推二十年（约数）即万历二十五年前后，薛冈就见到了《金瓶梅》抄本部分这就是说，薛冈在万历二十五年前后看到不全的抄本，过了二十年，才看到刻本，予得尽览

可见，在这二十年中，薛冈没有再看到其他抄本，更没有看到刻本而他第一次看到的刻本恰恰就是有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

由此可以推论：《金瓶梅》初刻本刻在万历四十五年冬以后此也可确定，吴晗先生所认为的，在万历丁巳年东吴弄珠客序的《金瓶梅》以前，还有几个苏州或杭州的刻本之说，也就没有根据了

万历四十五年冬，这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上限，那么下限呢?我认为是万历四十七年，根据是沈德符的《野获编》

沈德符的《野获编》初编成书于万历三十四年，续编成书于万历四十七年原书早已散佚，目前我们所见的《万历野获编》已非原貌

它在清康熙三十九年由桐乡钱枋根据搜辑的十之六七，重新加以割裂排缵，都为三十卷，分四十八门而成书的，到道光七年才有刻本问世

因此《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写于何时，现在我们已无法确知但是，它不可能写在万历三十四年，因为该条中已写到了万历四十一年马仲良榷吴关的事；但它也不可能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因为万历四十七年是续编成书的年代

既然《野获编》中已写到《金瓶梅》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这件事，这就可以推断，沈德符所看到的《金瓶梅》在吴中悬之国门之事，最晚不能过万历四十七年，这不就是《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的下限吗

综上所述，本文在对《金瓶梅》初刻本的考证上，提出了三条不成熟的看法：

一、 《金瓶梅》万历庚戌初刻本是不存在的鲁迅的《金瓶梅》万历庚戌始有刻本说，是没有根据的

二、 《金瓶梅》初刻本载有东吴弄珠客写在万历丁巳季冬的序因此，在万历丁巳年（四十五年）前，不可能有苏州或杭州的其他刻本

三、《金瓶梅》初刻本问世的时间，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这就是笔者提出的《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

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提出了《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在万历四十五年冬到万历四十七年之间的观点⑩2010年，拙著《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出版时，即更名为《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这次，又作了部分修改和补充

文章作者单位：深圳市文联

刊于《周钧韬<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