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令毅 ▏​批评本《金瓶梅》初刻时间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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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论证《金瓶梅》的最早刻本,初刻本,刊行于万历四十一年至四十二年年初间(1613-1614),赞助刊行者为吴中钞关主事马之骏;已亡轶的初刻本不是词话本,而是批评本(即崇祯本),以对成说作一修正

关键词 批评本初刻本 沈德符 《野获编》马之骏 本衙 原本 元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所谓批评本,过去通常简称为崇祯本,因为普遍的意见以为是在崇祯朝出版的,实际上并不正确
崇祯朝出版的批评本是重刻本,而批评本的原本,即初刻本,并非出版于崇祯朝,而是如同词话本一样,也出版于万历朝,且比词话本的时间更早[1]
本作这样的正名,下面就是关于正名

一,初刻本的时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先从鲁迅开始早在《中国小说史略》中,鲁迅就说过这样的话:
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初惟抄本流传,袁宏道见数卷…….万历庚戍(1610),吴中始有刻本,计一百回,其五十三至五十七回原阙,刻时所补也(见《野获编》二十五)[2]
鲁认为《金瓶梅》初版于万历庚戍年
他写《史略》还在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初,即使后来又稍施改订,也早在一九三0年前就已完成,他当然是没有见到过1933年在山西发现的词话本因此他关于初刻本时间的意,后来遭到不少学者的疑或否定
其实,鲁迅的话不是凭想象随意说的,而是有根据的,他在括号里注明他所根据的是沈德符《万历野获编》的第二十五卷所以要真正解决初版的时间问题,我们还必须从沈德符下手
沈德符《野获编》的第二十五卷,有一条文专论金瓶梅》,于金学研究者是极为阅读方便,先将此条中大家所熟知的且已引无数遍的相关部分再引一遍: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
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
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掣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余应梓人之请,可以疗饥
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诘始祸,何词质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
仲良大以为然遂故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3]
朱一玄所编《金瓶梅资料》标点此段文字,有一错误: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这一句,其中的逗号应改为句号,因为遂固箧之者非仲良,乃是拥有抄本的沈德符

《金瓶梅资料汇编》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在上引部分,沈明确提到了三个时间:
(1)丙午,即万历三十四年,西历1606年;
(2)又三年,即丙午后的第三年,为万历三十七年,西历1609年;
(3)未几时,很短的时间,在上下文中应理解为数月,至多不超过半年
关于这三个时间,有必要作一个说明方可明了鲁迅据此推断的内在逻辑
我们知道,沈德符出身于仕宦家庭,祖父和父亲两代均为进士祖父沈启原累官至陕西按擦副使,父亲沈自邠于万历五年考中进士,除翰林院检讨,曾参与编修《大明会典》
沈德符因父荫而获太学生资格,为北监监生沈从小生长京师,后父亲过世,十二岁随母亲回祖籍浙江秀水居住
丙午那一年,他返回北京他在《野获编》序言中说:今年鼓箧游成均,明确告诉我们,回京的目的是坐监,以参加该年的秋闱不幸却未能通过,于是垂翅南还,在舟车之暇余,整理故旧,执笔不辍,归田之际,手稿已俨然成帙,遂于秀水田庄的汲轩中,欣然撰写了《野获编》序言,时在丙午当年的仲冬日,即万历三十四年的十一月[4]
又三年,即到了万历三十七年,他又北上参加举人考试,又败北,南归,南归的时间,比对丙午年,可以合理推测也在仲冬左右,若换成西历,不是该年的年尾就是下一年的年初了,再加上未几时,算几个月吧,初刻本之悬之国门,毫无疑问总应在万历庚戍,即1610年了
我自己读《野获编》,也是这样推算时间,故长期以来,一直坚信鲁迅先生是正确的我想,即使当初他见到了词话本,大约一定也不会改变这一看法
直到近年,看到魏子云老先生考定马仲良时榷吴关是在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讯息,才知道是错了
明人著作,貌似易懂,实却不然困难的原因主要在于作者往往故作简略,又时加隐讳,故一不小心,很容易误读
《野获编》因谈朝市(市即事之异写- 笔者注),[5]多有涉及当朝人物,为时贤讳,亦有不少用曲笔而模棱两可的地方
马仲良时榷吴关就是一个例子句子中的时是指何时?沈并未说明,读者参照上文的又三年,很自然就得出这样的结论:即马任职于吴关,是发生在一个与又三年非常相近的时间
幸亏魏先生的考证,我们才知道事实并非如此,两者之间是颇有间距的
但在一开始,我还不太敢相信魏先生因为没有看到魏文,心里总不免怀疑是不是引用资料有误
后来在网上拜读了周钧韬先生的大文《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才消除了疑虑兹将周文的相关部分节引如下:
魏先生考证的根据是民国时出的《吴县志》(1933年)此志距马仲良榷吴关的万历四十一年,相距三百二十年,时间相隔如此久远,此志记载是否准确?……为此笔者决心做进一步的考证
笔者查找了崇祯十五年(1642)和清乾隆十年(1745)的《吴县志》,结果均无查到马仲良榷吴关的记载……后来笔者又根据榷吴关几个字,查找了康熙十二年(1673)的《浒墅关志》,终于找到了根据[6]
在引《浒墅关志》卷八榷部万历四十一年癸丑条关于马仲良的全文后,周先生又进一步指出:
明景泰三年,户部奏设钞关监收船料钞十一月,立分司于浒墅镇,设主事一人,一年更代
事实上,《浒墅关志》亦明确记载着,万历四十年任是张铨,万历四十二年任是李诠台[7]
经周先生核实当时方志资料,马仲良榷吴关,时在万历四十一年,应该是确定无疑的了
不过还可稍作一下修正因为我后来又在网上看到了另一条讯息,该讯息来自于一篇《马之骏与金瓶梅》的文章,作者为苏州的谭金土
所谓马之骏,即马仲良的正式名字之骏生于万历五年,万历三十八年成进士,为殿试二甲第五十一名,除户部主事,并于万历四十一年,由户部派往浒墅关主持关务
浒墅关为当时全国七大钞关之一,也是吴中第一大镇浒墅关主事是肥缺,马任此职时,利用手中财权,为苏州的文化保护做了不少好事其中之一就是修复虎丘景区的虎丘剑池碑碑上虎丘剑池四字原系唐朝颜真卿所书,后因岁久剥蚀,首二字已不复原貌
马之骏于是请吴中名手章仲玉摹颜笔刻石,并专门为此在碑上写了一段题记,其略曰:
虎丘剑池四字为颜鲁公书,旧石刻二方二字,龛置剑池壁间,岁久剥蚀,虎字且中断矣予求章仲玉氏钩勒镌之别石……仲玉为吴中名手,为王弇州先生所赏识摹此石不一月即化去,盖绝笔也[8]
题记尾署有日期和名字:
万历甲寅(1614)二月户部新野马之骏识文[9]
此题署对于研究《金瓶梅》初刻本的时间颇有价值,因为不仅可以间接证实万历四十一年为马出任浒墅关主事的年份,而且又清楚地表明,马直至次年,即万历四十二年的二月,还在苏州任上,尚未回京就任户部郎中的高职
他碑上署名不写明在户部所任何职,是主事还是郎中,而只用户部二字简单带过,正暗示其处于迁升转任之期
这也就可以证明他榷吴关的时间,并非如周先生所说的,就在万历四十一年,即一月至该年的十二月,而是从四十一年的某一时间至少延续至翌年的二月

《周钧韬<金瓶梅>研究文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看到以上这些材料,我们当然就没有理由再盲目相信鲁迅了,但也不必因此而责怪他马仲良时榷吴关是一个隐晦的时间,鲁迅掉以轻心,按常规阅读,实在是情有可原
现既经考出,我们便可看到沈德符所提到的时间,实际上不止三个,三个是明的,还有一个暗的,总共四个:
(1)丙午(1606年)
(2)又三年(1609年)
(3)马时榷吴关(1613年至1614年年初)
(4)未几时(数月,不超过半年)
考察至此,初刻本时间问题的解决,似乎已是易如反掌大家只要做一下简单的加法,把马榷吴关加上未几时,便可得出初刻本刊印的年份
但做此加法,也不能粗心大意,未几时因为马时榷吴关的时间延续性,尚有一点不确定性如时榷吴关在年头上,加上未几时,有可能还在同一年,但如果到了年尾,加上未几时,就是下一年了所以正确的答案有两个1)1613年,2)1614年年初
当然我们也可以简单笼统一点地说,初刻本刊行于1613年至1614年年初间
然而事情却并非如此简单很多颇有造诣的版本研究者未必会欣然同意这一看法他们不同意的理由很简单:未几时是一个不确定的时间词,理解为数年甚或至于十数年也未尝不可
所以前面的加法必须重新做过,不是加数月,而是加数年,因为他们心目中早已认定有万历丁巳年序的《新刻金瓶梅词话》就是初刻本如加上数年,正与《新刻金瓶梅词话》本的刊印时间相吻合
此处限于篇幅,暂不论新刻之为重刻的问题对一个古文训练有素的读者来说,将未几时解读为数年或十数年,显然是曲解
倘上下文的时间框架有百年或千年之久,作这样的理解情尚可原,然而沈德符《金瓶梅》条上下文的时间框架只是短短的十数年而已!未几时即未几,相当于现代汉语的随即或不久
如果我们现在说:他北大毕业后随即去了新疆,那一定是表示这件事情很快就发生了,或数天,或数周,或数月,至多不会超过一年,绝不可能拖上三四年数年之久的
若过了三四年才去,这句句子应改写为:他北大毕业数年之后,才去了新疆这是现在大家通行的说法
在明代,其实也同样如此未几时或未几作为表示很短的时间,应该绝不会超过一年的请看《汉语大词典》的解释和例证:
[未几]不久《诗 齐风 甫田》:未几见兮,突而弁兮朱熹集传:未几,未多时也……清钱咏《履园丛话笑柄 不准》:有名进士者,选得知县,到任未几,有报窃案刃伤主事者,刑席拟批,总嫌不当[10]
明清两朝,很多用法均相同或相似,所以第二个《履园丛话》的例子颇可说明问题
那时知县为三年一个任期,到任未几即到任刚不久,最多也就是数月的时间如果真有数年之久,那时通常的说法是久之请看《明史 唐顺之传》:
固辞,乃调兵部主事引疾归久之,除吏部[11]
从引疾归到除吏部,中间有时间词久之,究竟多久呢?三年 (具体的考证请参看拙文《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12]
如果未几时既能表示很短的时间,又能表示数年之久,读者又何所适从,以定其长短之正误呢?
但我深知,光从语义学角度来说服持反对意见者,恐还不能完全奏效,必须另有相关佐证才行
有没有这样的佐证呢?有,而且就在沈德符的《金瓶梅》条文里本文一开始曾抄引了该条的前半部分,中间和后半部分尚未抄引
在后半部分里,沈又明确提到了一个时间:去年,而这一时间,尽管版本研究者大都忽略不计,却是非常有用先把后半段抄录如下:
中郎又云:尚有《玉娇梨》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蒸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
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怪骇,因弃之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13]
在此段中,去年之为明确的时间词,大家想必不会有任何的异议,但去年指何年,初读之下,恐怕也未必清楚不过却是可以搞清楚的,因为紧接着去年,就有抵辇下三个字
什么叫抵辇下?用通俗的话说,就是抵京城抵京城干什么呢?沈没有说,但参照丙午(1606年)及己酉(1609年)两年他去北京所做的,大约总不外乎其《续编小引》中说的少长京师,长游辟雍的范围,即回北监报到以参加举人考试
丙午和己酉两科他均以败北告终,困阨名场,又无能著述以名世,当然是相当的沮丧然而到了戊午年,即万历四十六年,他又重振旗鼓,再次赴京参加秋闱,并终于举于北畿
既然抵辇下和举于北畿有如此之关系,我们会很自然地想到,此去年会不会就是戊午年呢?应该说是完全可能的
但可能性只是可能性,算不上坐实,我们还需作进一步的考察,而考察的关键就是要搞清楚《金瓶梅》条文的写作时间

《万历野获编》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野获编》正文前有沈德符自己撰写的《序》和《续编小引》两篇,说明正编和补编的写作缘起及时间
《序》写于万历三十四年丙午仲冬日,即西历1606年年尾,《续编小引》写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即西历1619年的八月
根据《小引》,沈德符在丙午丁未间(1606-1607年)已经写成《野获编》共卅卷,其中究竟有多少条目,我们不清楚
以现在目录中的条目计算,总共有七百八十六条,《金瓶梅》条位居第六百五十二,在第二十五卷,按理说,应在丙午丁未前就已完成
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因为该条中所提到的又三年及马仲良时榷吴关等事件,都发生在丙午丁未年之后
很显然,该条是沈德符后来补写的,写于马榷吴关之后,但又不会晚于万历四十七年己未岁新秋,因为那时补编也已写好,全书已告竣工
名之曰《万历野获编》,无非就是告诉读者,此野史是作者在万历年间撰成的
有学者认为,要精确算出《金瓶梅》条文究竟写于何年是不可能的,这实在是未细读《续编小引》的缘故《小引》对此其实已有过相当明确的陈述,请看下面的摘引:
盖自丙午丁未间,有万历野获编共卅卷,弃置废簏中,且辍笔已十余年而往矣[14]
虽然才短短的几句话,却已表明沈自丙午丁未完成三十卷之后,就把稿子丢进了废竹箩里,不再去碰它,之后就一直停笔搁置写作,有长达十余年之久
十余年就是十一或十二年,丁未年(1607)加上十一或十二年,应该是1618或1619年,这也就是说,沈再次拿起笔续写《野获编》,一定是在戊午年(1618)秋季中举之后,而写作很可能一直持续到翌年的八月才告结束
所以我们现在可以确定地说,《金瓶梅》条文不是写于1618年就是写于1619年究竟哪一年呢?如果是1618年,去年就是1617年,如果是1619年,去年就是1618年
不过我们不必为此而烦恼,沈德符在该条尾部又拖了一句: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入何所
邱旋出守去就如同马仲良时榷吴关,也代表了一个时间,是可以考察清楚的,而据黄霖先生的考察,邱志充出守河南汝宁府是在万历四十七年(1619)的三月[15]
我们据此可知,《金瓶梅》条文的写作一定是在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之后和同年八月之前的某一个时间,这也就是说,是和《续编小引》的写作时间非常接近的因此所谓的去年,毫无疑问就是指万历戊午年,即西历1618年
大家现在可以看到,《金瓶梅》条全文所提到的时间,直接的,间接的,或隐含的,实不止四个,而是七个:
(1)丙午(1606年)
(2)又三年(1609年)
(3)马榷吴关(1613年至1614年年初)
(4)未几时(数月,不超过半年,1613年或1614年年初)
(5)去年抵辇下(1618年秋)
(6)邱旋出守去(1619年三月)
(7)《金瓶梅》条文的写作(1619年三月至八月间)
过去研究初刻本的时间问题,往往只关注前面四个时间,而对于后三个时间,却重视不够,所以对未几时的长短各执己见,不能取得共识
现在既已搞清了去年等后半段中的时间,未几时究竟是数月还是数年,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沈德符生于1578年,到1619年,才四十一岁,记性想必不至于大坏,去年的事,还应都大体记得的比如抵辇下是在去年,见到邱工部志充是在去年,而邱工部出守是去年之后旋即发生的,全都准确无误,可证此推测并不离谱
既然如此,如果《金瓶梅》的初刻本在吴中悬之国门也发生在去年,而这件事又是沈极为关心的,他应该不会搞不清楚而不把它放到去年的时间范围内加以陈述的
根据东吴弄珠客的序,我们知道,《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成于万历丁巳年季冬或稍后对此大家大可不必怀疑
明代出书,如果是别人代写序言,常常都是在书的主体部分已经刻印完成之后即使在之前,以那时刻书之速度,也用不了一年半载
我们姑且算《新刻金瓶梅词话》刻成于万历丁巳年季冬古代一季三月,每月都有固定的叫法,首月叫孟,次为仲,末称季,因此万历丁巳年季冬,也就是万历四十五年的十二月,换成西历,即1618年的一月
1618年一月书刚刻印装订完工,身居异地(浙江秀水)的沈德符知道吴中《金瓶梅》的出版,大概不可能是同时的,而很可能是在稍后的某一时间
不管怎么说,总是在1618年1618年,即万历四十六年,正是沈德符文章中所谓的去年
既然是去年的事情,沈为何不用去年,却用未几时呢?可见去年和未几时在作者心目中并不是同一个时间,而是两个不同的时间,这也就是说,未几时并不在去年的时间范畴之内
那么,有没有可能是在前年呢?也不可能,因为如果沈德符记性极度衰退,误记此事为前年发生的,他也满可以说前年,但他却没有这样说,他说未几时
未几时是紧挨着相关联的马榷吴关之后,而马榷吴关又带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词:时,即那时的意思,这也就表明,对于撰者来说,马榷吴关并不是一件刚发生的新近的事
所以用未几时不仅仅是表示与马榷吴关在时间上的紧密关联性,而且也同时反映了说未几时的人对此事件记忆的遥远感
去年或前年的事,对一个刚过四十的中年人,还不至于记忆不清,但如发生在五年六年之前,即使记性再好,恐怕也难免有不确定的感觉
1619年相距1613或1614年有五六年之遥,他记不真马仲良主持吴关究竟是哪一年- 其实相跨两个年头 - 应该是很自然的,他唯一能确切记忆的是《金瓶梅》悬之国门是在马赴苏州就任之后不久发生的
所以用未几时,既点明了两者在时间上的同时性和遥远性,又保留了一定的含糊,免得因确指年份而出错
从以上分析我们看到,将未几时解读为数年是根本不能成立的,将吴中悬之国门的初刻本认定为《新刻金瓶梅词话》本,是纯属臆测,没有任何文献上的依据的
现在对未几时作出了厘清,我们也就可以放心地得出结论:《金瓶梅》初刻本刊行于马仲良任吴中浒墅税官之时,即1613年至1614年年初之间总括以上,我们看到:
(1)鲁迅所说万历庚戍吴中始有刻本是错误的;
(2)将未几时解释为数年也是错误的;
(3)初刻本刻成于1613至1614年年初间,时在马主持吴关的任期内

《新刻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二,初刻本的出版者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我们据此可知道,初刻本的刊印,是与马仲良大有关系的
沈德符提马仲良时榷吴关,不仅点明了初刻本的刊印时间,同时也是一种巧妙的披露,以欲言又止的方式,将出版者的真实身份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
沈尽管遮遮掩掩为马作蔽护,但通过分析,我们毕竟还是可以看到,《金瓶梅》初刻本的刊行者不是别人,而就是马本人
《金瓶梅》是一部大著作,出版这样的大著作,至少得具备两个条件:1)有钱,2)有雅兴
前已提到,浒墅关税官是一个肥缺,故论钱财,马正属于完全有能力赞助《金瓶梅》出版的大腕一类的人物
在明代,刻印图书往往要请有钱人赞助第五十七回就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薛姑子要印《陀罗经》,名义上保佑官哥,来求西门庆舍财,有如下的描写:
薛姑子道:……如今这付经板现在,只没有人印刷施行老爹,你只消破些工料,印上几千卷,装订完成,普施十方,那个功德,真是大的紧!
西门庆道:也不难只不知这一卷经,要多少纸札?多少装订功夫?多少印刷?有个细数,才好动弹
薛姑子又道:老爹,你一发呆了,说哪里话,去细细算将起来?只消先付九两银子,交付那经坊里,要他印造几千几万卷装订完满,以后一搅果算还他工食纸札钱儿就是了,确怎地要细细算将出来![16]
西门庆于是给了她三十两纹银,叫她请经坊印五千卷经[17]须知经板是现在的(大约藏于薛姑子庵里),西门庆只消破些工料而已
然印五千卷,装订完成,西门庆要施舍三十两银子!西门庆或许出手大方,我们扣掉十两,就算二十两银子印五千卷经
《陀罗经》才短短两页,与《金瓶梅》相比(我手头的梅节先生的校点本,文字部分共有一千三百页),才六百五十分之一如印五千卷《金瓶梅》这样的大书,不算刻工人工,光工料装订,就需一千三百两银子,若加上人工成本,非两千两银子不办[18]
这岂是一般人所能负担得起!惟有仰赖马仲良这样有油水的富官了而且马本人乃骚人墨客之流,《浒墅关志》卷八榷部这样描述他:
马之骏,字仲良,河南新野县人,庚戍进士,英才绮岁,盼睐生姿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殆无虚夕世方升平,盖一时东南之美也所著有《妙选堂》,《桐雨斋》等集[19]
从游客如云,履綦盈座到徵歌跋烛,击钵阄题,我们可以看出他醉心于文艺,在文人圈广有交际,又颇为放荡不羁,故推想他有赞助印行《金瓶梅》的雅兴,应不为过[20]
所以以条件论,马两者具备,又有钱,又有雅兴,是初刻本出版者的理想人选
我手头使用的批评本,是齐烟,汝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出版的会校本,书前附有多帧批评本版本的影印照片,这对于见不到原本的研究者来说,可谓弥足珍贵
其中有一帧照片,很可以帮助说明马仲良为《金瓶梅》的初刻本刊行者这一问题这帧照片是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本的扉页,扉页全貌如下:
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原本(原本是右上直行)
金瓶梅 (原本是中间大字直行)
本衙藏板 (原本是左边中间直行)[21]
右上为该板《金瓶梅》的特征描述,中间为标题,左边是出版者新镌两字清楚地表明该板已非初刻本原本,却又使用了原来的藏板,故与原本之相似,是毋庸赘言的
标题《金瓶梅》三字为手写体,然与左右两边之手写体不同,字迹端庄清秀,又遒劲有力是谁写的呢?此暂先点到为止,容下篇详述分解
在这里,我要提醒读者注意的是左边的本衙二字在明代,如出钱赞助印书的人是有官职的,常常就用官署名义,并在书刻成之后,在扉页上标明该官署的名称,刻板用完之后也藏于该官署
如没有官职,则用私人的堂号,或书坊的坊号,或为了避嫌遮掩,干脆留空也有,而板子就保存于自己家里或作坊里
明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来讨论本衙的问题了本衙即藏板的地点,也就是出版者的另一种的说法
衙为衙门,官署,据此可知《金瓶梅》初刻本一定是官板,即由一官署出版的,而且书出了以后,雕板一直存放在那里,故新镌《金瓶梅》仍需借用其所藏的板子
那么是什么官衙呢?衙字前的本字只是一个自称,不能给我们以任何的讯息不过据此推想,初刻本一定就是在该衙发售,才会自称为本衙(就如同我们现在所说本店发售一样),[22]而对于当时的买者,本衙为何衙,当然是极其清楚的
只是我们现在相隔久远,便不能明白本衙究竟是一个什么机构何了不过也不是不能搞清楚,因为我们有沈德符提供的讯息

本衙藏板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的《金瓶梅》条,实在是非常的有用,虽然有遮遮掩掩的成分,但大体是史家笔法,真实而可靠其中提到若干的干系人物,确系与《金瓶梅》出版有关的极其重要之人物,我们只要将他们略加分析,本衙为何衙,也就可以水落而石出了
先把这些干系人物胪列如下(以沈文中先后出现为序):
(1)袁中郎
(2)刘承禧
(3)袁小修
(4)冯犹龙
(5)马仲良
总共有五位,如不包括沈德符在内,而这五位,我发现,的的确确都在某种程度上参与了《金瓶梅》或《金瓶梅词话》两种版本的出版
先说袁中郎这是沈首先提到的一位干系人物,其之与《金瓶梅》,重要性可想而知
我在2010年清河国际金学会上已经指出,词话本的廿公《跋》就是他写的
中郎曾于1595年致信董其昌询问何处可以获得小说的后半段,我们虽未能见董的回信,但从中郎不久即辞去知县官职,并于1597年专程从苏州南下绍兴拜望陶望龄这一事件来看,可知是已从董处获得了确切的后半段的消息
廿公《跋》就是写于1597年他去绍兴协助陶望龄整理徐渭文集的时候廿可以作念的通假字,即思念的意思,表示其仰慕之情,而同时又表明,具缅怀仰慕之情的官员(公)非中郎一人,而或有近廿员之多,故称廿公,一语双雕也
我们知道,中郎崇拜赞扬徐渭和《金瓶梅》,毫无保留,大概可以算是有明一人[23]
他手中握有《金瓶梅》稿本全本,乃从陶望龄和商景哲处获得,临死前一年又传诸其弟袁小修,时间在1609年
沈德符谓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实际即指小修从其兄获得全稿本但《金瓶梅》初刻本的刊印却与中郎无关,理由很简单:1)初刻本不全,缺五回,临时补以入刻,显为另一系统稿本,2)初刻本刊印时,他早已谢世袁中郎死于万历庚戍年(1610)
所以初刻本的刊印跟他扯不上关系,我们可以把他排除出去
其次是刘承禧
刘氏为麻城望族,所谓金吾戚里(谢肇淛《跋》语),即指刘家与胡宗宪(西门庆)有姻亲关系[24]
沈之所以提刘家有全本,因为这是两种稿本系统之一的源头,而当时拥有此系统稿本全本的就是刘承禧
刘承禧,字延伯,而非涎白沈德符所谓的涎白,是笔误还是另有所指,是一个问题不过此处暂且略过不论承禧的生卒年,我因手头资料有限,不得确知但可以大致推算一下承禧的曾祖父是刘天和,为正德三年(1508)进士,累官至兵部尚书[25]
如果算刘天和出生于1480年,每代相隔二十年(古人结婚早,富裕的仕宦家庭尤其如此),那么承禧的祖父刘粲应出生于1500左右,父亲刘守有应出生于1520年左右,而承禧则应出生于1540年左右
当然这是粗略的估算,好在《金瓶梅》里就有刘守有和刘承禧,可以参照比对
守有,也就是所谓的刘大金吾,万历初官至金吾卫左都督,兼太子太傅,为一品官,[26]就是《金瓶梅》里西门庆的同事提刑夏隆溪,而承禧就是其儿子夏承恩
如据《金瓶梅》来推算,承禧的年龄略小一点,请看第四十八回有一处提到他父子俩的情况:
夏提刑得了几百银子在家,把儿子夏承恩,年十八岁,干入武学肄业,做了生员,整日邀结师友习学弓马[27]
该回所写,据我的推算,是1558年间发生的情况,1558年夏承恩(刘承禧)十八岁,实际上也就是十七足岁,所以他应出生于1541年
到沈德符1619年写《金瓶梅》条的时候,已是望八之耄耋老人,虽还健在,肯定早已从金吾卫指挥签事职位上退休
即便未退,还在金吾卫工作,但金吾卫是军事机构,也不能称之为衙故根据本衙二字,我们也可以把刘承禧排除出去
再次是袁小修
小修1609年上公车,手里已有《金瓶梅》抄本全本,受之于乃兄中郎,乃临死之托付,故小修不敢怠慢,最终将此稿本付梓,并将标题略作修改,加了词话两字,以示不同于初刻本,[28]而这一本子,就是我们现在所见的《新刻金瓶梅词话》本
他又用化名东吴弄珠客为词话本写了序言我们何以知道序是他写的呢?因为序言开篇伊始,即首先为其兄中郎赞扬《金瓶梅》作辩护,[29]真所谓此地无银三百两也,又到临尾,也仿照欣欣子(即徐渭)序言里余友笑笑生的方式,[30]留下一个暗记号:余友褚孝秀
所谓褚孝秀者,即楚小修之谐音,而序言就写于他赴安徽就任府学教授前由南京前往新安途中去校阅《金瓶梅》的时候,故自称为东吴客,[31]而弄珠,则是借用徐渭的话,指鉴赏有如宝珠般瑰丽的《金瓶梅》[32]
湖北公安三袁,小修居末,运气也远不如两位兄长,直到1616年,他四十六岁已中年过半的时候,才刚中进士
1613年或1614年《金瓶梅》初刻本问世之时,他还是举人,没有官职,当然谈不上会跟初刻本的出版单位官衙发生什么关系,所以我们也可以把他排除出去
第四位是冯犹龙
过去我们一直把他当冯梦龙看待,《维基百科》冯梦龙条就这样说:冯梦龙,字犹龙,犹龙竟成了梦龙的表字![33]
冯梦龙在明末通俗文学方面的成就,大概很少有人盖过他,很多作品都归到他名下但是不是他写的呢?其实我们并未做过彻底的调查研究
我过去研究《二拍》,一直迷信王国维和叶德钧的考证,以为是凌蒙初的作品,现在才知道是错了[34]实际上,《三言》等也是同样的情形,也不是冯作的[35]
胡小伟先生曾写过一篇考证文章,认为犹龙很可能是梦龙的弟弟冯梦熊,颇可发人深省[36]
我在此处暂且不论他们的真实身份,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只想指出一点:初刻本的稿本来源于犹龙但不管犹龙是梦龙还是梦熊,两人都是无官职在身的人,既无官职在身,也就不可能用本衙名义来刊印《金瓶梅》,所以也可以把冯犹龙排除出去
把以上四位全给排除出去以后,剩下就只有最后的马之骏了马之骏的情况,前已作过介绍,而沈德符又特别指出,马曾帮助冯来做其思想工作,求其贡献手稿,以疗读者之饥,所以我根据其官位,财力,性情,和对《金瓶梅》之热情,推测他极有可能为初刻本的赞助刊印者
现结合本衙藏板及其他干系人物的不符条件,也就可以下一个斩钉截铁的结论了:《金瓶梅》初刻本的刊印者不是别人,而就是户部主事马之骏,而所谓的本衙,就是他任职的浒墅关钞关衙门!
其实,本衙之为吴中钞关衙门,沈在《野获编》里已间接地为我们点明了,只是我们不能轻易看出来罢了
沈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一方面为马仲良遮掩,说《金瓶梅》坏人心术,仲良大以为然,一方面又紧接着加了一句话: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
吴中指苏州,苏州不是国都(如南京或北京),没有国门所谓的国门,乃暗指钞关关门(类似于我们现在的边境关卡)
《金瓶梅》初刻本之所以悬之吴中国门,理由实在是再简单不过,因为书就是吴关关主赞助刊印的啊!而且售卖地点就在本衙,将书高挂于本衙关门之上,只是其一种促销手段罢了
所以这一句话非常厉害,巧妙地将马仲良为《金瓶梅》初刻本赞助刊印者的真实身份给点破了!
以上不厌其烦地分析与《金瓶梅》有关的干系人物,目的是为了说明马仲良赞助出版《金瓶梅》,而确定了马仲良为赞助出版者,其实也是从另一角度解决了初刻本的刊行时间问题:即初刻本只能刊行于马榷吴关之时,最晚不会过万历四十二年的二月或三月
对于以上所论初刻本的出版情况,我们现在可以小结如下
(1)与《金瓶梅》有干系的人物颇多,但均非初刻本的出版者;
(2)初版本的赞助出版者为户部主事新野马之骏;
(3)出版地点为吴中 - 苏州;
(4)出版单位为本衙,即马所任职的浒墅关钞关衙门;
(5)马以本衙售书,将书高挂关门,以促其行销
至此,考证似已可以结束,其实不然,还又一个问题尚未完全解释清楚:初刻本究竟是批评本还是词话本?

《金瓶梅序》本衙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三,初刻本为批评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964.html

我们知道,现存的《金瓶梅》明版本有两种系统:一种是批评本,另一种是词话本为什么由马仲良在吴中赞助出版的《金瓶梅》是批评本的初刻本,而不是词话本的初刻本呢?此问题因初刻本的亡轶而产生,[37]是很自然的
但其实在前面讨论本衙藏版等问题时,对此已经有所涉及,只是还不够详尽明了,下面就再作一个补论
让我们再重新回到沈德符的《金瓶梅》条文该条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前已抄引过了,就剩中间一小部分未引,现在就把这中间的部分补上:
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穿,一见知其赝作矣[38]
这一段引文提到了一个重要讯息,即原本少了五回,临刻前才有人补上去的这也就是说,原本底稿本不全原本底稿本不全的情况跟词话本无关
《金瓶梅》底稿本有全本,有沈德符《野获编》可以为证,而此全本后来到了袁小修手中,付梓出版,就是《新刻金瓶梅词话》本故词话本是完整无缺的
以此可知,不全的原本只可能是批评本的底稿本谢肇浙为《金瓶梅》写的《跋》,也可证实这一点
所谓跋,在明朝常常是别人对某作者的书或画或字的出版所作的鉴定语比如词话本廿公的《跋》,其实就是袁宏道写的,写于1597年他去绍兴整理出版徐渭文集的时候
因陶望龄不让他收入徐渭的《歌代啸》,更不用说刊行《金瓶梅》了,袁相当无奈,遂以脱士之化名为《歌代啸》写序,又用廿公的假名为《金瓶梅》作跋跋中云:今后流行此书,功德无量
今后云云,即表明目下出版之不可能,但又不放弃此一努力,仍寄希望于将来之明哲人士
廿公(袁)《跋》为词话本而作,而谢《跋》则为批评本而作谢《跋》云: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
为卷二十,乃批评本的重要特征,故谢《跋》为批评本之跋语,是毋庸质疑的谢《跋》明确告诉我们,批评本的底稿本是不全的:
此书向无镂板,抄写流传,参差散失,惟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邱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阅所未备,以俟他日[39]
所谓弇州家,完全是掩饰之词,应为麻城家,而邱诸城则应为邱麻城-是儿子,而不是老子
麻城刘家跟麻城邱家有姻亲关系,[40]邱本源自于刘本从上引谢《跋》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截至谢作跋语之时,批评本稿本仍处于不全状态,得自于袁中郎处十分之三,得自于邱诸城处十分之五,两者相加,总共才十分之八,以一百回来计算,才八十回而已,缺了二十回
而所缺的二十回,谢说只能等他日来补了可见谢写此《跋》的时候,批评本尚未出版,也不可能出版
谢《跋》写于何时呢?大约是1606年后,但又不会晚于1610年前者之时间有袁宏道信为证
袁信说:《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还也?[41]此信之收信人为谢肇淛,信写于1606年,可见那时谢还在努力辑校《金瓶梅》,故不能将书归还于袁
而后者,《跋》中就可以举出两个证据来作证明:1)邱诸城,2)《跋》之最末句 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之物也所谓的邱诸城,即邱志充,也就是沈德符所说的邱工部
邱志充1610年考中进士,除工部督水司主事,故沈称其为邱工部谢《跋》不称邱为邱工部,而以地望称其为邱诸城(实应为邱麻城),显见其尚未中进士,尚属白身之人而中郎亦死于1610年
若人死已进入坟墓,还谈帐中之物,岂非亵渎之极耶!据此可知,谢《跋》不可能写于晚于1610年,而到1610年左右,批评本底稿本尚不完全
以后若干年虽有陆续增补添加,然至万历四十一年或四十二年批评本出版时,仍少五回,只能临时补以入刻
故衡之以原本不全,初刻本之为批评本,为词话本,读者明鉴,自可作出正确的选择
过去有人将沈的话运用于《新刻金瓶梅词话》来作分析,但曾几何时,沈德符在《野获编》里提到了词话本?沈所谓的原本,完完全全是针对初刻本而言,而初刻本之为批评本,谢《跋》已经提供了一个间接的证明除此之外,尚有两条更为直接有力的证据:
(1)原本
(2)元本
兹分别说明之
第一条证据:原本何谓原本?我们可以作两种解释:1)原来的底稿本,2)据(1)衍生出的含义,即由原底稿本所刻印的本子,也就是初刻本
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但不管怎么说,我们据此可知,1613至1614年间由马仲良赞助出版的《金瓶梅》初刻本是一种以原底稿本为依据的,而且因其在诸刻本中最为原始,沈称之为原本,实在可谓名副其实
现在有人把词话本视为原本,批评本为后来的改本,事实上在明朝,当时人视之为原本的,不是词话本,恰恰相反,乃是批评本!
不仅沈德符用原本指称批评本,其他知情者亦复如此前面分析本衙藏板时提到日本内阁文库所藏的《新镌绣像批评金瓶梅》本的扉页,就是一个证据该扉页右上有形容该板特征的八个字,且再将此八个字抄录如下:
新镌绣像批评原本
最后两个字竟然也是原本,跟沈德符所用的原本,一模一样!须知此原本二字是刻印在批评本上,且跟批评二字紧密相连,不容我们有任何怀疑的余地

《新刻绣像批评原本金瓶梅》

我们有没有看到词话本上刻印原本两字的?没有吧!有没有看到明人称词话本为原本的?大概也没有吧!
据此可知,跟原本发生关系的只有批评本,不管原本是指原底稿本还是据原底稿本刊印的初刻本
这大概可算是一条铁证了而且据内阁藏本的原本两字,我们还可大致推测初刻本原来的概貌现存的批评本诸本共有十几种之多,我们可将其前后次序大体排列一下
内阁本既云原本,可知其跟原本-初刻本 - 比较相近,但据我粗浅的判断,亦非最为相近
现存各批评本,若以板式论,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八字,另一种是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内阁本属于前者
同属此类型的还有日本京都大学东洋文化所藏本和首都图书馆藏本,而属于后者的则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本,上海图书馆甲乙藏本,天津图书馆藏本,日本天理图书馆藏本等
这后一类型,我们可以不必考虑,因为从板式上看,已跟原本相去甚远我们只需比较前一类型的三个本子:内阁本,文化研究所本和首图本
据许建平先生描述,首图本无扉页,无序,无眉批,但有行批,插图才一百零一幅,[42]文化研究所本,据齐烟和汝梅的《金瓶梅》会校本所提供的影印照片,跟内阁本是相似的:有东吴弄珠客序,有廿公跋,又有眉批,且眉批都为三字一行,并有插图二百幅所以文化研究所本可视为是内阁本的同一版本[43]
这也就是说,虽有三个跟原本相近的本子,实际上却只有两种不同的版本,而这两种不同的版本,我以为首图本更近于原本,[44]理由有如下三点
(一)首图本无序内阁本(或文化研究所本)有东吴弄珠客序,而东吴弄珠客,前已指出,为小修之化名,序为小修所撰写,时在万历四十五年丁巳岁季冬
初刻本出版于万历四十一年或四十二年,当然不会有这篇序,是不言而喻的所以首图本无序,正应符合初刻本的原貌
(二)首图本无眉批初刻本既然缺失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临刻时才填补的,可推知其评语,也未必会完备故无眉批也正应符合初刻本的原貌
而且根据板式,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八字,排列紧密,很少为行批留有空间,我们就知道此种版本不会有太多的行批,而首图本的行批,据许建平先生介绍,确实明显少于他本行批少,也正应符合不完备的初刻本的原貌
(三)首图本印刷质量差仔细比对《金瓶梅》会校本所提供的影印照片,可以清楚地看到,首图本的印刷质量远不如文化研究所本,就在第一回的第一页上,已经有字缺失,还有地方完全漫漶不清,不能通读相反,文化研究所本则全然没有这种情况[45]
造成缺失或漫漶不清,显然主要是跟印刷所据的板子有关,这也就是说,首图本所据的板子是旧的,已有损缺,故用来印刷,质量当然不可能精美了以此推知,首图本很可能是一种据初刻本板子的翻印本,[46]而文化研究所本(或内阁本)的板子则一定是新镌的
根据以上三条理由,我们可以得出结论:首图本跟初刻本最为接近,而且在批评本系统中,除初刻本外,时间也最早,其翻印大概跟词话本的刊行是同步进行的而内阁本或文化研究所本则相对较晚,甚至很可能晚于北大,上图,天理等那种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类型的本子内阁本之所以用原本来作号召,显然是有鉴于北大等本子偏离原本的状况,因为北大等本子在某些回目中,甚至已有干脆挪用金瓶梅词话为标题,以显示其修改的依据会校本所影印的北大本第九回标题的照片,就是例证内阁本刊行者标明原本,实际上是一种矫正行为,以示其回归本源之意据此可知,这种本子问世较晚,其出版时间很可能是在崇祯年间
首图本既然跟初刻本最为相近,我们便可凭借首图本来对初刻本作一大致的描述:1)无序,2)无眉批,3)每半页十一行,每行二十八字
以上三点,是同首图本相同的地方,但初刻本跟首图本又有不同,计有两点:
1)无插图插图应是后来增加的,因为插图得先请人作画,再由刻工镌刻,投资成本大,时间长到词话本出版时,尚未有插图初刻本在未知销售如何的情况下,岂会冒然作这样的额外投资?此其一
其二,马仲良任吴关主事才一年,时间上也很难允许二百幅精美的插图画完并刻印出来
2)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是不同的初刻本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系临时补入,为赝作,首图本乃新镌,应已觅得或部分觅得原缺之五回,故必有所更新
而关于这一揣测,我因看不到原本,曾电话请教批评本版本专家王汝梅先生,王先生说,他的印象是首图本的此五回与别本无异,这也就是说,已经更新了但王先生手头并无此原本,只是凭记忆,故尚不能说已得到了完全证实,仍需做进一步的核实
第二条证据:元本
元本出现在第三十回的一条眉批中,批语全文如下:
月娘好心,根直烧香一脉来后五十三回为俗笔改坏,可笑!可恨!不得此元本,几失本来面目[47]
批语中根直不太好懂,似为耿直之通假音如确系如此,标点则应改过:月娘好心根直(耿直),烧香一脉来
眉批写在批评本上,故所谓元本指该批评本,是毫无疑问的问题是:什么是元本?按字面理解,元本应该就是源头之本这岂不是说元本就等同于原本?倘元本就等同于原本,为何不用原本?
元之不同于原,略具中国语文常识的人都知道,无需解释,而且评者也并未把元当作原的通假字
第四回写西门庆勾引潘金莲,基本上是照抄《水浒传》,却又在个别地方略作润饰修改,胜于《水浒传》
评者于是在润饰修改处作了一条眉批:此写生手矣,较原本(指《水浒传》)[48]径庭矣,[49]
用原而不用元可见在于评者,元原是有区别的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面,我们还必须看到另一面
现存批评本系统的十几种本子,笔者限于研究条件,均未亲眼见过,也就不知道此眉批最早出现在何种本子上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此眉批不可能出现在首图本上,因为首图本无眉批,当然更不用说是已经亡轶的初刻本原本了
推测起来,大概很可能最早出现在以北大本为代表的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的那一类板式的某一本子上但不管是哪一种本子,均为后来之新刻
为何新刻本反倒成了元本?我们知道,初刻本原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不得不临时补入,为赝作,而新刻本则无此问题,因为是据新发现的元本-即源头之稿本- 刻印的,这五回当然就是货真价实的了
评者在写论五十三回问题的眉批时,之所以用元而不用原,无非是表明新旧两刻之不同:此五十三回虽是新刻,然却得之于元本,即一种比旧刻原本更为原始的权威本子
如果用相同的原字,则易引起与初刻本相混淆那么,或许有人会问,这元本是不是有可能就是指词话本呢?不可能,因为在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的五回里,五十五回至五十七回,批评本与词话本并无很大差异,但五十三回和五十四回,借用汝梅先生的话说,则大异小同,[50]而且在词话本出版后,重刻的批评本仍保存着这种大异小同的面貌,显见元本非为词话本
故元本也好,原本也好,作这种区分对于我们所要论证的问题,并无实质上的意义,因为元本其实也是一种原本啊,只是更为原始一点罢了,而这种更为原始一点的原本,只与批评本有关,而与词话本完全无关!
所以我们有理由说,元本就如同内阁本扉页上的原本一样,是一条非常有力的证据,不仅对于前面所论批评本之于初刻本原本的关系毫无抵触,反而更强化了这一点[51]
总之,概括上面的分析,我们清楚地看到,最早出版的《金瓶梅》,即由马仲良赞助刊印的初刻本,只可能是批评本,而不可能是词话本
以上所论,是我对于初刻本的时间及其版本性质的粗略看法,因所见资料有限,难免管窥蠡测,贻笑大方同行师友有以赐教斧正为幸
我很感谢吴敢先生,他远道光临寒舍,促使笔者赶紧将过去的研究心得,落笔整理成文
本篇原系批评本考证的第一部分,因受会议论文长度限制,就先到此收住批评本与词话本之关系,兄弟耶,父子耶,以及批评本的修改和评改者的真实身份等情况,容下篇再作分解

本衙藏板翻刻必究本

主要引用文献:

1)胡令毅《论西门庆的原型》,《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胡令毅《西游记作者为唐顺之考论》,《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3)胡小伟《<金瓶梅>全本早期收藏者刘金吾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谷歌网

4)胡小伟《<冯犹龙文钞>作者考》谷歌网

5)黄霖《<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6)黄霖,王国安编译《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山东齐鲁书社,1989年

7)刘辉,吴敢校点《会评会校金瓶梅》香港天地图书有限公司,1998年

8)罗竹风编《汉语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89年

9)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

10)毛春翔《古书版本常谈》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11)梅节《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代序》谷歌网:rosemaid 的博客

12)梅节《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燕京学报》,新十五期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3)梅节校点《金瓶梅词话》香港星海文化出版有限公司,1987年

14)聂付生《冯梦龙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2002年

15)彭信威《中国货币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61年

16)齐烟,汝梅校点《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香港三联书店,1996年

17)钱伯城校笺《袁宏道集校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

1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华书局,1997年

19)谭金土《马之骏与金瓶梅》谷歌网:谭金土博文

20)田晓菲《秋水堂论金瓶梅》谷歌网:国学导航

21)维基百科:刘天和谷歌网

22)叶德辉《书林清话》北京中华书局, 1986.

23)谢肇浙《金瓶梅跋》《<金瓶梅>资料汇编》,朱一玄编谷歌网:国学导航

24)许建平《金学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

25)徐渭《徐渭集》中华书局,1983年

26)徐渭《中国十大名画家画集-徐渭集》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2003年

27)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版本考》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

28)袁中道《游居柿录》,《珂雪斋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

29)张廷玉编《明史》中华书局,1975年

30)周钧韬《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谷歌网:中国文学网/明代四大奇书

31)朱一玄《<金瓶梅>资料汇编》谷歌网:国学导航

[1]据梅节先生的大文《金瓶梅词话的版本与文本-金瓶梅词话校读记代序》,知其有专文《新刻金瓶梅词话后出考》论述相似之问题,且观点亦颇相近,惟笔者未见该文,具体观点不得而知,倘拙作有与之相重之处,均出不知,敬请鉴谅.

[2]《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全集》,卷9,页179

[3]《万历野获编》,卷2,页652

[4]同上,页3

[5]同上,页3

[6]《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谷歌网:中国文学网/明代四大奇书

[7]同上

[8]《马之骏与<金瓶梅>》谷歌网

[9]同上

[10]《汉语大词典》,卷4,页691

[11]《明史》,卷18,页182

[12]《洛阳师范学院学报》,2010年第3期

[13]《万历野获编》,卷2,页652

[14]《万历野获编》,卷1,页4

[15]《<金瓶梅>词话本与崇祯本刊印的几个问题》,《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页3笔者撰写此文时尚未看到刘辉的《金瓶梅版本考》论文,后阅后知道,关于邱志充出守的时间,最先是刘辉提到的:承顾国瑞同志见示,他从《明实录》中查出了邱志充出守的时间,系万历四十七年《明神宗实录》卷580:‘万历四十七年三月己酉,升工部郎中邱志充知河南汝宁府见《金瓶梅论文集》,徐朔方刘辉编,页233.

[16]《金瓶梅词话》,页678

[17]同上,页679

[18]这其实还是保守的估计,未将通货膨胀的因素考虑在内《金瓶梅》八十回以前所描写的基本上是嘉靖朝晚期的情况,而《金瓶梅》的出版却是在万历朝的末期,中间相隔有五六十年之久虽然总体来说,从嘉靖到万历,国家还算大致平稳,没有剧烈动荡,但商业经济却有了迅猛发展,随之也就有了相应的通货膨胀,尽管不是很多若以现在的通胀速率来比,可谓微乎其微彭信威著有《中国货币史》一书,对此有详细的资料数据说明我因手头现无此书,不能作具体的引证,只能请读者自行参阅,抱歉之至

[19]转引自《金瓶梅初刻本问世年代万历末年说》,谷歌网

[20]有一类官员,如董其昌之类,虽也知道《金瓶梅》的价值,但表面上却要故作正人君子的姿态,声明其决当焚之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如马之骏,会有赞助出版《金瓶梅》的雅兴,虽然他们也是饶有钱财

[21]《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扉页3

[22]明代以官经商,以官衙作商铺,自嘉靖朝以降,不限于售书《金瓶梅》的第六十回是写西门庆的缎铺开张,该回有一帧插图,上有四个字:本衙绸缎小说里并没有直接点明西门庆在他所任职的提刑所衙门里售卖绸缎,但作为同时代人的插图画者却以本衙二字将此既隐晦又明白无误地给揭示了出来这一情况,对明代晚期的商业发展,颇值得注意,有必要作深入的考查

[23]有明一人是袁宏道《徐文长传》中所用的话,形容徐渭超越群伦,无人可比此话也反过来可以形容袁自己对徐的崇拜赞扬,在明代也是绝无仅有的

[24]关于这一点,下篇有详细的论述至于西门庆与胡宗宪的关系,请参阅拙文《论西门庆的原型》,《河南大学学报》,2006年第1期

[25]维基百科:刘天和谷歌网

[26]《一品锦衣刘守有》谷歌网

[27]《金瓶梅词话》,卷2,页542

[28]为什么《金瓶梅词话》不是原始的标题,而是小修改的呢?因为欣欣子的《序》为徐谓自撰,而作者并没有用《金瓶梅词话》这一标题,却用《金瓶梅传》袁宏道写跋语时,仍沿用作者所用的标题《金瓶梅传》,未作更动所以很显然,词话二字是小修根据该本的特征于刊印时按上去的关于明人喜欢随意更改书名,叶德辉《书林清话》有一节专论这一问题,其略曰:明人刻书有一种恶习,往往刻一书而改头换面,删节易名如唐刘《大唐新语》,冯梦祯刻本改为《唐世说新语》《书林清话》,页182

[29]小修(东吴弄珠客)《金瓶梅序》一开头的几句话是这样的:《金瓶梅》,秽书也,袁石公(即袁中郎)亟称之,亦自寄其牢骚耳,非有取于《金瓶梅》《金瓶梅词话》,页4

[30]欣欣子,即笑笑生的另一种表达方式笑笑生为徐渭笔名,徐在其文集里其实早已告诉了我们,只是我们没有留意而已罢了今中华书局出版的《徐渭集》第3卷,有一篇《纪梦》的短文,就谈到了这一名字的由来该短文由上下两部分组成,第一部分是这样的:

历深山皆坦易,白日道广纵可数十顷,非甃者,值连山北砋衙署四五所,并南面而阖戎卒数十人守之,异鸟兽各三四羁其左,不知其名予步至其中署,地忽震,几陨望山北青林茂密,如翠羽亟走直一道观,入守门者为通于观主人,黄冠布袍其意留,彼主人曰:此非汝住处谢出主人取一簿揭示某曰:汝名非渭,此‘哂’字,是汝名也观亦荒凉甚,守门及主,亦并蓝缕(页1055-56)

此篇文字高度象征,颇难懂,故标点舛错处有好几个,笔者均作了改正哂就是笑,也就是笑笑生的文言说法徐渭布衣终其一生,最高功名只是诸生,故笑后面加生以为自称,正完全符合其身份渭既与衙署无缘,而想入仙道者流,亦被拒之道士曰:此非汝住处同时又宣称,其一生主要功绩在所撰写的《金瓶梅》簿即可理解为代表其所著之书,然而此书却不能以其真名署名,而只能署以哂名而流传后世道士语盖为徐渭盖棺之论,因为那时徐已行将就木短文第二部分的结尾署有日期:十八年五朔,十八年五朔即万历十八年五月一日,也就是1590年的六月,距离他死,还不到三年据此可知,笑笑生是徐晚年所采用的一个假名,而其以欣欣子名义为《金瓶梅》所写的序言,很有可能就作于与《纪梦》前后相近的一个时候令人惊异的是,徐渭竟有如此之先见之明,他借道士之口所作的谶语,验之于四百二十年后的今日,丝毫不爽!我们今日只知笑笑生,而竟不知徐渭为真正之著者!悲乎!

[31]袁小修著有一本《游居柿录》,记录了他万历戊申年至戊午年(1608-1618)十年内的行踪根据该书,万历丁巳年(1617),他大部分时间都在南京他五月十二日由公安抵南京(《珂雪斋集》,卷3,页1385),之后一直停留南京,小有外出,直至十一月十日十一月十日为十月初十日(同上,页1396),显然是漏掉了一字,因为前面已提到了十八日,即十月十八日(同上)不过这一遗漏恐怕是故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一天小修离开南京赴新安校《金瓶梅》去了这是一件颇敏感的事情,故不得不稍施遮掩中的校指校书,但我们从不以如此方式单独使用校,可见校后面的书名被删去了以此可知前面的一字大概也是故意删去的紧接这十月初十日,赴新安校之后,就是十九日,駐德州,仿佛是在同一月,实际上却不是,因为德州在山东北部,距离北京很近,初十日从南京下苏州转由京杭大运河至杭州再南下新安江抵新安,即使不校书,连夜返回,北上德州,以那时的交通条件和速度,也不可能在九天之内完成所以十九日一定不是同月的十九日,而是下月,即十二月,的十九日十二月之所以被省略,显然是在前面已经提到过,以此推测,赴新安校后面所删去的不止是一个书名,而很可能是一大段落我们也据此可知,小修在新安校书,整整一月有余了解并厘清这一事实,我们便可看到,《金瓶梅序》的尾署:万历丁巳季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大道中,跟小修的身份及行踪是基本上吻合的东吴客,即指作为楚人的小修客居南京,弄珠下注有解释,漫书是草成的意思,而金阊道中即指由金陵(南京的古称)去苏州的途中苏州有阊门,故阊可作苏州的代称小修是经由苏州下杭州去新安的唯一不合之处是季冬十一月十日还在仲冬,而不是季冬这一不符,只能作这样的解释:即序原于仲冬草成于金阊道中,但到了校书完毕,即十二月季冬的时候,又作了最后的改定,故日期便成了季冬了所以正确的题署应该是:万历丁巳仲冬东吴弄珠客漫书于金阊道中,万历丁巳季冬修改于新安我们因此知道,这个季冬应该就是《新刻金瓶梅词话》刻印完工的时候,而《新刻金瓶梅词话》的刊印地点就在新安但也不排除另一种可能性,即小修所校的并非是刻印好的样本,而只是刻印所据的纸样如果是这样,据纸样刻印成书还需若干月的时间,最后的完工问世当然是要稍晚一些了为什么小修不选择姑苏,而选择新安,来刻印词话本《金瓶梅》呢?毛春翔的《古书版本常谈》提供了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明刻以吴中刻本为最精,闽本最下徽州吴兴乃后起之秀,岂但与苏常争价,实已超越苏常苏常精刻,多在嘉靖之世,万历时,已让位于吴兴,新安了有明一代,杭州刻书之业,凋敝不堪,无足称述徽多巨商,饶于财,收书刻书条件优越,故刻书有特别精美者,为他处所不及页66-67.

[32]徐有多首咏葡萄的诗,借明珠般的葡萄,叹自己生不逢时,作品无处售卖请看下面的两首:

砚田禾黍苦阑珊,何物朝昏给范丹?

虽有明珠生笔底,谁知一颗不堪餐(《徐渭集》,卷4,页1324)

其二:

半生落魄已成翁,独立书斋啸晚风

笔底明珠无处卖,闲抛闲掷野藤中(《中国十大名画家画集-徐渭集》,页37)

徐死《金瓶梅》稿本流传后,徐获得了一批崇拜者,有公安三袁,谢肇浙,黄平倩,方子公,钟君威,等,他们于万历己亥年(1599)在北京崇国寺成立了葡萄社,中郎曾作《崇国寺葡萄园集黄平倩,钟君威,谢在杭,方子公,伯修,小修剧饮》一诗,以志其事(《袁宏道集校笺》,卷2,页641)到了1606年,袁致信谢在杭讨还《金瓶梅》手稿,还提到葡萄社光景,念念不忘(同上,卷3,页1595)因此小修所谓的弄珠,其实是一种含蓄的用典,借用徐渭诗中之语,表达其爱好鉴赏《金瓶梅》的崇仰之情,虽然这种崇仰之情,比起其兄袁宏道,还差了一截

[33]聂付生的《冯梦龙研究》出版于2002年,大概可以算代表了比较新的研究成果该书第二章《冯梦龙的人生历程》是关于冯氏生平介绍,但看了之后,我们对其基本生平资料如生卒年月,家庭背景,科考经历,著述年月等等,因著者研究之不充分,仍然是一无所知比如关于家庭背景,聂先生说冯氏出生于理学名家(页44),仿佛是确凿有据,但一看后面的注,才知道还是采用已故陆树仑的臆测(页63),没有任何的考证根据

[34]二拍》其实是杨慎(1488-1572)写的杨慎为正德辛未年(1511)状元,他撰有其他无数种小说和戏曲作品,就笔者所阅读过并能确定的,包括《国色天香》,《剪灯新话》,《水浒传》,《杨家府通俗演义》,《南北两宋志传》,《醒世姻缘传》,《东周列国志》,《聊斋志异》以及著名的性小说《如意君传》和《杂事秘辛》等,诸宫调《董解元西厢记》,南戏《拜月亭》,和归到明初朱有燉名下的若干杂剧和归到汤显祖名下的传奇四种《临川四梦》等,也是他写的著名的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是经他修改作注出版的,他并且用张尚德的假名为该初版本《三国演义》撰写了小引其他假托元人写的如《中原音韵》和《录鬼簿》等也是他的著作名人著作署名造假混乱,自杨慎始据明人所说,杨慎撰有四百余种作品,另一种说法是二百余种作品,还有一种说法是一百余种作品笔者所见有限,经眼过目者不多,而有些作品,粗读之后,还难以遽下结论究竟是他的著作还是黄娥的著作,尤其是托名为关汉卿的元杂剧笔者有另文详论杨慎和《水浒传》,发表后读者可以参看

[_^strong:2be8e465!][35]话本小说《三言》和《清平山堂话本》,《石点头》,《西湖二集》以及文言小说《娇红记》,《效颦集》,《智囊补》等,都是杨慎的第二任妻黄娥写的黄娥(1498-1580?)还撰有长篇小说多种,包括《三遂平妖传》,《水浒后传》,《皇明英烈传》,《金云翘传》等著名的性小说《素娥篇》也是出于她的手笔(另一性小说《株林野史》也极有可能是她的作品,但笔者限于材料,尚无法作深入的研究,故还不能作最后的确定)最著名的戏曲作品如《北西厢记》和《琵琶记》,以及归为明中期陆粲的传奇《明珠记》,归为李开先的传奇《断发记》和无名氏的传奇《金丸记》,还有许多归到关汉卿和其他人名下的所谓元杂剧和南戏作品,如《窦娥冤》,《救风尘》,《西游记杂剧》和《荆钗记》,等等,其实也是她写的,其中的大部分作品所写的都是关于她与杨慎的传奇经历她并且修改和增补了不少杨慎的小说如《水浒传》,《南北两宋志传》等应该说,明中期(即十六世纪)的大部分重要小说戏曲作品,均为她和杨慎二人所写,或合作撰写的她无疑是明代最伟大的女性作家,也是中国文学史上最伟大的女性作家(宋李清照等不能与之并肩),可惜迄今为止,我们对于黄娥的研究,几乎是零,所以亟需填补此一空白

[[36]《<冯犹龙文钞>作者考》,谷歌网

[37]初刻本的亡佚,恐怕与质量不精有关关于明代地方官员俸钱刊书不精,随刻随亡,叶德辉的《书林清话》有如下记载:宋王琪出守苏州,假庠钱数千缗,大修设厅,既成,漕司不肯破除琪家有杜集善本,即俾公使库钱镂板印万本,每部值千钱,士人争买之既赏省库,羡余以给公厨此又大裨帑费,不但文雅也按明时官出俸钱刻书,本缘宋漕司好事之习,然校勘不善,讹谬滋多,至今藏书家,均视当时书帕本比之经厂坊肆,名价低廉,殆有过之然则昔人所谓刻一书而一书亡者,明人固不得辞其咎矣《书林清话》,页180

[38]《万历野获编》,卷2,页652

[39]转引自《<金瓶梅>资料汇编》,谷歌网

[40]胡小伟《<金瓶梅>全本早期收藏者刘金吾考》《文学遗产》,1992年第2期谷歌网

[41]《袁宏道集校笺》,卷3,页1596

[42]《金学考论》,页66

[43]笔者写完此文后,看到日本学者鸟居久晴的论文《金瓶梅版本考》和《金瓶梅版本考再补》,完全印证了东洋文库本和内阁本确是同一个本子见黄霖,王国安编译的《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22和 72

[44]笔者写完此文后,看到《金瓶梅解说》和《金瓶梅版本考》二文,作者小野忍和鸟居久晴对批评本系统的版本意见,也以首图本(即原藏北京孔德学校图书馆)为最古老,与笔者所见相同见《日本研究金瓶梅论文集》,页6-7 和22

[45]《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上,扉页5

[46]叶德辉《书林清话》有一节专论明时官刻书只准翻印不准另刻的问题,也可间接地说明首图本为初刻本的翻印本见《书林清话》,页179-180而且根据该节所引提刑按察司致建宁府牒文,此不准另刻之规定似只针对书坊射利,而并不包括官员私人刻书在内故据此可以推断,以北大本为代表的那种每半页十行,每行二十二字类型的另刻本子,绝非书坊敢于所为,而很可能也是官员赞助刻印的本子,而赞助之官员又很可能是很有权势的,故才敢于另刻

[47]《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上,页390

[48]哈佛大学的田晓菲教授著有《秋水堂论金瓶梅》一书,书中也提到原本的问题,认为是指《水浒传》,笔者与其意见是一致的谷歌网:国学导航

[49]《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卷上,页57

[50]同上,卷上,页9

[51]这里还可以再提供一条关于原本的证据此次吴敢先生来访,承其馈赠一套他和刘辉所校点的《会评会校金瓶梅》,翻阅一过后,看到书前有多幀第一奇书的版本影印照片,其中一帧是皋鹤堂梓行的第一奇书本的扉页,上面大字金瓶梅的标题下有小字姑苏原板四个字第一奇书本是依据批评本,而不是词话本,所以皋鹤堂的第一奇书本也同样可以为我们印证这一点:即批评本的的确确应该就是原本,而且其初刻本的的确确就在吴中梓行,否则的话,该板扉页决不会随便加上姑苏原板的字样作为广告的这一条证据也颇有助于说明我的观点:即初刻本为批评本,而不是词话本

文章作者单位:Norwich University (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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