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桂桐 ▏《金瓶梅》成书年代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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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瓶梅问世不久,当时的两位重要知情人屠本峻和沈德符就说作者是嘉靖朝人,写的是嘉靖年间的事,书亦当成嘉靖年间正因为他俩是《金瓶梅》的知情人,所以《金瓶梅》成书于嘉靖年间便似乎成了定论
20世纪三十年代,郑振铎、吴晗先生著文提出《金瓶梅》成书于明代万历中期此说一出,盛行了几百年的嘉靖说为之动摇,《金瓶梅》成书年代问题似成定论,海内外信从者颇多
但近些年来,情况有了很大改变,人们对于郑、吴二位先生立论的依据逐一作了辩证,认为这些论据并不能构成《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的铁证
谈到《金瓶梅》的成书年代,有一个重要问题不能不涉及,这就是抄本《金瓶梅》与初刊本《金瓶梅》以及现存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之间的关系问题
因为如果《金瓶梅》在传抄以及刊刻过程中,某些研究者的推论那样在不断地被修改着,那么其成书年代难以断定,因而必然会出现各种不同的结论
据笔者考证,现存文献所著录的各种《金瓶梅》抄本系统之间,根本没有重大的区别,而只有个别字句的不同,所谓在内容上有较大的不同的南方系统抄本与北方系统抄本根本不存在;
初刊本(即有万历丁已年东吴弄珠客序的所谓丁已本)用的是刘承禧系统的抄本作底本,除第53回至57回之外,与刘承禧系统之抄本基本一致;而现存万历本《新刻金瓶梅词话》是初刊本之翻刻
对此,我将在《金瓶梅抄本考》中加以叙述,读者可以参见
《金瓶梅》成书年代既然不易确定,所以近年来,中外学术界在探讨这一问题时普遍采取尽量缩小范围的做法,将其成书年代之上限与下限分别加以论证,这无疑是正确的
《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下限,当不会晚于万历二十四年,这有此年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借抄《金瓶梅》的信可以作证
能否再向前推呢?刘辉同志以为似可提前到万历二十年左右,或更早一点(1);徐朔方先生则定为万历十七年(2),这自然都不无道理,但仍属推论,尚缺乏铁证

《金瓶梅词话》影印本

关于《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海内外学术界意见似乎比较一致,即不会早于嘉靖二十六年这至少有两条证据:
其一为《金瓶梅》中引用之《五戒禅师私红莲记》刊行于嘉靖二十六年;
其二为《金瓶梅》中曾多处引用了李开先的传奇《宝剑记》中的曲词,而李开先在《市井艳词又序》中说《登坛》及《宝剑记》脱稿于丁末夏,即嘉靖二十六年(1547)
除此之外,不少研究者从《金瓶梅词话》中所大量引用的时调小曲的流行年代,以及当时戏剧演唱之情况等等来推论《金瓶梅》的成书年代,这确实不失为条重要途径但这种推论往往跨度较大,难以确指较为具体之年代,只能推测出一个大致的年代范围
我们认为,探求《金瓶梅》之成书年代,由于现存的文献缺乏确凿的记载,这就不能不从作品本身寻找内证,因此我们便不能不对《金瓶梅》所涉及到的内容作所谓全方位的考证
在这种考证过程中,我们发现,《金瓶梅》中写到的于史有载的明代人物可以帮助我们确定该书的成书年代
但是,在使用这些材料之前,我们不能不对《金瓶梅》中所描写的人物情况,做一大致的叙述,即对使用这种材料的可靠性问题加以简要说明
《金瓶梅》中写到的各种人物,据不完全统计,已在800人以上在这些人物中,确有不少是作者为了创作需要而编造出来的人物,诸如第三十四回、三十五回中写到的城市游民游手、郝贤等等
但是《金瓶梅》中提到的文武官员,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材料来看,却似乎绝大多数都是见于宋、明两代之正史或野史笔记中的真实历史人物,包括张竹坡认为是用谐音法造出来的何其高、宋乔年等人在内
当然,《金瓶梅》中写到的这些官员,与史籍相核,不仅往往籍贯不对,而且有明显的移花接木、张冠李戴的现象,比如书中的重要人物狄斯彬其乡贯为溧阳人,祖籍为天水(详下文),而《金瓶梅》却说他本贯河南舞阳县人,他似乎也根本未曾做过阳谷县丞等等
但我们以为这并不完全妨碍我们通过这些人物来考求《金瓶梅》的成书年代当然我们在使用这些材料时需要采取审慎的态度
我们在对《金瓶梅》中写到的文武官员进行考证的过程中,发现这些人中有五位嘉靖年间的进士,他们是曹禾(四十九回)、凌云翼(六十五回)、狄斯彬(四十九回、六十五回)、黄甲(六十五回)、赵讷(六十五回、七十七回)
将《金瓶梅》一书中对上述五人的描写与他们的生平行事相核,基本相符,因此我们认为上述《金瓶梅》中写到的五人正是历史中的真实人物,因之可以用来帮助我们推求《金瓶梅》的成书年代
现据《金瓶梅》一书对上述五人之描写,结合其生平行事,按年代先后次序,对《金瓶梅》成书年代上限推衍考证如下:
(一)嘉靖二十六年至二十九年
上述五人中,曹禾、凌云翼、狄斯彬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黄甲为嘉靖二十九年进士
这四人在中进士之前,即释褐之前,基本上是默默无闻,不为世人所知
《金瓶梅》这样集中地写到嘉靖二十六年与二十九年的四位进士,必当在此四人中进士或谓释褐之后,尽管其所任职官并非与《金瓶梅》中所写一致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金瓶梅》成书之上限必在嘉靖二十六年、嘉靖二十九年之后
(二)嘉靖三十一年
上述四人中,《金瓶梅》中描写较多的是狄斯彬其第48回中写到:

府尹胡师文见了上司批下来,慌得手脚无措即调委阳谷县县丞狄斯彬——本贯河南舞阳人氏为人刚且方,不要钱,问事胡突,人都号他做狄混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明文下来,沿河查访苗天秀尸首下落也是合当有事,不想这狄县丞率领一行人,巡访到清河县城西河边正行之际,忽见马头前一阵旋风,团团不散,只随着狄公马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狄县丞道:怪哉!遂勒住马,令左右公人:你去随此旋风,务要跟寻个下落那公人真个跟定旋风而来,七八将近新河口而止,走来回覆了狄公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狄公即拘了里老来,用锹掘开岸上深数尺,见一死尸,宛然颈有一刀,命仵作检视明白,问其前面是那里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公人禀道离此不远就是慈惠寺县丞即令拘寺中僧行问之,皆言:去冬十月中,本寺放水灯儿,见一死尸从上流而来,漂入港里,长老慈悲,故收而埋之不知为何而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县丞道:分明是汝众僧谋杀此人,埋于此处想必身上有财帛,故不肯实说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于是不由分说,先把长老一箍、两拶、一夹、一百敲,余者众僧都是二十板,俱令收入狱中,回覆曾公再行报看各僧皆称冤不服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本文中引《金瓶梅》之文,均用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金瓶梅词话》)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第六十五回写得极为简单:

那日午间,又是本县知县李拱极,县丞钱斯成,主簿任良贵,典吏夏恭棋,又有阳谷县狄斯朽,共五员官,都斗了分,穿孝服来上纸帛吊问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按:48回中狄斯彬为县丞,此处写为知县;此回中之彬字误刊为朽
狄斯彬,《明史》有传,附马从谦传之后,只有一句话:斯彬,从谦同邑人也
据《明清进士题名碑录索引》载:狄斯彬,应天府溧阳人,军籍,明嘉靖二十六年榜三甲第一二七名进士
关于狄斯彬之生平,我们请教了溧阳县县志办公室,他们将清嘉庆《溧阳县志•宦绩》中所载的狄斯彬传转抄给了我们,现照录如下:

狄斯彬,字文仲,冲从子也嘉靖二十六年登进士第,授行人,擢御史(据旧县志)会光禄少卿马从谦以奏论中官杜泰乾没光禄银,坐诽谤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14.html

斯彬劾泰如从谦言,竟下从谦法司,而谪斯彬边方杂职(据《明史•杨允绳传》)得宣武典吏,寻擢南京兵部主事

日本入寇,陪都震惊,斯彬面陈方略于某尚书,江上籍无恐继而备兵荆湖间,九溪蛮素交通豪民,肆行剽掠

至是,惮斯彬威信,屏迹无敢复哗擢本省参议致仕归,修辑家乘,别撰《山居野志》,实即县志也

其赋役门,首斥四司重复之税,并东南、西北乡科敛不均,所驳正一准巡抚欧阳铎书册万历三年应天府尹汪宗伊见此书,乃毅然照旧改派,计减平米九千三百余石、编银六千三百余两,实有功一邑云

著书备见《艺文志》(据旧县志及钟于序所作《厘弊实绩》),祀乡贤

此外,溧阳县志办附了一条有关材料,现亦照录如下:

另查《嘉庆溧阳县志•始迁》载狄氏祖先:狄英字天秀,天水人,随宋高宗南渡,举贤良方正,任江浙省副使,开府溧阳致仕,遂居胥渚里,今狄氏祖也

就狄斯彬生平来看,他根本没有任过阳谷县丞或知县,阳谷县志亦无此种记载;且已如上所述,狄之乡籍为溧阳,祖籍为天水,但《金瓶梅》却说他本贯河南舞阳人氏,显然有误
又据美国学者韩南在《〈金瓶梅〉素材探源》中考证:《金瓶梅》中所写苗青苗员外一案,实本于公案故事《港口渔翁》,其最早版本见之于《百家公案全传》

《溧阳县志》书影

《港口渔翁》叙述扬州一位乐善好施的富翁蒋天秀在乘船前往京城的途中为仆人和艄公所害,后来凶手和艄公被捉拿归案偿命,而那位仆人董某却逍遥法外,甚至成了一位富商,只是过了几年之后,自己也碰上了强盗而死于非命
第四十七回和第四十八回中所叙述的此故事虽主要来源于《港口渔翁》,但作了不少改动
蒋天秀变为苗天秀,仆人董某变成了苗某,故事中的若干细节亦作了改动
在《金瓶梅》中,苗青向西门庆行贿以使自己免受惩罚,而西门庆买通恩主蔡京,反而使清廉的曾御史被贬
因此《金瓶梅》中的苗员外一案虽本于《港口渔翁》,实则已是再创作,而首理此案的官吏则冠到狄斯彬头上
尽管如此,我们认为《金瓶梅》作者是熟悉狄斯彬的书中关于狄为人刚而且方,不要钱的描写,也大体符合狄的行事
因之,从《金瓶梅》关于狄斯彬的描写以及狄的生平行事来看,无疑可以推求《金瓶梅》创作年代之上限,这就要看狄斯彬是何时才可能被写进书中
就狄斯彬的生平来看,对照《金瓶梅》对他的描写,狄被写进书中,恐怕只能是其与马从谦弹劾杜泰以后
马从谦奏劾杜泰一事,《明史•马从谦传》有较详之记载:

马从谦,字益之,溧阳人嘉靖十年举顺天乡试第一越三年成进士,授工部主事出治二洪,有政绩改官主客,擢尚宝丞,掌内阁制诰

章盛太后崩,劝帝行三年丧,不报稍进光禄少卿提督中官杜泰乾没岁银钜万,为从谦奏发,泰因诬从谦诽谤巡视给事中孙允中、御史狄斯彬劾泰,如从谦言

帝方恶人言谯斋,而从谦奏劾及之,怒下从谦及泰诏狱,所司言诽谤无左证,帝益怒,下从谦法司,以允中、斯彬党庇,谪边方杂职

法司拟从谦戍远边帝命廷杖八十,戍烟瘴,竟死杖下而泰以能发谤臣罪,宥之时三十一年十二月也

狄斯彬中进士前默默无闻,难为世人所知,中进士后,授行人,擢御史,根本没有马上做地方官
《金瓶梅》谓其为阳谷县丞,虽事出无稽,但只能在弹劾杜泰之后,因为一则弹劾杜泰一事影响遍及朝野,二则其在被谪后充边方杂职,所以狄斯彬最早只能在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之后才可能被写进《金瓶梅》中,由此可以推知,《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必在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之后
(三)嘉靖三十八年
第65回、第77回均提到赵讷赵讷为嘉靖三十八年进士,中进士前亦少为世所知
他被写进《金瓶梅》之中,必当在中进士作官之后此可证《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必在嘉靖三十八年之后
(四)嘉靖四十年
《金瓶梅》中写到的上述五位嘉靖年间的进士,写到其人之事迹较多的,除了狄斯彬,还有曹禾其四十九回写 道:

蔡御史道:老母到也安,学生在家,不觉荏苒半载回来见朝,不想被曹禾论劾,将学生敝同年一十四人之在史馆者,一时皆黜授外职,学生便选在西台,断点两淮巡盐,宋年兄便在贵处巡安,也是蔡老先生门下西门庆问道:如今安老先生在哪里?蔡御史道:安凤山他已升了工部主事,往荆州催攒黄木去了,也待好来也

《金瓶梅》既明言曹禾论劾了一大批人,因此,我们便不能不涉及到曹禾的生平行事据《嘉兴府志》载:

曹禾,字世嘉,父渭以椽为驿丞禾以进士知鄱阳县,入为工科给事中,奏请蠲浙直被倭郡县田租,从之进工科都给事中,寻坐累外谪,迁松江府推官,历知韶州府

又据国立中央图书馆编印之《明人传记资料索引》载:

曹禾,字世嘉,号龙田,浙江平湖人,嘉靖二十六年进士由江西鄱阳知县,选工科给事中,降直隶无为州判 官,仕至广东韶州府知府,以忧归

由《金瓶梅》关于曹禾论劾之描写,对照曹禾之生平行事,则不仅可以看出《金瓶梅》对于曹禾之描写基本符合其实际,而且似可推知曹禾之被写进《金瓶梅》中,必在其坐累外谪,降直隶无为州判官之后
据直隶《无为州志》载,曹禾作无为州判官时,其前任为黄正色(河南光山人,由进士以御史谪任),其后任为沈哲(浙江仁和人,由例贡任)
曹禾任是职之准确年代尚未查出,但曹禾由无为州判官而迁松江府推官曹禾任松江府推官,据《松江府志》载,在嘉靖四十二年,则曹禾之任无为州判官当在嘉靖四十至四十一年
由此似可推知《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当不早于嘉靖四十年
(五)隆庆初年以后
上面我们提到,狄斯彬之被写进《金瓶梅》,当必在嘉靖三十一年十二月以后那么到底以后到何时呢?
《明史•马从谦传》中写到:

久之,光禄寺灾,帝曰:此马从谦余蘖所致耳隆庆初,恤先朝建言杖死诸臣中官追恨从谦,沮之给事中王治、御史庞尚鹏力争,帝以从谦所犯,比子骂父,终不许

《金瓶梅》的作者虽然指斥时政,甚至把矛头直接向皇帝,但就全书来看,却没有针锋相对地直接冒犯当朝皇帝之诏命的表现
而就嘉靖对马从谦的仇视愤怒来看,《金瓶梅》作者似乎亦并敢于顶着烟直上
又就《金瓶梅》全书中对中官之憎恶态度而言,将马从谦之同党写进书中,似亦应在隆庆初,恤先朝建言杖死诸臣之后
杜泰为中官,其吞没巨银之劣迹当然为《金瓶梅》作者所不齿,但更为作者憎恶的当为对从谦死且不赦
总之揆之情理,马从谦同党狄斯彬之被写进《金瓶梅》中,必当为隆庆初,恤先朝建言杖死诸臣之后
此时,穆宗虽仍痛恨马从谦,但似未尽及其同党狄斯彬,所以狄斯彬得宣武典史,寻擢南京兵部主事
后来,无论是日本入寇,狄面陈方略于某尚书;或备兵荆州湖间,均有功于王室此时将狄写入《金瓶梅》中,绝不致引起皇上的追究
由此似可推求《金瓶梅》成书之上限当不早于隆庆初
又据聊城《金瓶梅》研究学会同仁王萤、王连州和阎增山同志考证,《金瓶梅》中西门庆所居地名为清河,实为临清《金瓶梅》以临清为背景,作者是个临清通(详见笔者主编《金瓶梅考论》第一辑,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
这不仅因为清河无论过去或现在,都没有《金瓶梅》中写到的那种大场面,只有临清才可当之,而且因为《金瓶梅》中的地名不仅与临清地名(现多有遗址)相同甚多,而各地名之间的位置组合也与临清相同;更为有力的证据是《金瓶梅》后二十回中,作者还常将清河与临清相混清河无狮子街,而临清则实有之
从《金瓶梅》中对狮子街的描写(包括其方位)来看,亦正同于临清的狮子街但临清之狮子桥和街建于隆庆元年康熙年间编撰之《临清州志•孝义王勋》记道:

官巡抚,好义喜施先是临清诸街水道咸汇大寺门前,居民受患者,不下千余家,隆庆元年,勋独捐资,力修沟渠,建石桥于卫河东岸,名狮子桥,至今赖之,有碑文载其事

1934年编撰之《临清县志》云:

狮子桥,卫河北岸,明隆庆时州人王勋建为大街,两水汇归入卫之处

若然,则此殊不失为《金瓶梅》成书年代考证的一条重要线索,其亦可作为《金瓶梅》成书在隆庆初年之后的一条旁证

《<金瓶梅>版本研究枢要》

(六)万历八年前后
第六十五回写到黄甲,只云其为登州府黄甲,为山东八府之官
黄甲,乡贯江西上犹,户籍南京兴武卫,军籍,明嘉靖二十九年二甲第三十一名进士
《中国人名大字典》谓:黄甲,(明)南京人,字首卿,嘉靖进士,仕至通判为人傲兀使气,以文章自负与李攀龙、王世贞等七子同时而不相附丽有《凤岩集》
据光绪年间编撰之《上犹县志》记载,黄甲任过南京吏部稽勋司主事;据钱谦益《列朝诗集小传•黄运判甲》载黄甲官吏部验封左宦盐运,似乎从未任过登州府知府
关于黄甲的生平行事,迄今未搞清楚尚知者为黄甲还著有《独鉴录》、《凤岩编年稿》、《蜇南选稿》二十六卷,有《自赏集》
我以为黄甲之被写进《金瓶梅》中,而且冠以知府之职,似当在其任吏部验封左宦盐运之时或其后,这不仅因为从《金瓶梅》中可以看出作者对当时盐运情况很熟,而且对运河及河道治理情况很了解(详见下文),对当时南京的官吏亦较清楚,可惜一直未查到黄甲任是职之年代
仅据钱谦益小传谓黄甲与七子同时而不相附丽,及官吏部验封左宦盐运,迄以不振等语以及其著作篇目推之,似当在万历初年尚任是职但不知确否,只好暂付阙如,待以后补入(这里提供一点线索,希望得到知情人之赐教
第六十五回与黄甲同时被列为山东八府之官的还有凌云翼,书中称其为兖州府凌云翼,即凌为兖州府知府
凌云翼,《明史》卷二二二有传传较详,不录,中有云:

召为南京工部尚书,就改兵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河臣潘季驯召入,遂兼督河道

凌云翼似乎未曾任过兖州知府
《金瓶梅》冠以此职,考凌之生平,似只宜在其被召为南京工部尚书以后,即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淮扬及兼督河道之时
查凌云翼之被召为南京工部尚书,事在万历六年十月,则其总督漕运等等均在是年之后
自万历六年以后至万历十五年左右,凌云翼在总督漕运、巡抚淮扬及兼督河道期间,曾大力治理过运河这方面的材料很多,除有关典籍记载之外,尚存有凌所写的若干疏文等等,这里不录
从《金瓶梅》一书中多次写到的运河情况,以及作者对治理运河情况的反复提及来看,作者对漕运情况,以及运河治理情况相当熟悉,因此作者说凌云翼为兖州府知府,则不仅地域与凌云翼之为官处沾边,而且作者似只有此时或其后才较有可能将其写入书中
这种推断的另一个证明是赵讷赵讷之生平如下:

赵讷,字孟敏,孝义人,嘉靖乙未进士初授定兴令,赈饥有法,调江都

时权贵欲以其邑税粮派邻邑,不从,升刑部主事,服阙,补户部,差管徐州仓出羡余修吕梁洪桥,升四川保宁府知府

甫三月,乞归,囊橐萧然,束带无饰金银者讷秉性俭约,不注家人生产,嗜读书,寒暑不辍,教人以孝友为先,实行副之

刻语录诗文三十卷,郡县旧志续篡年七十九卒,门人私谥文直先生

(《山西日通志》卷一百三十七)

《金瓶梅》作者给赵讷加了个山东廉访使的官职,这是很耐人寻味的
更为值得人们注意的是在第7回中,在山东巡按监察御史宋乔年举劾地方文武官的题奏中说:廉使赵讷纲纪清,市民服习
据我们考证,宋乔年的这个题奏中涉及到的于史有考的历史人物,其评语皆与其人之生平行事相符,我们只要将宋乔年对赵讷之评语与上述赵讷之传记相核,就不难看出《金瓶梅》之作者对赵讷是熟悉的
而就赵讷的生平行事来看,则《金瓶梅》的将其写入书中,当在赵讷补户部,差管徐州仓时或其后,这不仅因其在任是职时修建运河上的重要津口吕梁桥,在当时影响较大,而且也才与山东廉访使在地域上沾边,在性格上相符
赵讷差管徐州仓之准确年代尚未考出但已考知其前任为进士李燧,其后任为进士姜士昌
姜士昌《明史》有传,较详,不录其中进士在万历八年,中进士后官户部徐州仓正是由户部分管,赵讷亦是补户部而差管徐州仓,则姜士昌之差管徐州仓必在万历八年或八年以后无疑
当时此职是三年一任,可见赵讷是万历六年至八年间任是职《金瓶梅》既然只有在此时或其后方能将赵讷写入书中,则其成书年代之上限必不早于万历六年至八年
通过上述考证我们认为《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上限当不早于万历六年至八年,其下限绝不晚于万历二十四年,其成书年代大约是万历九年至万历二十年之间
因此,我们认为五十年前,文学史家郑振铎先生、明史专家吴晗先生推断《金瓶梅》成书于万历中期或万历年间(二位先生似未举出万历二十四年袁宏道给董其昌的借抄《金瓶梅》的信,而只见到万历三十四年丙午袁宏道给谢在杭的信,因此吴晗先生将《金瓶梅》成书年代之下限定为不晚于万历三十四年)的结论是正确的,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

《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

注释:
(1)刘辉《金瓶梅成书与版本研究》,辽宁人民出版社,1986年6月
(2)徐朔方《〈金瓶梅>的成书以及对它的评价》,载徐朔方、刘辉编《金瓶梅论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11月

文章作者单位:山东外事职业大学

刊于《叶桂桐<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出版转请注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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