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中明 ▏论《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构思（中 ）

鲁迅说：「诸『世情书』中，《金瓶梅》最有名」[31]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如同花卉离不开土壤一样，人也绝不可能脱离一定的社会环境而生活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着眼于揭露世情，而不只是揭露个别坏人，把典型人物和典型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这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又一基本特点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政治性强，以重大的政治、军事斗争为题材，刻画非凡的英雄群像和展现广阔的历史场景，这是《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我国古典小说所开创的优良传统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金瓶梅》对我国古典小说的这个传统作了重大的突破它是以市井商人西门庆的日常家庭生活琐事为题材，所描写的是「市井之常谈，闺房之碎语」，甚至「其中未免语涉俚俗，气含脂粉」[32]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相比，《金瓶梅》可以说确实是开拓了一个崭新的小说艺术天地，标志着我国古典小说艺术的重大发展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但是，我们既不能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传统，来贬低或否定《金瓶梅》，也不应以《金瓶梅》的艺术创新，来贬低在它以前产生的优秀作品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因为事实上，《金瓶梅》的艺术创新跟《三国演义》《水浒传》的艺术传统并不是对立的，不仅《金瓶梅》的题材本身就是直接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和潘金莲的故事因袭过来的，而且它也继承了《三国演义》《水浒传》政治性强的优良传统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2054.html

不同的只不过它不是直接以政治军事斗争为题材，不是着眼于揭露某些奸臣、贪官的罪孽，而是把描写日常家庭生活琐事与揭露封建道德的沦丧、政治的腐败、世情的险恶结合起来，既使文笔更加细腻入微，更加贴近生活的真实，又使整个作品具有更加冷峻、严酷，更加广泛、深邃的政治倾向性

《金瓶梅》这种对我国小说传统既有继承又有重大的发展，突出地表现在对《水浒传》中武松与西门庆的故事作了独特的艺术构思和艺术处理，即增加了个李外传为替死鬼，让西门庆从武松的铁拳下死里逃生

文龙说：「《水浒传》已死之西门庆，而《金瓶梅》活之；不但活之，而且富之贵之，有财以肆其淫，有势以助其淫，有色以供其淫，虽非令终，却是乐死；虽生前丧子，却死后有儿

作者岂有爱于西门庆乎？是殆嫉世病俗之心，意有所激、有所触而为此书也」[33]

不是看重于惩罚西门庆这一个坏人，而是着眼于「嫉世病俗」，使人们从西门庆的兴衰史中「有所激，有所触」，并进而「知盛衰消长之机」，[34]使之足以「为世戒」[35]

这确实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又一个独特创造

《金瓶梅》作者让李外传代替西门庆被武松打死，这个关键性情节的改变，反映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有一系列的新变化和新特点：

首先，艺术构思是从作家的理想出发，还是从现实出发？让武松把西门庆一拳打死，既使武松能够报仇雪恨，又使坏人迅即得到应得的惩罚这当然是最符合理想的艺术处理

然而这并不符合现实生活中的常规

在那个时代，现实生活中普遍的必然的规律，是好人欲报仇雪恨不得，遭到无辜的打击和陷害，受尽无穷的苦难和折磨，而坏人尽管作恶多端，却依然飞黄腾达，享尽荣华富贵

《金瓶梅》作者以这种严格忠于现实生活的艺术构思，来改变武松和西门庆的命运，既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加现实化和真实化了，又使其所反映的社会典型意义也更加丰富化和深刻化了，从现实出发，严格忠于现实生活，这便是《金瓶梅》整个艺术构思的基本走向

其次，艺术构思是着眼于惩治个别坏人，还是着眼于揭露整个社会？

《水浒传》中武松在报仇杀人之后，作者说：「县官念武松是个义气烈汉，又想他上京去了这一遭，一心要周全他」，并主动在上报的文书上减轻他的罪名；

东平府尹陈文昭也「哀怜武松是个有义的烈汉，如常差人看觑他，因此节级牢子都不要他一文钱，倒把酒食与他吃」（第27回）

仿佛这些官吏都不是站在西门庆一边，而是统统为武松这个「有义的烈汉」所感化了

这不仅把属于封建伦理道德范畴的「义」加以理想化了，而且使西门庆成为孤立的个别坏人，仿佛只要打死一个西门庆，就真的能报仇雪恨了

《金瓶梅》把西门庆写成事先就得到县衙皂隶李外传的通风报信，使他得以逃脱武松的惩罚

由于「知县受了西门庆贿赂」，对待武松便「一夜把脸翻了」，「喝令左右：『与我加起刑来！』」（第10 回）

寥寥几笔，把这个县官充当西门庆帮凶的丑恶嘴脸，活现在读者的眼前

在《金瓶梅》中虽然也称东平府尹陈文昭「极是个清廉的官」，明知「此人为兄报仇，误打死这李外传，也是个有义的烈汉，比故杀平人不同」，但由于西门庆在朝廷里有靠山，陈府尹便只得「当堂读了朝廷明降」，将武松「免不得脊杖四十，取一具七斤半铁叶团头枷钉了，脸上刺了两行金字，迭配孟州牢域」了事

这就进一步揭示出，无论是赃官或清官，在那个黑暗的时代，他们都必然是跟有钱有势的西门庆站在一起，充当镇压武松等被压迫者的专政工具；

西门庆绝不是孤立的一个恶豪，他是跟上上下下的封建统治势力勾结在一起的，因此，武松与西门庆的斗争，绝不只是个人之间报仇雪恨的问题，而是在实质上反映了两个阶级之间严重的阶级斗争

尽管作者不可能自觉地明确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着眼于对整个社会黑暗政治的揭露，就必然使他的艺术构思的视野如海洋一般辽阔、深邃，不是局限于笔下的一、二个人物，而是把典型人物置于深广的典型社会环境之中

再次，艺术构思是着力于塑造理想的高大的英雄人物，还是着力于刻画真实的普通的人物？

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反映了作家不同的气质和不同的创作方法，颇为类似于法国十九世纪杰出的现实主义小说家福楼拜致法国浪漫主义小说家乔治‧桑的信中所说的：

「你，事无巨细，一下子就升到天空，再从上空降到地面你由先见、原理、理想出发

这就是你对人生宽厚的原因、你心平气和的原因，正确些说，是你伟大之处─我呀，可怜的东西，胶着在地面上，好像穿的是铅底鞋；一切刺激我、撕裂我、蹂躏我；我上去要费老大的力气

假如我用你的方式来看整个人世，我会变成可笑的了，如此而已

因为你白向我传道，我不能另来一个我的气质以外的气质，或是另来一套不是根据我的气质发展起来的美学」[36]

因此，《金瓶梅》的艺术构思就是力求要使武松、西门庆等人物形象现实化、真实化

在《金瓶梅》作者看来，西门庆既然不是孤立的一个坏人，而是与整个封建统治势力勾结在一起的，那么，武松跟西门庆的斗争，走个人复仇的道路就必然是行不通的

不但复仇不成，而且势必遭到封建政权的残酷镇压，最后只有「上梁山为盗去」（第87 回），走集体武装反抗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

《金瓶梅》作者的这种艺术构思和艺术处理，是建立在对现实的社会关系具有极为清醒的认识和深刻的理解的基础之上的；它不是要以理想的高大的英雄形象来感染人、鼓舞人，而是要以逼真的平凡的普通人的形象来惊醒人、教育人

文龙还指出：「李外传之传，读作去声，方合本旨，故用之以脱卸西门庆《水浒》为里传，此书为外传也」[37]

所谓「里传」，是指《水浒传》直接为水浒英雄作传，而《金瓶梅》作为《水浒传》的「外传」，则是侧重揭露整个封建统治的腐朽、黑暗，为武松等水浒英雄之所以走上造反的道路，描绘出一幅人心隳败、世道衰微的社会生活画卷

两书艺术构思的侧重点，虽有理想与现实、歌颂与暴露、「里传」与「外传」之别，但在对封建统治的态度上，却同样采取了进行揭露、批判的政治倾向

如果说《水浒传》是「里传」，其中心人物是武松等水浒英雄的话，那么《金瓶梅》作为「外传」，则是以西门庆等丑角为中心人物

在家庭内部西门庆与众妻妾之间的关系，由于一夫多妻制和西门庆的滥施淫欲，而引起夫与妻、妻与妾、妾与妾之间的种种矛盾；

西门庆与众伙计、奴婢之间的关系，由于残酷的奴役和剥削，而引起来旺夫妇遭迫害和最后韩道国、来保卷款潜逃等阶级矛盾；

西门庆与应伯爵等帮闲的关系，由于经济地位的悬殊而引起世情冷暖的矛盾；

西门庆与李桂姐、王六儿、林太太等妓女、姘妇的关系，由于性生活上的腐化堕落，不仅引起道德沦丧，而且导致西门庆本人的髓竭人亡；

西门庆与蔡京、蔡状元、宋巡按等官场人物的关系，由于西门庆能为他们提供金钱美女、珍馐佳肴，便得到他们的庇护和提拔，不管西门庆如何不断地猖狂作恶，他都能够化险为夷，为所欲为，不但逍遥法外，而且还加官进禄，而敢于跟西门庆作斗争的武松、来旺、宋仁等等则一个个皆惨遭迫害

《金瓶梅》中的西门庆与《水浒传》中的西门庆最根本的区别，不仅在于有主角和配角之分，《金瓶梅》作者是把他置于封建没落社会上下左右全部复杂的关系网之中的，更重要的，他不只是个淫棍，还是个极为丰富复杂、具有多方面性格特征的活生生的艺术形象

他既有新兴市民暴发户的进取性和冒险性，更有垂死的封建阶级的专制性和腐朽性，具有极为深广的社会典型意义正如鲁迅所指出的：

「至谓此书之作，专以写市井间淫夫荡妇，则与本文殊不符，缘西门庆故称世家，为搢绅，不惟交通权贵，即士类亦与周旋，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盖非独摹下流言行，加以笔伐而已」[38]

「着此一家，即骂尽诸色」，这正是《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独到和深刻之处─赋予普通人的形象以极为深广的社会典型意义

正因为《金瓶梅》作者的艺术构思是着力于刻画真实的普通人，赋予普通人的形象以深广的社会典型意义，因此，他就不是把他笔下的人物加以神化，

不是把目光集中在西门庆一个人身上，而是力求面对现实，使他的目光四射，左顾右盼，由此及彼，由小见大，在广泛的社会关系之中，既突出了西门庆这一个主人公，又通过再现环绕西门庆的众生相，揭露了整个封建社会

如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所指出的：《金瓶梅》因西门庆一分人家，写好几分人家，如武大一家，花子虚一家，乔大户一家，陈洪一家，吴大舅一家，张大户一家，王招宣一家，应伯爵一家，周守备一家，何千户一家，夏提刑一家，他如翟云峰在东京不算，伙计家以及女眷不往来者不算凡这几家，大约清河县官员大户，屈指已遍；因而一人写及一县[39]

《金瓶梅》不仅「因一人写及一县」，而且还因「一家」写及了「天下国家」如张竹坡在第70 回回评中所指出的：

「甚矣，夫作书者必大不得于时势，方作寓言以垂世今止言一家，不及天下国家，何以见怨之深而不能忘哉故此回历叙运艮峰之赏无谓，诸奸臣之贪位慕禄，以一发胸中之恨也」[40]

「因一人写及一县」，因「一家」写及「天下国家」，不只是从《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广泛性的角度来看是如此，更重要的，还由此反映出了《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深刻性

如张竹坡在〈金瓶梅读法〉中所指出的：文章有加一倍写法此书则善于加倍写也如写西门之热，更写蔡、宋二御史，更写六黄太尉，更写蔡太师，更写朝房，此加一倍热也如写西门之冷，则更写一敬济在冷铺中，更写蔡太师充军，更写徽、钦北狩，真是加一倍冷要之加一倍热，更欲写西门之热者何限，而西门独倚财肆恶；加一倍冷者，正欲写如西门之冷者何穷，而西门乃不早见机也[41]

《金瓶梅》之所以采用这种「加一倍写法」，乃因为作者在艺术构思上「欲写如西门之热者何限」，「欲写如西门之冷者何穷」

这种艺术构思的特点是由此及彼，由小及大，寓深刻性于广泛性之中最突出的事例，如杀人犯苗青，作者不是孤立地揭露苗青如何谋财害命，西门庆如何贪赃枉法，而是由此写出：

苗青如何通过王六儿的邻居乐三嫂用银子买通西门庆的姘妇王六儿，通过王六儿向西门庆走后门，西门庆得了一千两银子的贿赂，又以其中的五百两买通同僚夏提刑，使苗青得以逃脱法办

接着作者又写出由于这桩人命案发展为受贿案，西门庆受到山东巡按御史曾孝序的弹劾（第48 回）

按照通常的艺术构思，以揭露西门庆等人的贪赃枉法，来歌颂曾孝序为「极是个清廉正气的官」也就大功告成了

可是《金瓶梅》作者却打破这种揭露贪官、颂扬清官的俗套，而写曾孝序因为参劾西门庆的罪行，却遭到了朝廷给予罢官流放的处分；西门庆则因给朝廷太师蔡京送了大量珍贵礼品，不但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办，相反却由理刑副千户晋升为正千户

《宋史》第218 卷有曾孝序的传记，记载他因与蔡京政见不合，而一度被革职流放，历史上的曾孝序既未担任过巡按御史，更无因参劾过下级官吏而受处分的记载

《金瓶梅》作者移花接木，把曾孝序的革职流放和他参劾西门庆联系起来，显然是要着意说明：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已经使清官不但无能为力，无济于事，而且连清官本人也都难以有容身之地了

因为不只是有一个西门庆，而且上上下下都有「又一西门庆」，如文龙的批语所指出的：

「苗青，弒主之奴，为天地之所不容，鬼神之所不佑，王法之所不宥而西门庆容之、佑之、宥之，是欺天地，侮鬼神，废王法，此等人尚可留于人世间乎？人皆欲杀，此犹是公道还存，良心不泯而竟有容之、佑之、宥之，是又一西门庆矣」[42]

作者的这种艺术构思，该是多么新颖、独到而发人深省啊！

由表及里，追根溯源，这也是《金瓶梅》的艺术构思具有深刻性的一个重要特色

如滥施淫欲，荒淫不堪，这是西门庆性格的显著特征可是作者即使对于西门庆荒淫无耻的私生活的描写，也不是只写西门庆个人的本性嗜淫，而是揭示出这种无耻淫荡的风气，首先是由上层封建贵族带头滥觞的

如作者介绍李瓶儿的身世，特意指出她以前在「大名府梁中书家为妾」，而据《水浒传》对梁中书的介绍，却从未提到他有妾

后来李瓶儿改嫁给花子虚为妻，作者又特意写她的公公是「由御前班直升广南镇守」的花太监，西门庆与潘金莲的无耻荒淫行径，就是从李瓶儿老公公花太监传下的内府春宫画上学来的（第13 回）

贵为王招宣府的林太太，却「是个绮阁中好色的娇娘，深闺内的菩萨」（第69 回），西门庆初次登门，即跟她奸淫上了

使西门庆淫欲过度，置于死地的春药，「乃老君炼就，王母传方」，由胡僧送给他的连徽宗皇帝都「爱色贪杯」（第71 回）

这一切说明，绝不仅仅只是西门庆个人荒淫堕落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实亦时尚」，[43]

由此反映了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腐朽堕落

西门庆在经济上成为暴发户，由开一丬生药铺，发展到又开缎子铺、绸绒铺、绒线铺、典当铺，到他临死前，资产总数当在十万两银以上，不啻为一巨富之家

他是怎么暴发起来的呢？是跟他依仗封建势力，进行投机倒把，偷税漏税，贪污受贿，分不开的

如西门庆的伙计韩道国为西门庆贩运的「十车货少使了许多税钱」，原因就是凭钱老爹的一封信，西门庆「少不的重重买一分礼，谢那钱老爹」（第59 回）

西门庆的货物能靠行贿逃税的办法牟取暴利，这显然也是封建政权腐败的反映，西门庆不是通过正常的商业竞争，而是采取封建恶霸的手段，来把对手打垮，求得自身的发展

如蒋竹山被李瓶儿招赘为夫后，开了丬生药铺，作者不是写西门庆为自己的情妇李瓶儿被他占有而嫉妒，而是突出他认为蒋竹山「在我眼皮子根前开铺子，要撑我的买卖」（第19 回）

便用「四五两碎银子」，收买两个流氓，伪造蒋竹山欠债银三十两，去捣毁他的生药铺

蒋竹山不承认借债，西门庆又买通官府，把蒋竹山「打的皮开肉绽，鲜血淋漓」（第19 回）逼着他只有白白地出三十两银子，把生药铺关闭才完事

可见西门庆绝不是一般的市井商人，而是带有严重的封建性的；作者写他成为暴发户的过程，也就是揭露他与封建势力狼狈为奸、封建统治腐朽的过程

统治阶级中个别人物的腐朽，绝不等于整个统治阶级的腐朽；腐朽的实质，也绝不只是个人道德质量恶劣的问题

《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独特和可贵之处，就在于他能面向现实，具有当时的时代特色

那是个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时代，金钱的力量无限膨胀，使得政治的、道德的、宗教的一切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都被破坏了，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赤裸裸地变成金钱关系，不顾一切地拼命追求财和色

为了满足自己对财和色的私欲，不管什么卑鄙无耻、伤天害理的勾当，都能干得出来

这正是资本主义经济还处于萌芽的阶段，新的市民力量虽然已经崛起，但依然带有严重的封建腐朽性，新的民主主义思想尚处于朦胧的幼稚的状态；

旧的封建主义的思想体系虽然已经腐朽，封建统治阶级传统的思想道德观念已经趋于瓦解，失去继续统治的力量，但它们却依然还顽固地占据着统治的地位，社会正处于最腐朽、黑暗的历史时期

不管《金瓶梅》作者是否明确地认识到这一点，但他的艺术构思是反映了那个时代特色的

他能够看到，在那个时代，现金交易的原则已经渗透到封建朝廷之中

如「因北虏犯边，抢过雄州地界，兵部王尚书不发人马，失误军机」，引起「圣旨恼怒，拿下南牢监禁，会同三法司审问」，连累及西门庆和他在朝中做官的亲家陈洪，被弹劾为「皆鹰犬之徒，狐假虎威之辈」，要「置之典刑，以正国法，不可一日使之留于世也」

这么严重的罪名，可是当西门庆派人给「当朝右相、资政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李邦彦送上五百两银子后，他的罪名即被一笔勾销

堂堂的朝廷简直成了行贿受贿的交易所，不仅罪名可以「卖」，官职也可以「买」

西门庆的山东理刑所副千户的官职，就是通过他给朝廷蔡太师送礼「买」来的

作者写道：「正是：富贵必因奸巧得，功名全仗邓通成」（第30 回）

他还能够看到，在那个时代，金钱的地位已经置于封建的尊卑等级之上

贵为朝廷太师蔡京，只因西门庆有钱给他送厚礼，不但被授予官职，而且接受西门庆这个市井恶棍为义子

只因西门庆有钱有势，贵如王招宣的后裔王三官，竟拜西门庆为义父；贱如妓女李桂姐，也拜吴月娘为义母

潘金莲不但与奴才琴童私通，而且还与西门庆的女婿陈经济打情骂俏，荒淫乱伦

西门庆本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淫欲，更是不管什么女人他都要奸淫，甚至连男小厮书童，他也要鸡奸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撕下了男女关系上温情脉脉的面纱，把这种关系变成了纯粹的金钱关系

如西门庆店铺里的伙计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被西门庆用金钱收买，成为他的情妇之后，韩道国知道了不但不生气，相反还嘱咐他妻子：「等我明日往铺子里去了，他若来时，你只推我不知道，休要怠慢了他，凡事奉他些儿如今好容易撰钱，怎么赶的这个道路！」（第38 回）

为了「撰钱」，竟不惜怂恿妻子卖淫！金钱对于人的灵魂的腐蚀，世俗人心的卑鄙无耻，该是达到了何等怵目惊心的地步！

《金瓶梅》作者艺术构思的特色，之所以不是着力歌颂理想的英雄人物，而是着力描绘现实生活中普通的小人物，不是着眼于揭露个别坏人，而是着眼于揭露那整个社会政治的腐朽，世情的险恶，人心的卑劣，正因为在他看来，不能寄希望于英雄造时势；

西门庆这样的人物的出现，既不是孤立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那个历史时代的必然产物

只要那个时代整个的社会环境不改变，即使死了一个西门庆，还会有蔡京、宋巡按等「又一西门庆」，又会有「俨然又一西门」的张二官

至于西门庆的女婿陈敬济，「又俨然一小西门庆，写敬济之淫，正是写西门庆衣钵得传人」[44]

因此，人们在看了《金瓶梅》以后，绝不会像看了《金瓶梅》以前的其他古典小说那样，认为只要出几个英雄豪杰，把几个无恶不作的奸臣、赃官、恶霸除掉就好了，而是会感到出几个英雄豪杰，除掉几个坏人，仍无济于世，非彻底改造产生坏人的那整个社会环境不可

「像这样的堕落的古老的社会，实在不值得再生存下去了难道便不会有一个时候的到来，用青年们的红血把那些最龌龊的陈年的积垢，洗涤得干干净净？」[45]

这种感慨绝不是凭空而发能够把读者的视野和思路，由幻想引向现实，由真实的典型人物扩大到产生典型人物的整个社会环境─上自最高的封建朝廷政治，下至小人物的心灵深处，启示读者认识那整个社会的腐朽，激起改造那整个社会的强烈欲望和激情，

这正是《金瓶梅》把我国古典小说的现实主义推向近代批判现实主义，而达到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的重要标志

文章作者单位：安徽大学

刊于《周中明<金瓶梅>研究精选集》，2015，台湾学生书局有限公司，转发请注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