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红楼梦》问世以来，清代后期至民国一直流行着另外一个观点，即认为《红楼梦》是《金瓶梅》的倒影（苏曼殊亦主此说）。就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言，倒影说显然更能切中肯綮，言简而意深。
从人物关系上来说，《红楼梦》之继承《金瓶梅》，不是简单的移植或模仿，而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综合和重组。吴月娘之变身为贾政，这是男女易位；潘金莲之于林黛玉，这是脱胎换骨；李瓶儿之于秦可卿，这是由实入虚；西门庆之于贾宝玉、薛蟠和贾琏（西门庆的孩子气以及钟情于群芳的痴憨都为混世魔王贾宝玉所继承，而他的贪欲、蛮横和轻狂则分给了薛蟠和贾琏二人），这是一而多，多而一。同样，从孟玉楼这个人物身上，我们也能看到薛宝钗、探春或熙凤的影子。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就真妄与善恶观而言，《金瓶梅》是用真妄取代善恶，因而是无善无恶，最终落入了空寂与虚境；而《红楼梦》则是两者兼有，彼此照应，并行不悖。因为有了真妄，善恶之分被放置到了一个更严格的系统中加以观察而见出真伪。但曹雪芹只是将善恶放在引号中，并未最终取消它。除了真妄与善恶之辨外，《红楼梦》的作者还引入了一个全新的维度，即清浊之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从情与欲的关系上看，《红楼梦》既有欲又有情，而《金瓶梅》则是一个无情或无善的世界。用尊情这样的概念来指称《红楼梦》则可，来描述《金瓶梅》则不可，因为《金瓶梅》中几乎是无情可尊。《红楼梦》让它最重要的男性形象贾宝玉始终处于未成年状态，是极富深意的。西门庆遍揽美色入其彀中的无休止纵欲，到了贾宝玉身上，则被抽象为一种对美人的倾慕与博爱，我们姑且称之为贾宝玉主义。不是说贾宝玉没有情欲，而是这种情欲必须以对女性的利他性尊重与崇拜为前提；不是说贾宝玉对待女性没有亲疏之别，但这种亲疏之别，必须以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悲悯作为其基础。《金瓶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尔虞我诈的功利性成人世界，《红楼梦》则致力于描述一个流溢着青春、幻想与诗意色彩的少年世界——大观园为抵抗世俗社会的风刀霜剑提供了一定的保护。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从某种意义上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作者一方面对她的娇媚、柔美、纤弱和聪慧的美人特质大书特书，同时也赋予她刚直不阿、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君子品格。她孑然一身，遗世独立而高标自守，拒绝与世俗世界同流合污。黛玉身上也有世俗女性（如潘金莲）的善妒、小心眼儿、自高和争强好胜，说起话来，也像潘金莲那样机趣刻薄。但在《红楼梦》中，这种对境遇的不安和落落寡合，一变为君子不见容于当世的卓尔不群。中国自古以来，就有以香草美人比拟君子的传统。从《离骚》的草木零落、美人迟暮，至李商隐的芳草怨王孙，美人喻君子，可以说这一传统在诗词歌赋中一直连绵不绝。而明确地将君子之品格寄托于女性之身，与以男性世界为象征的污浊、功利和肮脏相抗衡，在小说史上，《红楼梦》是破天荒的第一次。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我们说林黛玉是雌雄同体的，还有一个重要的理由。《红楼梦》中所描述的宝黛之恋，既非一般意义上的两情相悦和男女私情，甚至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所津津乐道的爱情。在宝黛关系中，最让人感动的，不是相恋而是相知。换句话说，宝黛之恋的隐秘核心，不是有情人成了眷属的恋人关系，而是知己关系。林黛玉对爱情的渴望，不是对举案齐眉的婚姻的渴望，而是对知己的渴望，是对真和洁的非同一般的追求。作者将往往只有在描述友朋关系时才会出现的高山流水式的知音主题，融入到了爱情关系中，这就使得《红楼梦》与传统意义上的才子佳人小说有了严格的切割和区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最后，我们再来说说两部作品都涉及的绝望问题。《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的佛道结构，也在相当程度上继承了《金瓶梅》的相对主义，将出家或对世俗世界的逃离，作为其基本归宿（虽说后四十回为续作，但原作的这一意图可以从三春过后诸芳尽，各自须寻各自门一类的提前叙事中，看出端倪）。也就是说，《红楼梦》继承了《金瓶梅》对这个世界的批判、否定乃至绝望，但《红楼梦》的佛道结构是寓言性的，并非实指，这与《金瓶梅》有着根本的不同。《金瓶梅》中的佛道归宿，是世俗个体的唯一出路，而在《红楼梦》中则是象征性出路。在佛与道的俯瞰之下，在世俗世界的内部，曹雪芹笔下的人物虽不免悲观，但仍然知其不可而为之，对绝望本身发出挑战。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红楼梦》的第七十六回，林黛玉和史湘云，置大观园摇摇欲坠、悲凉之雾遍被华林的现实于不顾，在水边联诗觅句，不顾今夕何夕，不管今世何世，充满了激越的旷达、忘我和喜悦。小说的叙述语调，也随之变得欢快、高亢起来。直到寒塘渡鹤影，冷月葬诗魂一联在不经意中被说出，冰冷而残酷的现实世界才再一次抓住了她们。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金钱崇拜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小说第七十九回，西门庆染下沉疴，药石无效，名医束手。眼看着就要命归黄泉，西门庆对守在身边的潘金莲以及匆匆赶来的吴月娘简单嘱咐了几句，便把女婿陈敬济叫到了跟前，留下了他的最终遗言：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姐夫，我养儿靠儿，无儿靠婿。姐夫就是我的亲儿一般。我若有些山高水低，你发送了我入土。好歹一家一计，帮扶着你娘儿每过日子，休要教人笑话。又分付：我死后，段子铺是五万银子本钱，有你乔亲家爹那边多少本利，都找与他。教傅伙计把货卖一宗交一宗，休要开了。贲四绒线铺，本银六千五百两；吴二舅绸绒铺是五千两，都卖尽了货物，收了来家。又李三讨了批来，也不消做了，教你应二叔拿了别人家做去罢。李三、黄四身上还欠五百两本钱，一百五十两利钱未算，讨来发送我。你只和傅伙计守着家门这两个铺子罢。印子铺占用银二万两，生药铺五千两，韩伙计、来保松江船上四千两。开了河，你早起身，往下边接船去。接了来家，卖了银子交进来，你娘儿每盘缠。前边刘学官还少我二百两，华主簿少我五十两，门外徐四铺内，还欠我本利三百四十两，都有合同见在，上紧使人催去。到日后，对门并狮子街两处房子都卖了罢，只怕你娘儿们顾揽不过来。说毕，哽哽咽咽的哭了。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5570.html
西门庆死到临头，于神思恍惚、时昏时睡之中，仍能一笔一笔、准确无误地向陈敬济报出如此详尽的账目表。这样一个为钱而生也为钱而死的新型商人的形象，异常清晰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读者也许会联想起《儒林外史》中的那个严监生。西门庆和严监生对于金钱的痴迷或崇拜如出一辙，所不同的是，严监生在使用金钱的态度上，是守财奴般小心翼翼的积攒与存有，而西门庆的特点则在于大肆挥霍与资本流转。
按照张竹坡的估算，西门庆死后留下的财富不过十万余两，初一看，似乎并不算多。但明朝一个七品官员，一年的官俸也不过是区区四五百两——也就是说西门庆留下的财富，已达到七品官员年俸的两百余倍。我们不妨再做一番比较或换算：苗青在扬州替他购买的千户家貌若天仙的女孩儿，也只不过花了十两银子。这么一算，西门庆留下的钱财不可谓不巨。同时，我们还必须将西门庆日常挥霍的特性考虑在内。
通览整部作品，西门庆挥霍无度、撒泼使钱，自然是为了个人纵欲，但他对一般妓女出手也很阔绰——这也是众多妓女竞相与他交往示好，并争风吃醋的主要原因；在对家人伙计乃至一般朋友、邻居的接济上，西门庆也很慷慨大方。举例来说，应伯爵手头拮据，来向西门庆借二十两银子，西门庆觉得二十两不好意思拿出手，便给了他五十两官银。第五十六回，常峙节（十兄弟之一）债台高筑，家无隔夜之炊，连皮袄都典在了当铺里，且又被房主催债，妻子整日责骂不歇，便约应伯爵来向西门庆借钱。西门庆因去东京给蔡太师家送礼，花了大笔的钱财，手头也不宽裕，但仍给了常峙节十二两碎银子救急，甚至还让常峙节先去看房，选中了以后，再由西门庆出钱替他买下。至五十九回，常峙节看中了一处价值三十五两银子的房子，便上门告知西门庆。可他来得不是时候，当时，西门庆的儿子官哥已奄奄一息，眼看着就要断气，家人、媳妇乱作一团。即便如此，西门庆还是强忍悲伤和焦躁，好言打发常峙节先回去：我不送你罢，改日我使人拿银子和你看去。等到第六十回，埋葬了官哥之后，西门庆并未忘记他的承诺，主动向应伯爵问起常峙节买房之事，并让应伯爵将五十两银子转交常峙节，以毕买房之事。他多给的十五两，让常峙节再开个小店铺，夫妇俩每月赚些钱度日。
西门庆的生意伙伴黄四，因丈人陷入人命官司而焦头烂额，登门请西门庆从中设法搭救。西门庆沉吟良久后，答应请临清钞关钱老爹出面，转求雷兵备，以平息此事。黄四为此奉上一百石米帖外加两封银子，让西门庆转送钱老爹，作为打点之资。西门庆拒不接受，只是说，事成之后，他自己备礼答谢钱老爹。后经伯爵多方劝说，西门庆只收了他的礼帖，银两悉数退回。连绣像本的批评者也禁不住赞叹西门庆，说他临财往往有廉耻，有良心。
在《金瓶梅》中，西门庆为朋友办事出头的地方甚多，但很少收礼。如韩道国、何九之类，往往如此。平常但有酒宴，西门庆总是将朋友、亲戚乃至下人伙计，不论贫贱富贵，一律叫来吃喝，一个不落。在过年过节时，西门庆还要给朋友、下人送礼，出手也很大方。比如在第七十八回，年关将近时，西门庆于腊月二十七日，打发家人去送年礼：应伯爵、谢希大、常峙节、傅伙计、甘伙计、韩道国、贲第传、崔本等人，每家半口猪、半腔羊、一坛酒、一包米、一两银子；给院中妓女、来往粉头如李桂姐、吴银儿、郑爱月之辈，也是每人一套衣服，三两银子；给寺庙送去香油、米面、银两；给家中伙计、小厮、丫头和媳妇派发礼物与赏钱。崇祯本的眉批曾这样评价西门庆：
西门庆不独交结乌纱帽、红绣鞋，而冷亲戚、穷朋友无不周济，亦可谓有钱而会使者矣。
在朋友家人面前，西门庆临财一掷千金的仁义与慷慨，与他在生意场上精于算计、锱铢必较的商人本色，以及他在官场上贪墨狠毒、不顾天伦人常的行事风格，都形成了强烈的反差。而正是这种反差或内在矛盾，反映出西门庆在对待金钱的态度上不同于一般守财奴的特点——既不同于《儒林外史》中视钱如命、走火入魔的严监生，也不同于莫里哀笔下的阿巴贡，甚至也不同于巴尔扎克笔下那个渴望用尘世间积攒的金钱换取天国理想地位的葛朗台。西门庆作为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新型商人，他有着全新的金钱观，并试图构建一种迥异于传统伦常的金钱伦理。这是一种积攒与挥霍并举的伦理行为。从这个人物身上，也折射出明代中后期社会的商业经济伦理，以及在摆脱旧有的道德束缚的同时，尝试用一种新的金钱秩序来取代旧有的宗法或道德秩序的潜在冲动。
概而言之，西门庆对待金钱的复杂态度，有两点值得注意，一为金钱崇拜，二为货币崇拜。
若以金钱崇拜而论，金钱所具有的使用和交换价值，为他纵情声色、豪奢浮华的享乐生活提供了保证。可以说，西门庆这个形象的新颖之处，不在于他对金钱的积攒和占有，而恰恰在于挥霍。通过挥霍，他在社会、官场、朋友圈和家庭之中建立某种权威。官员、朋友、妻妾、妓女和下人与西门庆的关系，毫无疑问，构成了一种全新的经济依附关系，而非传统的宗族和道德关系。也就是说，依靠金钱的魔力，西门庆正在试图重塑他的欲望乌托邦。而他作为一个恶人的乐善好施，为自身的存在价值提供了有力的证明，为他带来了大善人的美誉。西门庆是一个窦婴式的沾沾自喜者，他不仅需要自己过上奢华的生活，某种意义上，更希望别人对他的这种生活产生羡慕，以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在这样一种自适而满足的生活状态下，他刻意将自己打扮成一个慈善家，来虚伪地重建自己的人格。
简单来说，他的欲望不仅仅是声色之欲，更是一种集慈善家和商业英雄理想人格为一体的形而上欲望——这正是近代资本主义社会伦理的核心内容。西门庆人格的矛盾与伪善，毫无疑问，与当前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与伪善如出一辙。
另外，西门庆的金钱观中，也有明显的货币崇拜的成分，这一点尤其值得重视。如果说金钱崇拜是以使用和交换价值为目的，那么货币崇拜则是一种对符号的崇拜。后者为投资者不顾一切地赚取利润和财富的行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非理性动力。在小说的第五十六回，西门庆在与应伯爵聊天时，说出了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兀那东西（银子），是好动不喜静的，怎肯埋没在一处。也是天生应人用的，一个人堆积，就有一个人缺少了。因此积下财宝，极有罪的。
西门庆从不真正积累财富，他相当一部分的财富不过是账目表上的抽象数字而已。他的目的在于流通或流转——一方面将钱投入再生产的流通中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一方面则大肆挥霍、纵情声色，同时也接济亲友，甚至以乐善好施者自居。
这段话若出自洛克菲勒或卡内基之口，我们大概也不会感到奇怪吧。
色情问题
被视为阳明学泰州学派重要成员之一的邓豁渠，曾说过这样一句惊世骇俗的话：色欲之情，是造化工巧生生不已之机。说色欲是自然或人性的一部分，这大概没有什么了不起。可要说它是天地造化生生不息之机，那就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离经叛道了。这是我所见到的明末思想家在论及色欲问题时，最大胆的一个判断。此言一出，即遭到耿定向等人的严厉批判，说他是率天下人类而为夷狄禽兽。据说，这句话曾被邓豁渠写进《南询录》的草稿，后来在刻印此书时，这句话或删或改，在《南询录》中已经找不到了。邓豁渠的删改，或许是因为受到了耿定向的指责，但更可信的原因或许是，公开为色欲张目，在当时社会严肃的思想探讨中，仍然是一个极大的禁忌。即便是始终支持邓豁渠并为他辩诬的李贽（他曾为《南询录》写序），面对色欲问题，不管是言论还是行为，都慎之又慎。我们可以推断，单纯的色欲和情欲，在思想界的公开谈论中仍然属于不能触碰的最后秘密。可是这个秘密本身，在弘治以降的明代社会的日常生活中，早已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从明代色情小说对于这样一个现实的反映来看，对色情的细致入微、夸大其词的描摹，不仅是世风所趋，而且早已泛滥成灾。
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论及《金瓶梅》，既说它时涉隐曲，猥黩者多，又指出此书的写作在当时实属时尚。这里的时尚或许有两层含义：一为淫邪之风遍及朝野天下，颓风渐入士流之林；一为专叙床笫之事的小说作品，在当时也已蔚然成风。
在《金瓶梅》中，叙及潘金莲的身世，作者说她九岁就卖在王招宣府里习学弹唱。主人闲常又教她读书识字，因而到了十二三岁，金莲就会傅粉施朱、品竹弹丝。十五岁时王招宣死，复以三十两银子，卖入张大户家。张大户竟然也教她习学弹唱。金莲之琵琶技艺，先后有两位名师指导，想必更趋精纯了吧。
这一大段描述（为《水浒传》所无），勾画出了潘金莲由王招宣（官宦）蓄养，至张大户（有钱人）教习，最终流落民间，落入武大郎之手的曲折经历。当然，作者为铺排情节、塑造人物计，插入这段出身，不过是小说家言，我们自然不能将其视为社会生活的实录。可是我们若将潘金莲的所谓身世，与明末名妓柳如是的生平做一番比较的话，也许会大吃一惊。柳如是不仅历史上实有其人，而且其身世经过陈寅恪先生的一番梳理，载之史乘梼杌，班班可考。
柳如是也经历了与潘金莲几乎完全一样的命运——幼年时即被盛泽名妓徐佛收为养女，受教诗词歌赋；随后被卖入宰相周道登家为婢女。柳如是之所以被逐出周家，有人说是源于柳如是与仆人之间的情事败露，但实际上是因为她与周道登的暗通款曲，为妻妾忌惮所致。这与潘金莲在张大户家的遭遇大致相同。
虽说潘、柳二人均经多次转卖而最终流落民间，但柳如是的命运，似乎要比潘金莲好得多。潘金莲学的是琵琶，识字不多，除了供人赏乐，一无所用；而柳如是学的是更为精深专门的文章诗词，其部分诗作一直流传至今，为风雅之士讽咏不已。柳如是最终流落风气开化、富甲天下的江南，以自由人的身份，与江南名士（如陈卧子之流）周旋唱和，并有诗名，最终归于白个头发黑个肉之文坛领袖钱牧斋，亦可谓修成正果。
由此可见，潘金莲之身世，亦非完全出于小说家的虚构。衡之于当时蓄养伶优唱妓以供富贵之家享乐的普遍风气，也算是于实有据吧。
《金瓶梅》中的性事，固然有鲁迅所批判的专意于性交的一面，但也写到了作为性风俗和性文化的一面。按理说，既然《金瓶梅》中涉及大量关于妓院的内容，性描写理当于这类场合极尽铺叙才是。可令人奇怪的是，不论是李桂姐家，还是郑爱香家，西门庆、应伯爵之流去嫖妓，总是一大帮人，很少有单独前往的。他们在妓院吃喝调笑、唱词吟曲、插科打诨，虽说偶尔也会讲讲荤段子，但作者却极少描写性事场景。可见这伙人去妓院，并不专以性交为事，而只是聚众取乐。虽然每次西门庆都会留宿，但作者似乎对留宿后的事态没什么兴趣，往往草草交代两笔就算完事。西门庆到了这类场所，亦能遵循妓家之礼节。他虽不识多字，倒也颇能附庸风雅，甚至颇多考虑妓者的喜好和心理，曲意逢迎。这与他对待家中奴仆妇女如贲四嫂、如意、惠元等人的鲁莽态度——进门就干，完事即走——确乎迥然不同。
由于世风所染，作为靠生意发家的新型商人，西门庆显然不再满足于简单的性事，已经有了将性作为一种文化来消费的明显意图。潘金莲会弹琵琶，孟玉楼会弹月琴，李瓶儿则是一个极有时尚趣味的妇女。春梅什么都不会，但也无妨，西门庆会专门请人来教她演习。不论是在宴席之中，还是在床笫之侧，伶优的浅斟低唱亦无时无之。
然而，将性作为一种带有享乐主义色彩的社会交往和娱乐方式，辅之以戏曲、吟唱、诗词、猜枚行令和投壶等游戏名目，并不自《金瓶梅》始。在唐宋诗词中，这种春梦朝云的雅事时常是骚人墨客的固定题目，而这作为一种生活习俗，在宋代的《东京梦华录》中已有了详细的记载。不过，这样一种风雅，一般来说都局限于帝王贵胄和文人士大夫阶层，而在《金瓶梅》中，这种高度仪式化的赏心乐事，开始向新兴阶层（如胸无点墨的商人）蔓延。当然，《金瓶梅》对瓦肆勾栏的描述方式，也深刻影响到后世的小说创作。到了近代的《海上花列传》，作者干脆直接将故事的主要情节放在了妓院中。韩邦庆的这部小说虽有狭邪之名，但于通篇的风花雪月之中，竟无半字涉及露骨的性事，相较于它所学习的《金瓶梅》，亦可谓有出蓝之概。
问题是，如果说《金瓶梅》在描写勾栏妓院的酒食饮乐时，笔墨尚可节制，可一旦涉及潘金莲、李瓶儿、孟玉楼、春梅、王六儿等家人，其赤裸裸的笔致，可谓不厌其烦、不厌其细，摹声绘影，纤毫毕现。其在当时及后世，受到淫荡邪乱，贼民蠹国之诟病，毫不足怪。
《金瓶梅》所写的性事，大致可分为以下三类：
第一类为男女异性之间的交媾，这在全书的色情描写中占了绝大的比重。
第二类即是所谓男风，即同性男子之交欢情事。有此种嗜好的人，以读书人温葵轩为最。有一次，西门庆傻呵呵地请温葵轩师傅去妓院中开眼，可温师傅却如坐针毡，表情十分痛苦，不久即要告辞而去——温葵轩对花枝招展的女性，并无任何兴趣。伯爵对西门庆打趣说：你把温老先生有本事留下，我就算你好汉。可见温葵轩专盯男童屁股之恶名（他的绰号就叫温屁股）早已遐迩皆知。
第三类即是以西门庆为代表的双性取向。当然，总体而言，西门庆仍以不知疲倦地渔猎女色为首要事务，恋童不过是偶尔为之罢了。而陈敬济齿白唇红、一表人才，不仅惹得妇女们眼馋——潘金莲、庞春梅、冯金宝和韩爱姐等人先后投怀送抱且情义深笃，他在落难后更是成为街头引车卖浆之同性玩弄作践的对象。盖敬济之同性倾向，实以被迫的成分居多。
至于说到乱伦，考之于小说中的人物关系，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比如李桂姐之于西门庆、潘金莲之于武松、王六儿之于韩二等，但作者毕竟没有就这层关系做任何的渲染。也许淫风所及，在当时的底层社会中，像叔嫂、姑侄一类的亲缘乱伦，已经算不得什么大事。《金瓶梅》中唯一称得上有真正乱伦之嫌的，或许只有潘金莲与陈敬济这对欢喜冤家。但潘金莲不过是西门庆的第五房小妾，且与陈敬济年齿相近，两人暗中勾在一处，虽有悖人伦，亦非完全不可理喻。而色情小说中常有的女性同性恋、暴力强奸、变态、群交等事，《金瓶梅》则基本没有涉及。
按张竹坡的说法，《金瓶梅》的作者蓄意要隐去姓名，而我们后代的读者却硬要将这个作者挖出来示众，似乎多少有点对作者不敬，或者说有点不太人道。照此推论，考虑到作品中大量露骨的性描写，作者显然是在反正读者不知道作者是谁这样一个相对安全的前提下开始写作的。作者为彻底隐瞒自己的身份，想必有过一番殚精竭虑的周到安排。这恐怕是《金瓶梅》之作者考证，历时数百年而一无所获的原因之一吧。
这种隐去姓名的决绝态度，想必给写作带来了极大的自由。至少从理论上来说，可以在写作中毫无顾忌。那些令人匪夷所思的性交名目，以如此触目惊心的方式直言无隐，与匿名写作的策略有很大的关系。
不过，世人谈及《金瓶梅》，往往将它视为中国色情小说的鼻祖和渊薮，或者说将它视为色情文学登峰造极的奇观，这当然是一种误解。事实上，在对色情的描写方面，《金瓶梅》既不是第一部，也不是最露骨、最大胆的一部。鲁迅所说的时尚也可以从这个层面来理解。
按陈大康先生的描述，早在《金瓶梅》问世数十年前的弘治、正德年间，像《花神三妙传》、《寻芳雅集》、《天缘奇遇》、《如意君传》一类的有大量色情内容的作品，已先后问世。而《如意君传》作为描写武则天与薛敖曹性事的小说，在社会上流布极广。它不仅是《金瓶梅》所仿效的对象，甚至也是明代很多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的蓝本之一。而若要说到性描写之刻露、恣纵，与《金瓶梅》同时或稍后的色情小说如《痴婆子传》、《绣榻野史》、《浪史》、《僧尼孽海》、《灯草和尚》、《欢喜冤家》、《玉闺红》、《弁而钗》、《宜春香质》、《素娥篇》等作品，则更为大胆和无所顾忌。部分色情作品中的淫秽文字，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男女交合，涉及到了比单纯性事更为隐秘或幽暗的性虐领域：比如对性变态或性扭曲的刻画入微（《欢喜冤家》），带有道家房中术色彩的性爱招式大全（《素娥篇》），专门描述肛交的男风宝典（《龙阳逸史》），津津乐道于扒灰偷媳、叔嫂乱伦的痴女自传（《痴婆子传》），以多人群交、乱伦及窥视癖为能事的吕氏春秋（《绣榻野史》），写母女同事一男、兄妹相奸却别有情趣的浪子纵欲（《浪史》）。这类作品的旧刻本，往往还配有春宫图示或图解，堪称左图右史。可以说，即便是今天消费性的成人电影或网络上流行的耽美小说，恐怕也要相形见绌。这类小说，在历代严遭毁禁，是理所当然的事。
所有这些色情小说关注的性事和性幻想，侧重点或有不同，但都无一例外披着一层道德说教、因果报应的外衣。对性放纵和对欲望的批判，往往是虚晃一枪，实际上成了作者们创作这类小说的道德外衣。一方面是批判社会的不成体统，揭露纵欲的后果及报应，用以劝诫世人；但另一方面，又对笔下的淫秽内容穷搜逖览，津津乐道。某些相对严肃的作者，确实构建了主人公严酷乃至悲剧性的结局和果报命运，以图劝世。但大部分作者由于提前知道了读者在阅读此类作品时的真正着眼点，所谓的道德说教和因果报应，往往点到为止，其真正的作者意图，毫无疑问，不过是宣淫诲亵，以逞其快。确如鲁迅所言，作者专意于铺叙的，无非是性交罢了，其越人伦常情，如有狂疾。
而作为描述十六世纪广阔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金瓶梅》的主题涉及社会的商业、经济、市井文化、法律、道德及文化观念等众多领域，性不过是作品中众多主题之一。其与明代社会勃然兴起的色情小说，固然存在着根本的不同，但倘若仅就色情和性描写而言，毫无疑问，《金瓶梅》仍然处于这个色情泛滥的文化系统之中。
如果我们将《金瓶梅》放到整个明代的色情文学背景中来考察，我们便能够准确地把握住其作者对于性或欲望的矛盾和暧昧态度。和明代的色情小说一样，《金瓶梅》同样披着道德说教的外衣，打着批判的幌子，为自己所披露的猥亵和淫荡内容寻求道德庇护。不用说，在色情内容的呈现上，《金瓶梅》无法与这些作品完全划清界限。换言之，这种貌似不留余地的批判和说教，与同时期色情小说的写作套路没有什么不同。
那么接下来的问题是，这种赤裸裸的色情描写，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是正当的，或者说是有意义的？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也许首先要去反问：为何中国的色情文学创作，会选择在明代中期至明末这个特殊的时代里集中喷发？它是偶然的吗？
对于《金瓶梅》的历代读者或研究者来说，他们在为《金瓶梅》的色情内容进行辩护时，其理由往往集中在以下两点：
其一，当时的社会风气本身就是淫荡的，小说不过是一种隐喻和记录而已。对明代社会史的研究，确实可以找到这方面的证据。谢肇淛所说的娼妓满天下，终日倚门卖笑的社会风气，可谓南北皆然。正因为如此，很多色情小说的作者，在其弁言中，往往都宣称自己的作品是实录。尤可骇怪者，如《浪史》一书，竟然一反纵淫贪欢，必致髓尽人亡的传统套路，公然宣称，放荡的生活不仅不会有碍身体健康、导致家破人亡，反而可以得道成仙。《浪史》的主人公，最终隐居在湖畔幽美的园林之中，与他的几十个妻妾其乐融融、与世偕忘，并最终得道，位列仙班。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淫佚之风之惊世骇俗，已到了何种程度。
其二，由于明代中后期政治衰弛，社会与道德混乱，士大夫和文人大多深感绝望。由于找不到出路，他们可以做的似乎只有两件事：一是纵情于男女声色；一是构建亭台楼阁，在封闭的园林中洁身自好，逃避政治，并培养醉生梦死的所谓个人趣味。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在绝大部分色情小说中，都有相对封闭的华美庭园；也可以解释，为何直到清军占领北京并攻击南下之时，那些愧无半策匡时难的江南文士，竟然还在忙着修亭造园，纵情于诗酒歌妓。
以上两个理由，似乎都是有道理的。但问题的复杂性，显然不止于此。
文章来源：棠山书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