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话红学(2)

 

  我小时候看《红楼梦》是跳过这些花招直接去看林黛玉进贾府的,就好像看三言二拍总是要过滤开篇的劝诫,年纪轻,自然不耐烦去看人家讲道理。而人生哲理这类东西,除非自己经历过,否则无法捕风捉影。现在想想,曹雪芹写这些东西只怕也是套路来的,他那时二三十岁,能有多少体会?“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说不定也是感他人之慨。我那时候手边有个《三家评本红楼梦》,哪三家记不得了,横批竖批上批下批,挤得密密麻麻,统统不看。后来长大了,决定学大尾巴狼,竟然知道要找脂评本来看,费了很多脑筋整理思路,花了很多钱买影印本,跟着红学大家一路狂奔,反而没了小时候的轻松愉快。所以说,任什么好东西一旦搞成什么“学”,名堂就多起来了,弄的人很辛苦。
  后来看见毛泽东阅读《红楼梦》,那样推崇“好了歌”,还号召大家来品味其中的社会性,知道他也是拿这小说当教材来用了。
  《石头记索隐》面世时,正好赶上胡适在提倡科学的研究方法,于是很不幸,蔡元培被胡适拿过来开了刀。其实蔡先生并不把这个当成学问,只是闲着无事猜个谜,但被胡适在学术高度上挤兑了一下,不得以,只好口齿不清地辩解,但抬了一阵子杠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胡适写了《红楼梦考证》。这篇文字当是考证派红学的开山之作,那一年是1921年。
  胡适说研究《红楼梦》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作者,一个是版本。这后来成为考证派红学的研究方向。后头这派又分裂出一支成曹学,当然这是后话。
  针对索隐派,胡适提出了科学的考证,其实是他一贯主张的方法论,简言之: 用历史的方法做考证,用文学的眼光做批评。潜台词: 不要再猜谜了!
  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平心而论,还是很粗糙的。那时候甲戌本还没有被发现,甚至脂本都没有被意识到,胡适手里只有程本跟戚本。现在我们都知道戚本是响当当的脂本,但那时胡适却认定戚本晚于程本,因为上头左一条批,右一条批,乱七八糟的,哪有程本干净漂亮,整洁养眼。这种类似挑苹果的褒贬方式听起来很可笑,犯下的错误在今天看来十分幼稚,可我却不忍心指责,因为胡适对红学的功绩在于但开风气,而不是完善光大。反面观之,在当时资料不充分、认识不全面的情况下,胡适给红学指出科学的研究方向,多么难得。
  胡适列举了他能找到的所有的关于曹家的史料,虽然很不完全,不过整个框架初见端倪。好像门捷列夫开出了元素周期表,后面的人负责按图索骥。
  1927年甲戌本这一红学史上最珍贵的版本被发现,后头更多的版本被接二连三地发现,掀起红学一个又一个高潮。这跟胡适提倡版本研究也有关系,这样的看法直接影响到海外,80年代俄国人发现了《红楼梦》孤本竟然也知道通知北京,中苏关系都零度以下了,红学家们依然风尘仆仆奔赴列宁格勒,鉴定了列藏本。
  胡适应该是第一个重视曹雪芹的人,他很明白地说: 《红楼梦》是曹雪芹自传。虽然关于这个大有商榷之地,可比较蔡先生只管往皇室贵族上牵强附会,眼光不晓得高明多少。清人说: 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所以尽管后人常常诟病胡适做学问的本事,但在见识眼光上,他无疑是领袖般的人物。
  胡适写东西,常常有很温和的态度,即使与人争辩时也不失读书人斯文本色。他在表述自己观点的时候,不急不缓,会把繁杂的东西说得十分条理,同时也给对手留下很大的余地。这不是一般的能耐,态度如此宽容,难怪新文化运动由他来扛旗,像鲁迅那样嗖嗖不停甩匕首的,犀利是犀利,只是谁还敢往他身边儿站。
  1923年,也就是在《红楼梦考证》出版两年之后,俞平伯的《红楼梦辨》问世,这样考证派红学两大巨头胜利会师,站在一面红旗底下热烈握手。而第三员大将,周汝昌,此刻还是个小朋友,也许正在摇头晃脑地背《百家姓》,但他的舞台是在三十年后的。
  俞平伯的考证方法跟胡适的一致,只是跟文本扣得比较紧,他对曹家历史兴趣不深,却费了很大的篇幅去讨论后四十回跟前八十回在思想性上的差别,一边讨论一边生气,拍着桌子大喊: 后四十回绝对不是原着!嗓门儿大的险些把高鹗吓活了。
  清代的小说家们地位不高,庙宇之上的人写小说是解闷儿杀时间,写完折子请完安,弄个闲情逸致玩玩也颇风雅;市井之中的人写小说是指桑骂槐泄私愤,能弄俩小钱儿打个小酒儿不用学孔乙己。曹雪芹就是这样,兼着感怀身世,顾影自怜,写了一辈子没写完,高鹗拿过来给磕磕碰碰续完,其实是学雷锋做好事,照顾瘾大的王爷贝勒,还不留名。一开始硬说是老曹原着他整理的,结果碰上俞平伯手持照妖镜,一二三四五给列出了铁证如山。
  不过俞平伯毕竟还是持冷静的文学分析立场的,在一定程度上肯定高鹗的续书,多少人把黛玉从棺材里拎出来摁着膀子跟宝玉拜了堂,高鹗笔下愣是不给续命灵丹,保证了《红楼梦》大悲剧的结尾,没有去媚俗,这点上就不容易。所以俞平伯也说“续书是失败的,但是光荣的失败”,只是这夸奖听起来蛮不是味儿。
  俞平伯先生是搞学问的,而且性子有些执拗,所以下笔颇黑白分明,砍瓜剁菜一般就把《红楼梦》给抖落一遍。他的《红楼梦辨》可以跟胡适的《红楼梦考证》放在一起看,一个笔走龙蛇,一个温文尔雅,姿态虽不一样,但道理倒是说得都透。
  俞平伯还有一个好处是他对《红楼梦》持冷静态度,他并不把《红楼梦》提高到一个高山仰止的境界,对于一个文学评论者来说,这样的冷静十分必要,后来的周汝昌对《红楼梦》就缺少这样的距离,如今周老每年都给曹雪芹过生日,自己家人生日都记不大住,你说他老人家这是闹的哪门子。
  俞平伯在《红楼梦辨》里就很大张旗鼓地说,《红楼梦》是部优秀的作品,但并非尽善尽美无可非议,在世界文学中的地位也并不高。1923年说这话倒没什么,顶多出来一干人等在后头拍拍砖头,但1952年再版的时候,俞老还是只字不改,结果伟大领袖亲自出来拍砖头了。
  《红楼梦辨》1952年再版的时候改名称叫做《红楼梦研究》,内容并没做多少改动。只是没想到1923年跟1952年是完全两码事,1923年有人说俞老您这说的不对、那儿说的不妥,俞老高兴了可以说,对对对您说的是!不高兴了可以抓起块石头来磨刀霍霍向了猪羊。偏偏1952年,伟大领袖毛泽东左顾右盼觉得都开国好几年了,思想界里放眼望去怎么还是胡适放的那些羊,要想搞统一思想,五四以来的胡派思想是只拦路虎,情急之中,机缘巧合,正张着大嘴惦记,蹦出俞平伯这只“黏豆包”。
  很多人都说当年李希凡和蓝翎对俞平伯的批评,直接掀起了后来的文艺界整风运动。但李希凡和蓝翎那时二十几岁的样子,能有多大的本事掀起这样的浪头,他们只是被人拿起来做了冲锋枪,还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这后头是谁扣动扳机是不言而喻的了。
  50年代初,文艺界在巨手的指引下,开始杂乱无章地批判俞平伯,不明就里的只知道批判俞平伯批判《红楼梦研究》。后来毛泽东亲自写了信函,大家才明白过来,噢,真正要批判的原来是“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论”,这才赶紧调整批斗方向,还好毛主席力挽狂澜得及时,俞先生身上被踏的脚才千八百只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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