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 立: “金瓶梅子弟书”的母题接受与满汉文化融合

子弟书这一北方以满族作家为主创作的说唱艺术，以说唱表演的艺术特长，改编了不少中原汉文学名著如《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聊斋志异》、《红楼梦》等，《金瓶梅》可以说是较为独特的一种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89.html

金瓶梅子弟书作品存世不多，据《清车王府藏曲本》收入的有：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89.html

《哭官哥》、《得钞傲妻》、《续钞借银》、《旧院池馆》、《永福寺》、《遣春梅》、《升官图》、《葡萄架》共八种其中《哭官哥》重点写李瓶儿失子之痛；《得钞傲妻》、《续钞借银》二篇则重点讽刺世人的贪财势利与世态炎凉，等等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89.html

傅惜华先生1944年即曾撰写《明清小说与子弟书——<金瓶梅>之故事》[1]，考证了子弟书《金瓶梅》题材，说明了这一课题的价值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89.html

冯沅君先生《金瓶梅词话中的文学史料》（1940年）考证《金瓶梅词话》所演的十种剧中，有一种为一般曲目未曾著录者，即《刘知远红袍记》：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1489.html

在宋金时，刘知远的发迹变泰的故事已为通俗文艺的诸种题材之一常卖人有《五代史》，弄弦索者有《刘知远传诸宫调》

元刘唐卿有《李三娘麻地捧印》，虽以刘妻为主脚，但演的仍是这位后汉开业创基者的故事元明间有《白兔记》，所叙述尤为详尽……

她推断：《红袍记》所谱当即此事[2]

草野阶层的生活苦乐艰辛，往往由戏曲、曲艺中道出，《金瓶梅》颇为借重说唱艺术，

第38回《王六儿棒槌打捣鬼，潘金莲雪夜弄琵琶》写金莲久等西门庆不来，焦虑中取过琵琶，横在膝上，低低弹了个《二犯江儿水》，唱道……

第39回《寄法名官哥穿道服，散生日敬济拜冤家》写王姑子又接唱了一个《耍孩儿》；

第43回《争宠爱金莲惹气，卖富贵吴月攀亲》写李桂姐、吴银儿、韩玉钏儿、董娇儿四个唱的，在席前唱了一套寿比南山，戏子呈上戏文手本，乔五太太吩咐下来，教做《王月英元夜留鞋记》；

第64回《玉箫跪受三章约，书童私挂一帆风》写两位内相了一回，拣了一段《刘智远白兔记》，唱了未几折，不耐烦，叫上两个唱道情的打起渔鼓，并肩朝上，高声唱了一套韩文公雪拥蓝关故事，等等

俗语云：女愁哭男愁唱而小说中常借唱来叙说愁怀，这是男性文人借作品中女性形象抒发情怀的表现模式之一种

与戏曲、曲艺等其他艺术形式互动，强化了小说《金瓶梅》的通俗文学本质特征

连《金瓶梅》著者也未料到，几百年后，由北京传播到沈阳及东北多地的满族说唱艺术子弟书，也将《金瓶梅》作为取材蓝本，将市井平民的日常生活作为表现的一个主要方面

而同样作为城市文学关注的一个难以回避的问题，就是小说人物对于货币——银子、金钱的态度，以及由此折映的人物关系

如孙逊先生较早指出的，《金瓶梅》表现了主要人物商人西门庆如何运用银子的非凡能量，他对银子的充分使用则可以说无所不用其极[3]，那么，次要人物常峙节（常二哥）无银与得银的生活状态表现，可以说也是一个精彩之笔

首先，比起词话本第56回的应伯爵转述常二哥在家受埋怨[4]，子弟书《得钞嗷（傲）妻》将笔墨集中在展示牛氏撒泼，数落丈夫不依不饶：

其次，词话本平铺直叙、较为客观地描述，侧重描绘妇人的可怜、值得同情的一面；

子弟书对妇人描绘带有夸示性、脸谱化，较为贬抑牛氏形象，虽写其见到银子后妇人态度骤变，羞愧陪礼懊悔，但似乎并不那么同情：

那妇人自知情虚与理愧，为银子把素日的泼刁化作了尘羞答答眼含痛泪将茶盅儿放下，又打点洗脸盆儿合破手巾送到跟前垂手立，欲言不语手整衣裙

比起词话本写真式的描绘，在子弟书这一叙述中，谴责的意味就增多了一些

词话本写常二对牛氏教训后，又较理解其难处，而后彼此近乎平等地商讨家事；子弟书写牛氏悲苦相劝赔罪，而常二心寒、记恨，牛氏地位下降，在丈夫面前态度变软，彼此强弱地位有所转变：

其三，词话较客观地展示常二在朋友帮助下得到赠银的过程，作者韩小窗因出身贫寒，其子弟书则不期然地带有切身体验地主观性陈述，

对原著情节剪裁取舍，舍弃了得银过程描写，而补充、渲染了常二贫困中所受泼妇妻子恶语冷脸的夸张性描述

其实，常二得银，也非易事，如果没有天下第一的职业帮闲家、在西门庆热结的一伙帮闲兄弟中堪称第一、篾片中能干者的应伯爵尽心帮衬，常二也未必就能及时得到西门庆较为饱满的资助[6]；

然而，这些过程并未引起韩小窗的兴趣，他关注的是常二这一生活在贫困到崩溃边缘的家庭，在这一注银子有无前后的夫妻关系变化

贫困，体现了家庭生活男主外能力不足，遭受妻子语言暴力带有普遍意义，突出了清代初中期北方满族下层民众凄苦的生活状态

其四，词话对妇人恶语冷脸是借助应伯爵的间接叙述，相对委婉、温和一些，如第56回写常二任老婆骂完，并不开口，约天启崇祯年间的《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眉批：袖中有物，便觉举止安详[7]不仅小说人物的神态，因小说文体的隐含作者与读者的间接叙述关系，节奏也相对较为舒缓一些；

而子弟书则在富有感情色彩的唱段之中，借助自由间接引语转换，即时而又淋漓尽致地表现出世俗妇人的泼辣性情，和能伸浓缩的善变德性，较为直露、激越，又生动形象，

活画出盛京作者韩小窗以及说唱者都极为熟悉的北方满族女性姑奶奶火爆脾气，带有鲜明的民族情味和地域特征

其五，子弟书的缀段体式，昭示出作者叙事干预的急切，天下世道艰难的人不少，一个个大概皆因是自己贫，将普通家庭夫妻矛盾的个别事件，推究出更为普遍的社会共性现象，

从而扣紧结尾的宣示：小窗是笔端怒震雷霆力，欲唤醒今古鸳鸯梦里人对金钱异化人性揭示的同时，投入了作者自我的强烈感情

亦为处江湖之远的下层男性文人关注社会秩序的忧患意识展现

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韩小窗的至情式的叙事干预，在故事前、故事中和结语里都有犀利的评判，且往往显得急不可耐、无所保留

作者倾情表现出自己的情感介入，对于势利的牛氏较少理解、不够宽容，有时简直按耐不住内心的义愤

可见出，牛氏们的普遍存在，与常氏们的普遍艰辛，种种原因的社会秩序的混乱与无止境地追逐钱财的道德沦丧

此外，子弟书的说唱表演性，使作者描绘地故事人物在说唱者生动形象地表演中，更加真实灵动，形象化再现生活中的戏剧冲突

作者与说唱者的心理活动伴随着动作与故事叙述合二为一，使子弟书文本中描绘的银子意象活泛起来、运转起来令听众直观真切地感受到：银子不再是物质交换的中介物，而是衡量男性身份地位的等价物：

瞧瞧白银看看妻子，瞧瞧妻子又看看白银说‘骨肉的情肠全是假，夫妻的恩爱更非真

谁能够手内有这件东西在，保管他吐气扬眉另是人’

忽转念：‘妻子逼我，西门赠我；他两个，一个为仇一个作恩无银子能使至亲成陌路，有银子陌路哪堪作至亲

’常峙节而今打破迷魂阵，从此多添势利心……

可谓一语道破私有制下资本世界的天机

有清一代入主中原，虽有一百多年的社会制度转换的过渡时期，但满汉文化之间的隔阂依旧存在，在依旧留存奴隶制度的满清的老巢留都盛京等地，很多下层满清民众还是难以接受在资本原始积累中，金钱至上的社会意识基础

这一故事虽说改编自《金瓶梅词话》第56回，但浓缩了旧有故事的况味，更加民族化和主观抒情化，从而将人们对于金钱带来人情、人际关系变化的巨大作用，那种不解、抵触、无奈而又愤懑的情怀，畅快地抒发出来

何以对于《金瓶梅》中的夫妻关系同金钱联系的密切性，有如此深刻的理性认识？

与其所处的特定社会经济状态的感受、关注点有关

银子的有无，直接牵涉到妇人对丈夫常二态度的冷热变化

将小说文本与子弟书文本相应部分比对阅读，有理由认为，韩小窗比起小说原作者，生活境况可能更为窘迫，他对常二之辈的生存状态，似乎有着更多的理解体验

作为改编艺术之一的子弟书，比较有代表性地反映了《金瓶梅》文本在北方下层为主的说唱艺术中被接受情况

郑铁生教授初步统计《金瓶梅》用银情况：以1-100回描写用银钱交换共456笔，其中用银430笔，用钱26笔，共计约18万两其用银的社会阶层十分广泛，与其他小说的本质区别：

就在于白银的使用不单纯是货币的交换，而是白银货币化形成的‘不经意的叙事’，显现出中国社会向近代转向，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

如金融机构、金融借贷、国家税收的货币化等等[8]

不过，以银子有无，透视出特定身份性格男女人物的心理变化，情绪外露方式，却可称得上《金瓶梅》一大创意

对小说该原创意义张竹坡第56回回评就格外留意：此回是‘财’字一篇小结束盖梵僧药以后，乃极力写‘色’的利害；

此，又写‘财’的利害，为‘酒肉朋友，财米夫妻’八字，同声一哭也[9]171.

财色，其实是明代人们惯于提起的酒色财气的最为核心的部分，具有共同性，均直逼人的本能、人性的弱点

可见，子弟书改编的选材的确抓住了原著的某些本质部分

至若银子之于人性、人际关系的影响，《金瓶梅》续书可旁证出原书这类描写的价值

《续金瓶梅》就踵步前书，第2回《欺主奴谋劫寡妇财，枉法赃贻累孤儿祸》写翡翠轩东山洞里边，某人揭起太湖石下，埋着一个磁坛，上盖扶犁一面，内藏着赤煦煦、黄烘烘、白灿灿好多金银，于是引诗咏叹：

众生脑髓，造化威权得之者生，排金门，入紫闼，布衣平步上天梯；失之者死，遭鞭朴，受饥寒，烈士含冤排地网福来时，如川之至；运去时，无翼而飞才人金尽，杜子美空叹一文钱；国士囊空，淮阴侯难消五日饿呼不来，挥不去，中藏着消息盈虚，满招损，乐招灾，更伏下盗贼劫杀炉中锻炼千千火，世上纷争种种心[10]

将焦点集注到银子本身的能量，带给不同角色身份前贤的至关重要的影响，得银失银带给当事人命运的变化，其间也有某种辩证性的哲理

而从戏曲、说唱文学的母题接受看，其实，子弟书也并非慧眼独识，桂岩啸客就创作了杂剧《傲妻儿》（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藏钞本），据黄霖先生考察，共四出：演《金瓶梅》中常峙节向西门庆贷银后回家傲妻事[9]376.

而放开视野，银子作为一种本位货币曾引发了流脉甚广的民俗信奉与相关传闻，与古代小说的情节人物、情感意脉构成了千丝万缕的联系，更可以看出《金瓶梅》把货币（银子）同人际关系的表现，推向一个社会复杂性写实的高峰：

银为中心货币的副作用在所难免，……以银作交换，‘银轻而易赉’，就更能助长那些贪官污吏和盗贼的贪欲但从这一角度看，又何尝不正刺激了人们对银子的渴求欲望，使银子在生命价值系统中的意义得到空前提升[11]

值得子弟书予以文本重建，注入更多的情感能量

《金瓶梅》中表现了普通人日出生活中林林总总、纷繁变化的情感，也较为集中地体现出一种令人长久回味的人生悲剧意识

其中，慈母丧失爱子，这种价值失落所表现出的已经远远不是一种个别性的事件

张竹坡点评小说第59回即指出：夫官哥死而瓶儿死，瓶儿死而西门亦死……豪华易老，日月如流，歌舞场中，不堪回首，奈何，奈何！

首先，在上述母哭悼子的情感表现中，子弟书对于词话本《金瓶梅》的吸收借鉴较为充分，主要体现在大致的悼子层次、段落的次第安排上，意在突出：

（1）爱子逝去的情感震撼性；

（2）爱子逝去对母亲（悼亡主体）生命价值的颠覆性，这是作为母亲角色伤悼爱子时的突出特征；

（3）永失爱子之际，回味母子亲近细节的不可复返，这类排比表达中是子弟书展示了文体特长，将其推向抒情高潮

其次，子弟书《哭官哥》全四回，作者把上面这一情节集中安排在哭悼场面叙事上，进行了极力铺排

子弟书的出蓝之色在于，哭悼铺叙幅度增大，有效突出了爱子逝去引发的失去价值的思考，联想当初因母子之情所忍受的种种委屈，以此惜憾强化永失爱子的无边怅憾

如同文龙（字禹门）批本第54回评所称：妻与妾六人之内，惟瓶儿为西门最宠而瓶儿亦实有令人怜惜处：情性和平，全无机诈，周旋忍让，不作猖狂，此妇女中温柔者也

因而如此温柔平和的李瓶儿，却遭遇无以复加的丧子之痛，就更加引人同情和悯惜

其三，子弟书体现了情感意脉的连贯性，更间运用了连续排比的修辞手法，浪复一浪，不容间歇

在词话本中，李瓶儿的悼子是根据时间推移间歇式的，先是官哥儿断气时的哭昏，接着是五日后见旧物哭想娇儿，再就是良久之后憾恨不已：

再你在我这怀儿中抱，由不的珍珠往下抛你再不来描金床上睡着玩耍，你再不来在我手掌儿上引笑……

整个叙述属于哭悼一阵，穿插叙述一阵，起伏式地抒情；子弟书《哭官哥》则没有时间分段落的打断，是笔力集中，一气呵成，逐步推向伤悼主体的情感高潮：

以痛惜憾恨为情感核心，较为真切地强调发挥了慈母丧子之痛的文学传统

《礼记•丧服志》规定：年十九至十六为长殇十五至十二为中殇，十一岁至八岁为下殇，不满八岁以下，皆为无服之殇

《文心雕龙•哀吊》曰：辞之所哀，在彼弱弄（幼子），苗而不秀，自古斯恸

挚虞《文章流别论》指出：

哀辞者，诔之流也，崔瑗、苏顺、马融等为之率以施于童殇夭折，不以寿终者建安中，文帝临淄侯各失稚子，命徐干、刘桢等为之哀辞哀辞之体，以哀痛为主，缘以叹息之辞

元代杨载《诗法家数》也认为伤悼之作应能做到情意真切：

哭挽之诗，要情真事实于其人情义深厚则哭之，无甚情分，则挽之而已矣当随人行实作，要切题，使人开口读之，便见是哭挽某人方好中间要隐然有伤感之意

未成年者尤其是幼儿之死，最令人痛惜；而伤悼夭折又最少俗间功利应酬的成分，因而这类伤悼哀挽之作，相对说更情感事实，更契合上述要求

有时，在男性伤夭悼稚之作里，可能会出现悲切与旷达的双重结构如袁宏道《哀殇》二首伤悼幼儿虎子：

弱腕系金铃，青丝绾偏髻胸前两绣囊，犹作长命字欠尔三斗乳，偿汝一升泪稚魂半尺余，荒荒投旅次我尝静坐思，生死同一例子既先我行，即是鬼先辈如彼排场人，尊卑乃相递一去与一来，孰知非天戏

悲悼子女的审美表现，往往是悲到极点，对悲痛本身又进行了铺叙、反思，较易于引起人们更多的同情与共鸣[13]

而子弟书，可以说充分继承了这一悼祭文学传统中，对于特定角色哭悼的情感分寸把握

至于子弟书作者韩小窗，则是幼时丧失双亲寄居姑姑家，丧亲之痛时萦胸怀，在此难免情不自禁地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其情则是更为深挚真切

其四，子弟书在总体上，继承了并强化了《金瓶梅》原著的人生悲剧意识，较为关注景物悲凉的一面，社会人生的好景无常的必然性一面

子弟书《旧院池馆》（全四回）有人认为很可能也是韩小窗的作品，其借春梅旧地重游的个人感受，写出了人生聚散无常的普遍性感伤情怀：

据生活在子弟书故乡的童年记忆，子弟书的总体风格是以悲为美，其作为一种文体的发生，就有着思乡忆旧的悲慨基调：

原来，清代雍、乾之际，边塞战事频仍，远戍边关的八旗子弟不安于军旅的寂寞，遂将思家忆旧的悲怨情怀一一形之于书曲，辗转传抄，咏唱不绝当时，称之为‘边关小调’或‘八旗子弟书’迨至嘉庆、道光年间，尤为盛行满族聚居地的顺天、奉天一带的众多八旗子弟，以写作与吟唱子弟书段为时髦，有的还组成了一些专门的诗社‘子弟书’文词典雅，音调沉郁、悠缓，唱腔有东城调和西城调之分东城调悲歌慷慨，清越激扬，适合于表现沉雄、悲壮的情怀；西城调缠绵悱恻，哀婉低回，多用于叙说离合悲欢的爱情故事总的听起来都是苍凉、悲慨的[14]

内在的文类传统，当然也与八旗生计这类后征战时代带来的满族下层民众生存状态有关，而从感物勃发的抚今追昔，更易于契合这一文体的情感表达特长，真是排比铺叙，一唱再三叹，慷慨有余音：

昔盛今衰，荣枯相映，令人在怀旧的温馨中，更为自然真切地品味曾有过的美好与温馨，从而备感当下的苍凉凄冷

于是子弟书将女性美丽青春体现出的个体生命的有限性悲苦，推向了更为普遍意义的盛极而衰之慨：

真个是红颜自古多薄命，只落得重来谁见旧时人你看那月儿缺时终须满，鲜花儿虽谢又重新惟有这玉人儿一去无时返，泉路茫茫不可寻！

令人深思的是，个体命运与家族兴衰的联系，具体而微地浓缩到官哥儿再牵连到李瓶儿，又可继续推而广之，到该母子人物之于《金瓶梅》整部作品的全息性功能

姜学君曾注意到，李瓶儿初嫁西门庆家，正值其家有了转机，家道呈上升之势，生子与西门庆加官几乎同时，官哥满月宴席也盛况空前，西门家热急之时：

瓶儿死时，丧礼办的很宏大，但表面虽热闹，实际已暗藏冷局，所谓物极必反，从此西门家道日渐衰落由此，瓶儿在书中地位可见矣[15]

韩小窗似乎对于女性个体的命运悲剧，更有着深切的敏感与同情，他还根据《三国演义》赵子龙长坂坡救主故事，改变视点重新创作了《糜氏托孤》，将描绘歌咏的重点，放到了糜夫人伤重难行，危难中舍己托孤的壮烈场面：

……赵将军你保一个阿斗强如千百个麋氏，这孩子是刘门之中接续后程想人生百年大限终须死，我今朝死为之幸、亡故的分明你与我多多拜上皇叔驾，叫他体天心时时念念在苍生……

韩小窗的情商指数非常之高，有意识地聚焦在英雄故事中的儿女之情和女性角色的特质所在，饱浸着深情加以刻画：闲笔墨小窗泪洒托孤事，写将来千古须眉愧玉容 [16].但应当承认，这种表达与关切本质上仍是文人化的

启功先生《创造性的新诗子弟书》一文曾揭示过子弟书的文人气质：

觉得它应叫‘子弟诗’才算名副其实这个‘诗’的含义，不止因它是韵语，而是因它在古典诗歌四言、五言、七言、杂言等等路子几乎是走穷时，创出来这种‘不以句害意’的诗体[17]

而论者也曾概括代表性作家的风格特征：

韩小窗的作品以悲愤之情见长，笔墨酣畅，给人以极大地震撼力……很善于以人之情思、人之伦常来细致地加工以刻画，再加上以气贯之的本色语言，从而以气血之情动人，颇有些似子弟书中的关汉卿

这种情感的冲击与震撼，再加上熟练的文笔，从而使其作品达到了很高的境界[18]

尽管这是从文人阶层的审美意趣、价值尺度来衡量的，不失为真知灼见

我们也要看见到问题的另一面，就是世俗的情味减少，过于干净，也不免使得这类代表子弟书审美主流风格的作品，

连同子弟书其他作品一道，会因此而减少世俗的受众群体数量，带来艺术消费的衰微

平心而论，《金瓶梅》更能雅俗共赏，而子弟书则以其典雅、对知识储备的较高要求而更适于饱学文人的口味，更契合满族城市平民的悲苦心境，从而一时间雅俗共赏

文学是社会心理潮动的窗口，当明代中后期中原众多历史演义以纷陈的宝贝兵器想象，展示面临域外先进武器的忧恐、自卑超越心理的一二百年之后[19]，

入主中原的北方满族子弟书倾诉了一种战争时代过后，原本马上征战民族那种无所事事、生计无着，转向个体小我、日常生活中身边的苦恼与悲哀，这正是《红楼梦》代表的清中叶感伤文学的抒情性主导倾向所汇聚的时代心理，借助改编《金瓶梅》韩小窗发出了一种时代悲音

据研究，韩小窗为子弟书前期作家，不可能晚到道光、光绪间[20]

韩小窗作品较大程度上体现、引导了子弟书的选材偏好、审美情调，至少从三个层面契合时代思潮

一者，作者真实的下层平民生活经验，至情投入，细致入理这也是子弟书题材特别是明代四大奇书产生的时代精神折射

二者，作者与说唱者心性契合说唱者使用的演唱底本常常是按质论价买来的，如陈锦钊认为：代戏，四回，一吊六又说：又《乐善堂子弟书目录》四回一栏，著录有《访贤》一种，售价‘一吊’，未注明是‘代戏’，疑即为本曲[21]

按，一吊是一两白银，或一千文铜钱在此情况下，说唱艺人往往会寻找适合自己品味和社会受众世俗情感需要的说唱底本，以期物有所值

三者，说唱场景中表演者与受众的悲情互动，在旧日理想与当今现实矛盾冲突中，回味全民族的失落与惆怅

于是，韩小窗的落第下层文人身份及其至情创作，一定程度上契合满汉民族下层民众同情弱者的社会伦理精神，期望回归驰骋疆场建功立业，重新建立新的社会秩序

而《金瓶梅》对于妇孺个体生命的珍爱，社会价值失落的悯惜，既有其独立的文学史、主题史价值，也不妨与子弟书等一系列改编重构作品统观，民族精神史的一个审美表现

总之，子弟书对《金瓶梅》的改编重构，体现出满族下层文人的贫困体验与生存价值思考，具有鲜明突出的时代意义

而《金瓶梅》的流传传播研究得到了重视并取得了丰硕成果最近半个多世纪以来，《金瓶梅》文化更加广泛深入地进入到当今社会生活之中，这离不开子弟书审美传扬这一环节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