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瓶梅》涉商类学术研究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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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金瓶梅》涉商类学术研究,首先是《金瓶梅》中商人的研究,包括商人形象、商人的经营活动、商人价值观三方面的研究;其次涉及各类商品的研究,主要涵盖了服饰的生产和消费的研究,饮食消费和房屋价格的分析;最后探讨了《金瓶梅》货币的问题。目前上述三方面的研究现状主要是对西门庆人物形象探析发生了两次转折改变,从商人到新兴商人再到多种身份综合的形象。商品研究揭示了《金瓶梅》商品消费具有享受、炫耀的消费心理。货币研究分析了白银货币对传统伦理道德的冲击和明朝白银货币化的经济情况。

《金瓶梅》中描写了大量的商品经济活动,这种特殊现象早在20世纪就已经被学界关注,有关《金瓶梅》的涉商类研究著作、论文等近年来也层出不穷,因此有必要对《金瓶梅》涉商类专著、论文进行梳理总结,从而展望未来该领域学术发展前景。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一、《金瓶梅》中商人的研究

《金瓶梅》横空出世后,欣欣子序言该书寄意于时俗,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谈到《金瓶梅》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变泰之事,间杂因果报应,而不甚言灵怪,又缘描摹世态,见其炎凉,故或谓之‘世情书’也。 (1) 《金瓶梅》无论是时俗小说还是世情小说,其特点反映在题材、结构、表现手法等多方面。在描写对象上异于《三国志演义》中的王侯将相或者《水浒传》里的传奇英雄,而是一位形象复杂的商人,这是《金瓶梅》题材的创新之处。围绕着《金瓶梅》商人形象的研究视角较为多样,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围绕商人形象尤其西门庆商人形象的研究;二是针对商人的经济活动方面的探讨;三是探析商人对待财与色两方面的价值观。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一)西门庆商人形象的研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明代已有文人对西门庆的形象进行分析,如《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评者认为西门庆是大老官 (2) 和市井暴发户 (3) 双重身份。清代的张竹坡认为西门庆是市井小人 (4) ,并指出夫本意为西门贪财处,写出一玉楼来,则本意原不为色。故虽有美如此,而淡然置之。 (5) 张竹坡不仅把握了西门庆市井商人的身份更是意识到西门庆追求金钱的欲望大于他的色欲。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20世纪30年代,郑振铎认为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 (6) ,他将西门庆的身份定位为流氓或者土豪。而吴晗在20世纪30年代却提出《金瓶梅》以批判的手法,暴露当时新兴的结合封建官僚势力的商人阶级的丑恶生活 (7) 。吴晗是率先提出西门庆新兴商人形象的看法,此观点一经提出之后,之后的学者便纷纷依据此观点又提出各自的西门庆形象观。20世纪80年代末,卢兴基《论〈金瓶梅〉16世纪一个新兴商人的悲剧》,更是明确提出了西门庆是16世纪新兴商人形象的言论。继卢兴基提出西门庆新兴商人观点后,20世纪90年代末朱俊亭《论〈金瓶梅〉悲剧的社会意义》认为西门庆是新兴商人和市民阶层,这个观点在卢兴基新兴商人的看法上进行的补充和新变。朱俊亭的创新点在于他提出西门庆的阶层是市民阶层,而不是封建势力代表。21世纪以后,李红《一曲新兴商人的悲歌——〈金瓶梅〉中的西门庆形象浅说》从西门庆的金钱观和情感观上分析西门庆形象,李红认为西门庆在金钱观上既注重金钱的流通又把追求金钱作为实现人生价值的手段,在情感观上,虽然西门庆放纵情欲,但又不乏真情脉脉的一面。卢兴基、朱俊亭、李红皆认为西门庆是资本主义萌芽下的新兴商人形象的观点,新兴商人的观点提出后在学界形成很大的影响也遭到众多学者的反对。20世纪80年代末,罗德荣《论西门庆》 (8) 最早明确反对新兴商人的观点,认为西门庆是暴发户。20世纪90年代初,高培华和杨清莲《〈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 (9) 驳斥了新兴商人的论点,认为西门庆是封建官僚等级的特权商人。21世纪以后,曹炳建《明代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封建商人的典型——〈金瓶梅〉西门庆形象新论》也是新兴商人观点的反对代表。曹炳建从西门庆的财富来源和商业经营活动的特点方面分析出西门庆形象的封建性,从西门庆疯狂追求金钱和践踏利用女性两方面得出西门庆是封建商人典型代表的观点。虽然学界对新兴商人的争论不断,但是进入21世纪,西门庆是新兴商人的观点还是逐渐被越来越多的学者所认同。如王齐洲论及《西门庆的商业道德和头脑》时直接将西门庆形象归入新兴商人一类中,高彦清从西门庆新兴商人的身份出发谈论其经商思想。格非在《白银时代的资本伦理》评价西门庆是为钱生为钱死的新型商人 (10) 。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围绕学界对西门庆商人属性是封建性质还是新兴性质有所争议的同时,学界也逐渐意识到西门庆的人物形象是立体的而非是扁平的。20世纪80年代,徐朔方《论金瓶梅》指出作为官僚,西门庆是权奸的爪牙;作为地主,他是一手遮天的恶霸;作为商人,他凭仗特殊的护身符,而生财有道 (11) ,徐朔方已经分析出西门庆商人、地主、官僚的多重身份。20世纪90年代初,孙逊《西门庆:中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而生的畸形儿》提到确切地说,西门庆是一个集官、商、霸于一体的暴发户典型,是十六世纪后期我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而生的畸形儿。 (12) 西门庆在情感上对女性这种粗暴的占有欲就是他恶霸身份的例证。孙逊和蔡国梁对西门庆的形象定位是一致的,都将西门庆定位为商人、恶霸、官僚三位一体的综合形象。20世纪90年代末,刘孝严《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商人形象特征》也认为西门庆是恶霸、商人、官僚于一体的人物,同时西门庆还具有突出的新兴商人特征,又分析了西门庆的信仰,金钱崇拜、性欲追求和自我满足 (13) 。21世纪以后,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总结了目前关于西门庆形象的各类说法,共有四种观点,一是地主、恶霸、商人三位一体;二是新兴商人;三是官商;四是官商与新兴商人的混合体 (14) 。这算是给西门庆形象做了一个简短又不失要点的总结。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从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学界争论的焦点在于其商人形象的属性是封建性的还是新兴性的,而与此同时西门庆官、商、霸三位一体的人物形象观也在学界悄然兴起,不过,无论西门庆商人属性如何,还是多重身份加于一身,他的商人身份始终是学界把握西门庆人物形象的基本出发点。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二)商人经营活动的研究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针对商人的经营活动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较早对商人类型进行分类,他将商人分为行商、铺商、牙商和小商贩四类。姜守鹏分析了《金瓶梅》所反映的商业经营活动新变,一是长途贩运的发展 (15) ,二是合资制、合伙制、合股制和贷本制度的出现 (16) 。20世纪90年代末,米万锁《试论〈金瓶梅〉的商业史料价值》也是对商人进行分类,贩运商、店铺商、中间商、高利贷者,这些商人有相应的经商方式和理念,‘兵贵神速’‘垄断经营’‘富贵必因奸巧得’‘迎着客货而买’‘不择手段’ (17) 五条经商策略。进入21世纪后,许建平《〈金瓶梅〉的文化反思:因何经济崛起而文化衰微》指出西门庆经营方式,直销模式专卖店式的专一化和店员责任分工的精细化专卖店式的专一化和店员责任分工的精细化股份制经营模式营销策略:礼貌待客、活气经营、让利招揽顾客 (18) ,最后许建平分析由于这些先进的经营方式使得西门庆的财富迅速升值。王波《〈金瓶梅〉中的明代后期商人、商品和商业经营》将商人分为大商人和商业职员,其中大商人又分为行商和坐贾,指出商人的经营策略是分析销售前景,身兼官商两种身份,重视商业分工,以及偷税漏税四条策略。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从上述可以看出,学界对商人的经济活动的关注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商人的经营策略,二是经营方式。研究《金瓶梅》商人的经营策略,学者们常常使用的方法是对商人进行分类,大部分学者趋向于以商人的运营模式不同划分不同类型商人,这样可能导致学者们在分析商业策略时得出类似结论,如果以商人经营的商品或者以财富为划分标准再看商人的经营策略会有不同的结论。文章源自 四大名著网:http://www.sdmz.cn四大名著-http://www.sdmz.cn/54469.html

(三)商人价值观的研究

清代张竹坡早已指出《金瓶梅》的主旨是独罪财色 (19) ,财与色相比下,色可以动人,尤未如财之通行无阻,人人皆爱也 (20) ,写得色字固是怕人,写得财字更深厉害,真追魂取影之笔也 (21) 。现当代学者同样也认为商人尤其指西门庆对财的渴望远大于对色的追求。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张靖龙《金钱崇拜与〈金瓶梅词话〉》 (22) 已经注意到金钱崇拜问题,张靖龙认为不仅商人具有崇拜金钱的价值观,而且书中各色人物包括神佛僧尼都是金钱崇拜者。20世纪90年代,种衍璋《〈金瓶梅〉作者的主体意识—万恶钱为首》指出小说中透露出的金钱万能观,而《金瓶梅》中有关金钱的诗词或相关描写暗含着笑笑生对以西门庆为代表的新兴商人拜金主义行为的痛恨和诅咒。宋培宪《金瓶梅:铜臭浸熏下的市侩世界》认为女色和钱财实乃西门庆热衷追逐的两大人生目标。但相比较而言,在财、色的追求上,或者说,当二者发生抵悟时,他更看重的还是金钱 (23) 。21世纪初,王猛《〈金瓶梅〉与明代社会的金钱观念》中提到商人的三大金钱观,贪婪崇拜、轻财好施、重利又重义,当然王猛意识到所谓的重义是极为微弱的非主流金钱意识。相比较大部分学者对商人的金钱观持否定态度,王猛却发现书中一丝正面的金钱观实为可贵。王齐洲《〈金瓶梅〉社会转型期的人性考问》指出,金钱冲击了封建等级和传统道德,而西门庆既没有等级忠诚,也没有道德荣誉感,有的只是对金钱的追逐和对女色的贪婪 (24) 。郭芳和杨德华《从〈金瓶梅〉看明代商人的政治人格》指出价值观的失衡,使人的价值向金钱倾斜 (25) 。刘紫云《〈金瓶梅〉的物象与晚明商人的物质世界》从物象角度,透过物象看到背后的白银,看到商人们对白银的崇拜,刘紫云选取的切入点较为新颖。另外,商人除了白银崇拜的价值观,还有淡薄的贞操观,这点在高昂《论中晚明通俗小说中的商人形象》和张馨《〈金瓶梅〉女性与家庭探析》提到过。黄廷富《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心理描写》,认为西门庆作为商人有着好货的心理,更热衷金钱而不是女性的贞节,指出了商人贞操观之所淡薄的根源还是由于对金钱的狂热。

学界关于商人金钱崇拜问题的研究,张竹坡认识到《金瓶梅》中人人皆爱财的情况,20世纪80年代的学者也看穿金钱崇拜问题几乎渗透到每一个人的活动中,其研究方法从最开始的重视文本阐释金钱主义到有重点的选取切入点解释金钱崇拜,体现了对该问题的研究方法不断更新。其他商人情感,如第九十八回《陈经济临清开大店,韩爱姐翠馆遇情郎》,相关的研究论文较少,其原因首先是多数相关论文以西门庆为例,其次是《金瓶梅》中的商人更看重的是金钱而非情感。因此,这就形成了其他商人情感研究论文较少的局面。

二、《金瓶梅》中的商品研究

明代张誊认为《金瓶梅》只会记日用账簿 (26) 。清代张竹坡评《金瓶梅》读之,似有一人亲曾执笔,在清河县前,西门家里,大大小小,前前后后,碟儿碗儿,一一记之 (27) 。从上述两位批评家的评论中反映了《金瓶梅》详细描写了西门庆家的日常事务,其中就包括各种商品交易活动,这为后来的学者研究明朝的商品经济提供了原始材料。《金瓶梅》中的商品种类多样,有必要对其进行分类,根据商品的用途可以将商品分类为生活资料商品(供衣、食、住、行、用的商品)和生产资料商品(工业生产资料商品和农业生产资料商品) (28) 。由于《金瓶梅》中并不存在生产资料商品的相关描写,故将《金瓶梅》中的商品分为生活资料商品,可细分为服饰、食物、房屋等类。

(一)《金瓶梅》中的服饰生产与消费的研究

从21世纪10年代开始,学界逐渐有学者从商业角度探讨《金瓶梅》中的服饰。许大海《略论明代运河区域丝织品生产与工艺——兼谈〈金瓶梅〉中的丝织品》,提及明代丝织业的发达和旺盛的市场需求、政府的鼓励和管理以及交通的畅通都有密切关联。其中,明政府每年对外来使的礼物回馈,发给官员的实物俸禄,使得丝织品的消费极为庞大,仅永乐十七年,哈密向明朝进贡,明政府回赠‘钞达3.2万锭,文绮百匹,绢1500匹’而且民间需求同样旺盛 (29) ,如用丝织品作为交往的礼品。总之,政府和民间都对丝织品有极大的消费需求。竺小恩《〈金瓶梅〉看明代运河流域丝绸文化的繁荣》指出,通过《金瓶梅》小说反映出来的运河流域丝绸文化的另一大特点,便是丝绸贸易的繁荣 (30) ,具体表现在京杭大运河为南北贸易提供交通方便,和巨大的丝织品的消费需求为运河服饰贸易开拓了市场空间。刘衍青《〈金瓶梅〉的消费文化解读——以服饰消费为例》从服饰消费角度分析出《金瓶梅》消费文化意义,其中包括新兴商人与市民阶层追求享乐、夸示的消费理念晚明社会礼崩乐坏的发展趋势仕宦阶层与新兴商人互相利用、彼此艳羡的复杂心理 (31) ,以及服饰消费具有等级性和投资性等四个方面的消费文化意义。

通过对上述论文的分析,可以发现学者们从商业角度研究《金瓶梅》服饰割裂了服饰生产和消费。如西门庆招工染布就是布料生产,生产决定消费,消费对生产具有反作用。因此,既不可以单纯地研究明代服饰生产在《金瓶梅》中的体现,也不能避开当时的生产环境只探析《金瓶梅》的服饰消费意义,而是彼此结合互相关照。

(二)《金瓶梅》中的饮食消费的研究

从商品的角度金学界围绕饮食的研究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金瓶梅》饮食对商品经济的折射,二是《金瓶梅》饮食消费特点。20世纪90年代,王启忠《试论〈金瓶梅〉饮食描写中的文化形态》谈到,《金瓶梅》中丰富的饮食描写反映了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21世纪10年代之后,邢文《论明代商业文化对小说的影响》指出明代小说中饮食的商业特点是对礼制的僭越和对人生的享乐。但是邢文指出的两点商业特性带有更多的普遍性,如服饰的消费也是体现了对礼制的践踏和对人生享乐的追求。钟晓璐《中国古代餐花行为及其文学书写研究》和韩洁、潘宝明《〈金瓶梅〉饮食的社会意义探析》均有提到《金瓶梅》饮食描写反映了明代繁荣的商业经济发展,两位学者通过统计《金瓶梅》中的食品、酒水、茶叶的种类,分析山东餐饮业的繁荣发展,具体表现在《金瓶梅》中汇集了全国各地种类丰富的美食,多样考究的烹饪方法等多方面。针对《金瓶梅》饮食消费特点的研究,刘衍青《消费文化视域中的〈金瓶梅〉——以饮食消费为例》,解释酥油泡螺的制作和鲥鱼的昂贵以印证晚明饮食消费的夸耀性与享乐性的特征。朱全福《论〈金瓶梅〉饮食消费的奢靡与逾礼越制》分析了西门庆的家宴、庆官宴等宴会耗费食材之昂贵、档次之高、消费白银之多,和丰富繁多的干鲜水果,以及各类精致考究的点心名贵的茶叶和酒品,充分显示了《金瓶梅》中饮食消费的奢侈靡费。

《金瓶梅》饮食的研究存在的问题是对饮食消费内涵的解释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尚未指出饮食消费的独特意义,其次是不少研究对饮食折射了商业尤其是餐饮业的繁荣都没有合适的切入点和例证,研究中更多的指出食品的丰富,但是食品材料充足不能代表整个商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另外,尽管学者们都指出炫耀性饮食消费的特点,其实,明中晚期整个社会都崇尚浮夸炫耀的消费形式,将《金瓶梅》的饮食消费置于整个历史背景中,既可分析《金瓶梅》中消费的独特性还可以指出其中的原因,这是未来可研究的新方向。

(三)《金瓶梅》中房屋交易的研究

21世纪初,蔡国梁《〈金瓶梅〉社会风俗》对比了《金瓶梅》中各类商品的物价,总结出《金瓶梅》中各色房屋的价格受门面、房屋面积、房屋结构的影响,如‘门面七间,到底五层’,都要卖一千二百两左右而第七回算是前后五层,但门面屋只四间,兼之过道、亭园等附加面积少,只值七八百两银子 (32) 。之后的学者也纷纷对书中房产问题予以格外注意。王波《〈金瓶梅〉中的明代后期商人、商品和商业经营》梳理了常见的各类商品如房屋等商品的价格,王波将房屋分为三种类型,大型房屋价格在五百两到一千两白银左右,中型房屋价格在二百两白银到三百两白银,小型房屋价格一般低于一百两,除此之外,王波指出典房是只交易居住权不能购买产权。蔡国梁对比商品价格的目的在于使读者对书中的物价有一定的感性认识,王波梳理商品价格的意图在于全面正确地认识明代后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和资本主义萌芽的成长 (33) 。黄强的研究与上述学者的研究略有不同,他在《〈金瓶梅〉风物志》著作中主要谈论房产置业。首先,讨论了欲要安居乐业必先置业住房,当经济实力扩大后,购买商业用房便是谋求事业发展的手段之一;其次,分析商用房和住宅房的购买标准的差异;再次,商用房和住宅房的价格;最后,作者得出一个启示即置业购房与社会安定情况有紧密联系。王波讨论《金瓶梅》中的商品意在窥探明代商品的价格体系和经济状况,而黄强从置业问题引申到社会稳定问题。段素梅也关注了《金瓶梅》房产问题,《〈金瓶梅〉中的消费文化——以房地产交易为例》指出房产交易具有两点时代特征,一是商人是房产主要购买者,二是独特典房现象,透过房地产交易可以看出无论是新兴商人还是普通市民都有着享乐炫耀的消费心理。

通过上述的学者的研究可发现,尽管学者都关注到房产的价格,但是透过价格背后得出的结论各不相同,其结论从表面的价格呈现到深层次的消费心理过渡。针对《金瓶梅》房产的研究,除了关注其价格,房屋地理位置、布局构造和人物的性格命运情节结构发展是否有一定关联,也是可供学者们研究的方向。

三、《金瓶梅》中的货币研究

格非认为明代后期的社会中,白银逐渐成为主导货币 (34) ,产生于明代中后期的《金瓶梅》证明了白银的货币化。因此,有关《金瓶梅》中的货币研究成为学界关注的另一个重点。

21世纪初,《金瓶梅》货币的研究才有学者陆续关注此问题。21世纪初,罗德荣《金瓶梅——封建末世的写实长卷》指出伴随货币地位的日益提高、等级消费向商品消费的过渡以及商品消费的迅速更新,一切传统的秩序和观念都受到巨大冲击 (35) 。许建平和马世昌《〈金瓶梅〉价值的货币文化解读》中阐释了《金瓶梅》中四种货币文化观念:一是货币的流动增值观;二是重利轻义的金钱主义价值观;三是货币给予个体自由;四是货币成为新的价值尺度。21世纪10年代,许建平《〈金瓶梅〉的文化反思:因何经济崛起而文化衰微》提到货币可以转化成具有破坏性、逐利性和贪婪性的资本,同时货币和资本也具有促进人性善的一面,如满足人的需要,推广博爱,弱化了人与人之间的等级差别,赋予雇佣者更多的人身自由。

上述的学者注意到白银货币化造成了对传统文化的冲击,还有部分学者以《金瓶梅》白银货币化为研究角度以分析明朝实际经济情况,并以此情况和《金瓶梅》中的描写互相参照。2006年许建平《〈金瓶梅〉流通货币质态与成书年代补证》,根据明朝货币流通状况和《金瓶梅》中使用的货币情况进行对比从而考证《金瓶梅词话》的成书时代。2007年郑铁生《〈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指出《金瓶梅》是展示明代白银货币化最典型的小说 (36) 。郑铁生采用小说历史互证的方法证明了明代白银货币化,并且白银货币化带来三方面的变化均在《金瓶梅》中得以体现:一是金融机构的雏形初现,二是国家税收货币化,三是田赋役赋货币化。21世纪10年代后,张准《从〈金瓶梅〉看明代后期白银流通及购买力》同样采用小说历史互证的方法,肯定了《金瓶梅》的时代背景是明朝白银货币化的时代,并且分析了白银的购买力,一两银子可买大米90.3公斤,按目前中等大米每公斤5元计,约合人民币450元 (37) ,因此张准认为一两白银的购买力比较高。格非《白银时代资本伦理——读〈金瓶梅〉》 (38) 提到明代中晚期白银是主导货币,纵看《金瓶梅》中白银流通于整个市场,但是明朝的采矿技术低下和白银存储量少都无法满足市场对白银的需求,书中呈现的白银遍地的景象和明代匮乏白银的实情不相符合,因此格非从史料中得出明代从美洲和日本进口大量白银,这些白银流向了经济繁荣的地区如临清,因而《金瓶梅》展示了一个白银充足的经济市场。

《金瓶梅》中的货币研究整体上呈现两条探究方向,一是有些学者重点阐释金钱对传统文化伦理道德的冲击性,二是采用文史互证的方法分析明朝社会经济情况,或者把明朝社会货币情况和《金瓶梅》白银使用相对比,目的为了考证《金瓶梅》创作年代或分析历史和小说差异的原因。

综上所述,纵观整个《金瓶梅》涉商类学术研究,呈现出一条比较鲜明的分界线,以21世纪10年代为分水岭研究方面有所转变,在此之前学界更为关注商人形象分析,在此之后商人形象的研究渐渐退出学界,学者们的研究方法转向更新颖细致的领域。20世纪末到21世纪初,学界涌现对西门庆的人物形象极大讨论兴趣,有关西门庆的形象研究已经挖掘得非常充分了,这部分的研究起源最早,研究成果最丰硕,是整个涉商类研究方向中最成熟的领域。21世纪10年代后,伴随着商人探究的逐步没落衰微,商品、货币等方面的探讨才逐步兴起,这是《金瓶梅》涉商类学术研究角度的发展变化。

注释

;(1)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25页。;

(2)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23页。;

(3)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293页。;

(4)(明)兰陵笑笑生著,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548页。;

(5)(明)兰陵笑笑生著,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109页。;

(6)吴晗、郑振铎等著:《论〈金瓶梅〉》,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

(7)吴晗:《吴晗论明史》,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630-631页。;

(8)罗德荣:《论西门庆》,《明清小说研究》1989年第2期。;

(9)高培华,杨清莲:《〈金瓶梅〉:一个特权商人的恶性膨胀史--与新兴商人悲剧说商榷》,《河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5期。;

(10)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56页。;

(11)徐朔方:《论〈金瓶梅〉》,《浙江学刊》1981年第1期。;

(12)孙逊:《西门庆:中国封建经济和早期商品经济杂交而生的畸形儿》,《文学遗产》1994年第4期。;

(13)刘孝严:《论〈金瓶梅〉中西门庆形象的商人特征》,《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14)宁宗一:《说不尽的〈金瓶梅〉》,北京文艺出版社2018年版,第285页。;

(15)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16)姜守鹏:《〈金瓶梅〉所反映的明代商业》,《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9年第3期。;

(17)米万锁:《试论〈金瓶梅〉的商业史料价值》,《山西财经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

(18)许建平:《金瓶梅》的文化反思:因何经济崛起而文化衰微,《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1期。;

(19)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16页。;

(20)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29页。;

(21)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3页。;

(22)张靖龙:《金钱崇拜与〈金瓶梅词话〉》,《温州师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8年第4期。;

(23)宋培宪:《金瓶梅:铜臭浸熏下的市侩世界》,《明清小说研究》1999年第4期。;

(24)王齐洲:《〈金瓶梅〉社会转型期的人性考问》,《天津社会科学》2003年第1期。;

(25)郭芳、杨德华:《从〈金瓶梅〉看明代商人的政治人格》,《青岛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0年第3期。;

(26)朱一玄编:《金瓶梅资料汇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183页。;

(27)(明)兰陵笑笑生著,张道深评:《金瓶梅》,齐鲁书社1991年版,第43页。;

(28)蔡玉秋、肖晓旭主编:《商品学》,中国电力出版社2016年版,第24页。;

(29)许大海:《略论明代运河区域丝织品生产与工艺--兼谈〈金瓶梅〉中的丝织品》,《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5年第1期。;

(30)竺小恩:《〈金瓶梅〉看明代运河流域丝绸文化的繁荣》,《浙江纺织服装职业技术学院学报》2017年第2期。;

(31)刘衍青:《〈金瓶梅〉的消费文化解读--以服饰消费为例》,《宁夏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32)蔡国梁:《金瓶梅社会风俗》,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77页。;

(33)王波:《〈金瓶梅〉中的明代后期商人、商品和商业经营》,《江苏商论》2012年第12期。;

(34)格非:《雪隐鹭鸶--〈金瓶梅〉的声色与虚无》,中华书局2019年版,第62页。;

(35)罗德荣:《〈金瓶梅〉--封建末世的写实长卷》,《盐城师范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2期。;

(36)郑铁生:《〈金瓶梅〉与白银货币化》,《明清小说研究》2007年第4期。;

(37)张准:《从〈金瓶梅〉看明代后期白银流通及购买力》,《中国文学研究》2013年第2期。;

(38)格非:《白银时代资本伦理--读〈金瓶梅〉》,《中国金融》2016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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